毛公连出妙招，赢得陕北民心，稳固根据地
在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吴起县的中部，有一个古老的小镇——吴起镇。相传，在公元前400年左右，魏国大将吴起在此驻兵多年，因此得名。
这里曾是军事要塞，见证了历史上无数的战斗和故事。 1935年10月19日，寒风料峭。小镇上的十几户人家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因为他们知道，今天会有重要的人到来。
没错，那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他们是一支由长征中的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而成的军队。他们的到来，犹如一股清流，给这个战争频发的小镇带来了希望和生机。
中央红军历经艰险，终于在哈达铺找到了落脚点。此时，他们急需精神食粮，以便更好地了解前方的情况。于是，毛主席交给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一个任务，让他去寻找最近的报纸和杂志。
梁兴初率领红军侦察连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来到了哈达铺。在那里，他们得知了陕北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27军及苏区根据地存在，而且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25军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合。这一重大消息，对于中央红军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向陕北进军，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一张报纸定去向」。
10月7日，中央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击败了敌人的追击，扫清了障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他们一鼓作气，翻越了六盘山。
之后，他们继续向前，于10月19日终于到达了吴起镇。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这标志着中央红军成功地完成了长征。
吴起镇，这座历史的见证者，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回到自己家"的那一刻：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抵达吴起镇，只剩下7200人。毛主席接见了保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希望他们能配合歼灭尾追的国民党骑兵。
张明科曾是刘志丹家的长工，在刘志丹的引导下参加革命。毛主席对张明科的热情难以言表，他关心刘志丹的下落，张明科告诉他们刘志丹被关押了。
毛主席听闻后大惊，急切地想要知道刘志丹被关押在何处。
龚逢春在吴起镇会师的深夜，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以及当时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红军的发展状况。
这些汇报让中央领导人全面了解了西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性。原来，在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组成红15军团。
然而，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动了错误的「肃反」，将刘志丹看作右倾人物，成为了首要目标。
刘志丹：瓦窑堡危机中的勇敢抉择 刚刚指挥完崂山大捷的刘志丹，突然接到瓦窑堡开会的通知。然而，当他拆开交给他的秘密命令，发现竟是要逮捕他时，他并未选择逃避和对抗，而是选择了红军内部的团结。
他冷静地将信封好，交给送信的通讯员，并坦然骑上战马前往瓦窑堡。 尽管刘志丹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被捕入狱，但他的勇敢和坚定，使这场疯狂的「肃反」得以及时制止，挽救了众多无辜干部和群众的生命。
他的事迹，使陕甘苏区的局势得以稳定，并为接下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内部肃反酿恐慌，中央红军勇破局 西北根据地陷入危机，内部矛盾重重。25军谣传被杀，群众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根据地大片沦丧。
在15军团内部，也在酝酿内讧，贺晋年表示如果中央不来，他们将与25军打起来。 外部形势同样严峻，蒋介石调遣多路军队「围剿」红军，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内外压力，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化解危局：一路由毛主席、彭德怀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与15军团会师，合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一路由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全力解决肃反问题，稳定内部。
10月30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南下，于11月2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不久，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1军团即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15军团驻地开进。
毛主席、彭德怀在红15军团驻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给予了亲切的勉励。
直罗镇战役是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根据敌军的部署，巧妙运用计策，成功将敌军诱入「口袋」，并在追击中将其歼灭的一场战役。
该战役是红军在陕北地区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也为后期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一次典型体现。战役爆发前，毛主席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制定了集中兵力，首先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4个师中的1至2个师后，再转移兵力寻找机会逐个消灭敌人的方针。
由于把握住了葫芦河这个既能粉碎国民党军两线封锁计划，又能为红军后续发展提供战略支撑的关键点，红军最终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毛主席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期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率中央机关，于11月7日到达瓦窑堡后，成立了「五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陕北的「肃反」问题。
「五人委员会」当天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杨秀山等18人。陕北老百姓听到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被释放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有救了。」
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人平反，并分别给予在「肃反」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戴季英和聂洪钧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
同时宣布根据「五人委员会」的报告形成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然而，由张闻天主导形成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刘志丹等人的平反是不彻底的，导致他们在随后几年仍然受到不公正对待。
刘志丹牺牲后，他的档案上甚至还写着「此人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判词。毛泽东在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后，于1935年12月13日来到瓦窑堡。
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也深受「左」倾路线推行者的打击，但他坚信刘志丹没有犯什么「右倾错误」。为了表示对蒙冤入狱的刘志丹的慰问和支持，第二天，毛泽东不顾旅途劳顿，立即接见了刘志丹，对他表达了深深的慰问和关怀。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们首先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肃反」。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它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在「肃反」解决后，陕北人民欢快舒畅的心情。
这个经历让西北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两句歌词的深刻含义。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到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文武兼备地实施了两大妙招。
在「文」的方面，他果断处理了陕北「肃反」事件，稳定了根据地内部，增强了团结，赢得了民心，这是政治上的奠基。
在「武」的方面，他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西北根据地，这是军事上的奠基。
这两大组合式的妙招，充分展示了毛主席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让经过一年多艰苦转战、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成功在陕北落脚，并很快站稳了脚跟，从此中国革命打开了全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