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3日，三晋大地已进入深秋。
中共代表薄一波一行冒着寒冷，带着中共中央的殷切期待来到太原与"山西王"阎锡山等人实现第一次会晤。
这次会晤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合作抗日救亡的可能性。
当双方坐定后，经过一番寒暄，薄一波毫不拖泥带水地提出了三点要求，表达了中共的诚意和合作意愿。
首先，他表示自己参加共产党多年，已经深入理解和坚守共产党的主张，希望阎锡山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行动。
其次，他明确表示自己只会从事与抗日救亡相关的工作，只会做对抗日有利的事情，绝不会从事不利于抗日事业的活动。
最后，在用人方面，薄一波希望得到方便，要求保障他所使用的人员的安全，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
薄一波的这三点要求展现了他对于与阎锡山合作的诚意和决心。他希望通过这次会晤，能够建立起共同抗日的合作关系，发挥各方的优势，共同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贡献。
阎锡山听完，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思考，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那么，当年在山西曾经大搞白色恐怖的阎锡山，为何会接受中共提出的「约法三章」呢？
阎锡山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传统儒学教育，他花了11年的时间在私塾和义塾中学习儒家经典，涉猎了四书五经以及宋明理学等内容。
即使到了上世纪30年代，当他接近50岁时，他依然能够熟练地背诵早年所读的经书名句。
成年后，阎锡山将孔子的哲学原理吸收并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的立世哲学，即所谓的"中的哲学"。
他为族人编写了大量治家格言，并亲手书写并镶嵌在阎府的墙壁上，用以教诲和规劝族人。
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他运用"中的哲学"来解决"自存与自固"的难题。
面对中共、日本和蒋介石这三股力量，他如何能够在这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滑下来，又不踩破任何一个呢？
中共积极主动地拉拢他，团结抗战，保家卫国；日本咄咄逼人地打击他，侵略他的土地，欺压他的人民；而国民党则一直设法吞并他，排斥异己，只顾自己的利益。
阎锡山深思熟虑后，权衡利弊：抗日需要实力，但他力量不足；投降日本将成为众矢之的；迎接蒋介石并不是他所愿意的；而拒绝蒋介石则力有未逮。
为了维护自己在山西的统治，阎锡山明白他必须抗日反蒋，为此，他需要与一个对他威胁较小的对象结成同盟，而这个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
可以看出，他的"中的哲学"，即"存在就是一切"的思想，为他接受中共的"约法三章"提供了主观上的可能性。
用阎锡山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能够自存自固，不管是联合日本还是联合苏联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无法自存自固，联合日本也没有好处，联合苏联也没有好处。」
日本的侵略威胁是阎锡山接受共产党的约法三章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并在1932年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发动了七七事变，攻占了华北地区，威胁到山西的安全。
日本希望利用山西的资源和地理位置，作为进攻西北和西南的跳板，甚至试图拉拢阎锡山投降。
阎锡山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拒绝了日本的引诱和威逼，坚决抗日。他曾经说过：「我宁可死在山西，也不愿活在日本。」
阎锡山为了保卫山西，与日本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如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等。
这些战斗给山西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使阎锡山的军队损耗惨重，难以与日本持久对抗。
阎锡山意识到，要想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须与其他抗日力量联合，而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开展了敌后游击战，打击了日本的后方，支援了正面战场。
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了灵活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阎锡山，多次致书或派遣代表与他沟通，表明红军的抗日决心和诚意，消除了阎锡山对中共的敌视和误解，促使他认识到与中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利益，提出了「约法三章」的要求。
与此同时，当时的蒋介石也没有闲着。
蒋介石借口帮助阎锡山抵御红军和日军的威胁，实际上是想控制山西的军事和政治，削弱阎锡山的地方势力。
1936年，蒋介石先后派出10个师的兵力进驻山西，占据了太原、大同、平型关等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对阎锡山的军队进行改编和整编，限制了阎锡山的自主权。
蒋介石不仅通过军事上的干涉，还通过经济上的封锁和政治上的排挤，对阎锡山施加压力，要求他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山西的自治权力。
1937年，蒋介石下令禁止山西向外销售煤炭，切断了阎锡山的经济命脉。
同年，蒋介石又在南京召开国民参政会，排除了阎锡山的代表，剥夺了阎锡山的政治话语权。
所以，当时的蒋介石也是想尽办法来阻止阎锡山倒向共产党，但是越是这也的逼迫，使得阎锡山也越加明白蒋介石不过是在利用自己，蒋介石有一天也会对自己开刀。
阎锡山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约法三章」，与之结成同盟，共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样，他既可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也可以保持自己在山西的统治，也可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做出贡献。阎
锡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也为山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山西人民的福祉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