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在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以来，战场形势已经发生惊天逆转，在东北战场，解放军将国民党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提前锁定胜局，其他各个战场也相继占据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给蒋介石发去一封密电，要求尽快杀了关押在渣滓洞的中共地下党许建业。
特务头子徐远举，为何要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发出这样一封电报呢？
徐远举给出的原因是，许建业是共产党在狱中的灵魂式人物，不杀许建业不足以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而在现在的情况下，如果不杀许建业，恐怕监狱中要发生重大的事件，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建业是一个硬汉，自从被捕入狱以来，特务们已经动用了「十八般武艺」一样的酷刑，却没能起到任何诱降的结果。
正面战场的溃败已经让蒋介石心乱如麻，他想不通军统连一个被捕这么久的地下党还摆不平，于是立即同意了徐远举的报告。
1948年7月21日清晨，一辆美式吉普开进渣滓洞，将许建业及李大荣同志押到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走了一个过场，被军统特务军法处判处死刑。
得知国民党反动派即将杀害许建业，人民群众沿街送行，目睹了英雄走上刑场的壮景。
许建业和李大荣在刑车上，昂首挺胸巍然屹立，沿途高唱【国际歌】，并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敌人原本是想要把许建业、李大荣押赴预定的浮图关肖家湾坡上行刑的，但是沿途送行的群众人山人海，走到半路时，敌人已经害怕了，担心引发突发事件，半路又折回去，在下肖家湾找了一处荒地将许建业、李大荣杀害。
由于行刑地点就在浮图关关帝庙学校附近，校长张觉仁不忍烈士被弃尸荒野，于是找到打更的杨守和，让他帮忙买两副木板，把许建业、李大荣埋了。
晚上的时候，张觉仁到杨守和家里付了安埋费，又请他再给英雄多加点土，烈士的遗骸才没有被弃尸荒野。
然而大家从来没有忘记忘记许建业，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许建业为革命烈士。
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许建业烈士的名字，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红岩】，里面有一个叫许云峰的主要人物，就是以许建业为主要原型创作的。
许建业原名许明德，后用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青等，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名字，是为了在地下工作中隐蔽自己，他的一生究竟有着怎样传奇的革命斗争生涯呢？
许建业的童年充满了不幸，他的父亲在他四岁时候去世，母亲只得带着他改嫁，失去原生家庭的许建业遭到继父一家的欺凌。
所幸许建业还有一个爱他的母亲，见儿子被人欺负，又无法阻止，只能让儿子出去读书，为此她省吃俭用，变卖首饰。
许建业也很争气，于1933年考入邻水县乡村师范训练班，当时师范一类的学校可以不交学费和伙食费，这样就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此后许建业发奋图强，于1935年考入邻水县立中学，在校期间，发奋努力 ，刻苦读书，在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校读书的许建业很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经常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8年7月，许建业被中共川东特委吸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随即在邻水县成立特别支部委员会，许建业担任组织委员，同年9月，担任支部委员会书记。
邻水县是一个具有革命斗争历史传统的地方，早在1926年大革命时期，中共重庆地方 执行委员会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领导贫困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地主豪绅，封建军阀及苛捐杂税的斗争，在最高潮的时候，党组织曾发展到100多人。
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致使在邻水县的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邻水特支建立后，继承革命传统，深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大了革命队伍，许建业也成为抗战初期邻水县重建党组织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鉴于许建业的能力，党组织很快将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1938年11月，许建业被调到北碚天府煤矿作工运工作天府煤矿是重庆市工业和民用煤的重要基地，也是重庆产业工人较集中的地区之一。
这里也是工人遭受剥削最严重的地区，工人们干最辛苦的活，却拿不到应有的工资，许多工人因此患病而亡，因此这次堪称「人间地狱」，许建业被派到这里从事工运工作，为矿工争取合法生存权利。
这份工作是光荣的，但是任务是艰巨的，当时的许建业只有十八九岁，来到矿上开展工作，其困难可想而知，然而他以实际行动打开了局面，党组织很快在那里发展壮大，到1939年初，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
许建业的表面身份是天府煤矿的一名管理人员，每天白天都在矿上工作，晚上的时候团结工人，竭尽全力为工人服务。
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许建业与工人一块吃发霉的米饭，住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有的工人干不动活了，他也会去帮忙。
虽然他赚得也不多，却他省吃俭用，除了一部分钱要带回家中维持家人的生活外，剩下全部接济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友，因而工人们都把他当自己人，有事情向他讲，有困难找他帮助解决，深受工人们的欢迎和爱戴。
1939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煤矿的资本家开始更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工人，党组织的工作更难开展了。
然而许建业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快来之际，号召工人们保护自己的切身权益，在许建业的组织下，5月1日清晨的时候，矿场开始罢工。
资本家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当即对许建业大发雷霆，许建业却表示，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都在放假，如果想要工人上班，就要给加班费。
资本家当然不答应，在僵持了一会后，资本家被迫同意发给加班费，许建业组织领导的罢工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此后只要有加班，就要给工人加班费。
尽管罢工运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真正距离工人消灭剥削，还有很远的路，起码连生存权都保证不了，当时一对矿工夫妇因为日夜劳累患了伤寒病，他们没钱治病，矿厂却见死不救，工人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生命垂危。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建业不但自己率先捐款，还动员工人们踊跃捐款，帮助他们看病，然而筹集来的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许建业向党组织汇报，经党组织同意，决定跟资本家战斗到底，许建业将矿厂的三车焦炭卖掉，用这笔钱给生病的矿工治病，经过许建业的救助，矿工夫妇得以活命，矿工们更加支持党组织的工作了。
然而许建业私自卖焦炭的事被资本家知道了，当即对许建业发火，许建业反驳说：「工人生了病，本应由矿里出钱治疗。你们见死不救，不但不关心工人，反而逼他们赔钱，应该吗？焦炭是我同意卖的，要赔就扣我的工资吧！」
资本家拿许建业没有办法，于是决定开除那位生病的工人，这无疑激起了工人们的怨恨，许建业与矿区党委负责人开会决定，向矿厂提出抗议，不准随便开除工人，以后工人生病，工厂要给治病，如果矿厂不同意就举行罢工。
很快工人们就被动员起来，在罢工第四天，资本家就受不了了，于是打算派人到矿区收买许建业，许以职务进行拉拢。
对此，许建业嗤之以鼻，并且表示只有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才能复工，最后资本家以「不开除生病工人，工人生病的医药费由公司报销，工人的工资部分折合成大米发给，次日复工」等项达成协议。
然而就在许建业领导多次罢工后，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蒋介石于1940年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先后下来逮捕了中共在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等领导同志，并大肆搜捕地下党，当局也决定秘密逮捕许建业。
多亏党组织提前得到消息，通知许建业迅速转移，才躲过一劫，离开天府矿厂后，许建业来到重庆。
抗战期间，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敌我双方针锋相对，许建业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来到重庆，是十分需要勇气的。
在1941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的破坏，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中共中央为白区工作的同志制定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南方局也要求党员自己寻找社会职业隐蔽，坚持地下斗争，遵循党的指示，许建业曾经读过师范学校，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到大溪沟小学任教。
为了做好隐蔽，在单位站稳脚跟，他刻苦钻研教材，努力提升业务水平，对学生很友善，对同事很慷慨，从而隐蔽下来。
然而担任小学教师，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当许建业得知银行在招考会计，他决定前去报考，利用这个职业，能够更好地隐蔽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用心准备，许建业靠近了重庆和成银行任会计。
入职后，他白天忙着工作，熟悉会计业务，晚上的时候也在巩固业务水平，很快成为一名业务能手，深受银行领导的信任。
许建业不会想到，因为自己工作太认真，银行老板想要提拔他，把他调到其他地方去当办事处主任，这让许建业十分为难，因为一旦调走，将十分不利于自己在重庆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经过党组织的慎重思考，还是决定让许建业听从公司的安排，并安排专人与他进行联系。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在1942年冬天，不知因为何种缘故，负责与许建业联系的同志转移了，许建业因此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许建业与组织失联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在外地也无法开展工作，为此，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从银行辞职回到重庆去寻找党组织。
在回到重庆后，许建业虽然没有找到党组织，但是依然利用之前建立的关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后经其在邻水中学的同学的帮助下，通过中共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报告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于江震那里，于江震答复说：「许建业没问题，是个好同志，我们正愁没有找到他，今后就交给你们领导吧。」
于是许建业的党关系就落到了中共巴县中心县委那里，在肖泽宽的直接领导下，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许建业很快参与到巴山中心线委的领导工作中来。
为了掌握全市工人队伍的基本状况，他废寝忘食地工作，深入兵工、钢铁、化工、纺织系统的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将工人组织起来，向他们宣讲革命道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在重庆的老百姓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筹划还都南京，并且将那些在抗日期间迁到重庆的工厂企业迁回原地，重庆经济一落千丈，尤其是那些为抗战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无情抛弃，失去工作后，境况十分凄惨。
作为重庆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许建业，积极参与和领导失业工人向国民党当局表达述求，给国民党当局很大的压力。
当然，对于这些请求，让国民党当局无法接受，于是采取暴力镇压的手段，企图恫吓工人，1946年，大渡口钢铁厂发生惨案，许建业及时赶到该厂组织工作，率领全厂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凶手，提高工人工作。
当局却并不为所动，当时工人中有些激进分子，在盛怒之下，决定发动工人炸毁百吨炼钢炉，借此打压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
许建业得知后，立即前来劝阻，他认为如果炸毁炼钢炉，更让敌人有借口关厂，那样就有更多的工人失业，而且，中国将来早晚都是要解放的，炸了炼钢炉，无异于毁坏人民的财富，为解放后的建设带来困难。
工人们听了许建业的分析，认为有道理，因此取消了炸炼钢炉的计划，转而去炸毁该厂的武器库，这样既做到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又可间接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由此可见，许建业在地下斗争中是极为有策略和谨慎的，比如当时他负责工运的第十兵工厂的积极分子刘正黎，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军警殴打革命青年，情绪激动下，与国民党军警发生正面冲突，险些被捕。
事后许建业对刘正黎进行了教育，要时刻谨慎，一旦被捕，自己坐牢牺牲是小事，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就是大事了，一席话让刘正黎心服口服。
随着国民党一意孤行决定发动内战，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中共重庆市委与巴县县委，让许建业负责重庆市委工运工作，让许建业加快发展和吸收党组织的成员。
许建业接受任务后，夜以继日地找工人积极分子谈论，并审查他们的政治态度、社会关系和工作表现，在许建业的考察下，大量积极分子成功入党。
1947年10月，中共南方局重新整合重庆地区的党组织，由刘国定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担任副书记，许建业为委员、继续分管重庆的工人运动工作，后来党组织又将中共四川省委工运组的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交由许建业负责领导，他身上的担子更高重了。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在华蓥山的岳池、武胜、广安、合川、大竹、邻水、梁山和下川东的云阳、奉节、巫溪等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以此来扰乱敌人后方，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兵源粮源供应，牵制敌军，配合解放大军入川。
为响应组织号召，一向负责城市工运的许建业也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支援各地游击武装上来，为游击武装搞来枪械和子弹，甚至提供简单的医疗装备和医用药品。
另一方面，为了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力量，自1947年秋，许建业先后指导多家大型工厂开展罢工斗争，把重庆的工人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
到1948年春，重庆作为蒋介石曾经苦心经营的老巢，已经变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这直接让国民党反动派变得气急败坏。
尤其是【挺进报】的出现，将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消息传到重庆，更是让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怒。
当一封装有【挺进报】的「公文」被送到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中时，当即让特务们在重庆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将印刷【挺进报】的地下党抓捕。
特务们按图索骥，发现有一个叫陈柏霖的书店店员带有【挺进报】的报纸，因此对其进行了逮捕，并抓到了陈柏霖的上级任达哉。
特务头子徐远举随即对二人进行了严刑拷打，陈柏霖由于没有交待，牺牲在了渣滓洞，任达哉没有经受住酷刑，选择了叛变，他出卖的正是自己的上级许建业。
当时许建业的外号叫「老杨」，军统特务随即带着任达哉开始搜捕许建业，将许建业与任达哉接头的地方全部搜了一遍，却没有找到。
原来当天，许建业正与地下党员高震明商谈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两人在一间临街的茶馆，许建业担心出问题，就换了一个地方，扔感觉到不安，于是他们到磁器街的一个茶馆商量。
谁知这个茶馆也是他与任达哉接头过的地方，他并不知道任达哉已经叛变，就在他与高震明商谈时，见到任达哉与几个陌生人出现在茶馆门口，他一眼看到任达哉神态部队，立即暗示高震明迅速离开，从后门出去了，而许建业想走已经来不及，在被任达哉指认后，未能脱身，不幸被捕。
许建业被捕后，很快惊动了重庆大大小小的特务，国民党已经好久没有抓到过这样的「大鱼」了。
他们知道，只要许建业开口，整个重庆地下党都会被一网打尽，为了能够从许建业的口中套出有用的信息，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布置审讯现场，当天晚上就把许建业带到他的办公室。
徐远举参加军统20多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不少共产党员都牺牲在了他的手上，跟其他一门心思斗狠上酷刑的特务不一样，徐远举擅长软硬兼施，一方面施以酷刑，用死亡相威胁，另一方面却用高官厚禄进行诱惑，在这样手段之下，只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不为所动，而许建业就是这样的人。
在审讯许建业的时候，许建业并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是徐远举很快找来任达哉来对峙，任达哉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然而许建业却再不开口，为了敲开许建业的嘴，徐远举决定来硬的。
当天夜里，几个特务来到刑讯室，准备对许建业用刑，刑讯室的墙上挂满了麻绳、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凳，电刑座椅等等刑具。
这些都没吓倒许云峰，特务们很快就开始动手，先是将许建业吊了起来，然后用皮鞭和棍棒进行抽打，打得特务都已经累了，许建业却一声为吭。
等到特务把许建业放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疼痛地昏迷了过去，这算是第一波动刑。
然而敌人并未让许建业昏迷多久就用冷水将他泼醒，紧接着进行了第二轮酷刑。
他们将许建业绑到刑椅上，然后用带有强烈刺激性味道的水冲到许建业的鼻子里，呛入气管、肺部，让许建业痛不欲生，但是许建业依然没有向特务交待。
在经历两轮的酷刑后，已经进入到深夜，特务们早已没有了耐心，因此，决定对许建业大刑伺候，上老虎凳。
老虎凳是一种既原始又残酷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脚骨折断，瘫痪至残，每垫一块砖，痛苦万倍，当加到第三块砖的时候，许建业的膝盖骨已经吱吱作响，随即又昏迷过去。
循环反复几次，许建业被敌人整整折腾了一夜，却一无所获，眼看头头就要来了，负责审讯的特务头子恼羞成怒，对许建业威胁说：「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尸不全。」
当时神志有些不清的许建业，立即挣扎起来说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连续一夜的酷刑都没能让许建业张嘴，甚至连许建业的真实姓名，在党内身份都没有得到，敌人也在着急，因为一旦许建业长时间失踪，共产党肯定会有所察觉，进而进行转移，为此，特务们想到了一个更加卑劣的手段。
回到监舍后，许建业躺在地上，自知自己即将要交待这里了，死亡对于他来说并不可怕，他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然而他放心不下的是组织是否安全，同志们是否安全转移。
想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一件严重的事情，在他宿舍床下的箱子里，放着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以及3份重要的党内文件，如果不能够及时把这些材料销毁，将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很快敌人在对他的身份进行排查后，肯定会找到他所住的地方，那个时候就一切都晚了。
正在许建业焦急期间，牢房的门被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叫陈远德的看守，他端着一碗水走到许建业的身份，热情地对他说：「杨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
一夜的酷刑早已让许建业口干舌燥，这杯水送来得很及时，但是他心里却在想这个看守为何对自己这样好，这并不符合特务的身份啊！
当时许建业十分警惕，并没有开口说话，但是陈远德也没有说到，到中午的时候，陈远德又送来牢饭，两次进入牢房，获得了许建业的一丝好感。
陈远德开始主动述说自己的历史，说他家住在农村，也是穷苦人家，被人拉壮丁才来当兵的，他对共产党人一向充满同情。
相同的经历引起了许建业的同情，但是许建业还是未肯轻信陈远德。
等到晚上的时候，陈远德再次端来饭菜，并且跟他介绍了一下狱中的情况，这里面有很多真的信息，都是许建业迫切想到知道的。
在伪装进步的陈远德三番五次的「关心」下，并一再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最终将许建业成功蒙骗。
原来这就是特务们的卑劣手段，利用情感获取信任，然后进行欺骗，许建业虽然也不完全相信陈远德，但是他担心再不将材料进行转移，也一样会被特务找到，于是他想赌一把，就读陈远德是一个良心未泯的人。
于是他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在给母亲写了一封绝命书后，又写了一封给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并且让陈远德把信送出，然后到刘德惠那里可以得到4000万法币，并负责介绍工作给他。
陈远德立刻将信交给了特务头子徐远举，徐远举如获至宝，然后派遣特务包围了许建业工作的志成公司，陈远德因获取情报有功，后来被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电力公司的会计课课长黄大墉担任董事长，黄大墉交待，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产党员。
徐远举命令特务们按照许建业箱子里的材料进行抓人，很多党员因此被捕。
除此之外，他还让人守在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1946年4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来志成公司招许建业，被守候的特务抓到，志成公司的职工称这个人经常来公司找许建业，当时就被扣留。
尽管抓捕了刘国定这样重要的人物，但是国民党特务依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刘国定自称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保留地出卖了李忠良等人，然而李忠良在供出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后，冉益智又指认了刘国定，致使刘国定彻底叛变，至此给党组织带来极大的损失，包括江竹筠、陈然、罗广斌等上百人遭到逮捕。
一直到1948年4月6日，徐远举对于许建业的身份依然一无所知，因此对他再次提审，然而许建业依然不肯交待。
这时徐远举以陈远德送信事件来刺激许建业，他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当时许建业对国民党特务的卑劣手段恼怒至极，在狱中三次用头撞墙壁，以求得自杀，撞得头破血流的情况下，遭受敌人阻拦而自杀未遂。
后来刘国定和冉益智供出了许建业的真实姓名和党内职务，敌人再次对许建业施以更重的刑罚，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更为重要的线索，但许建业依然没有开口。
徐远举气急败坏，大声咆哮：「你真的还不说，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吗？」
这时许建业回答说：「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都拿出来吧，怕了就不是共产党员。」
事实上，徐远举已经黔驴技穷，能用的刑罚都用尽了，为此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亲自出马，决定策反许建业。
朱绍良表示，只要他答应合作，就可以放他一条生路，并可以选择高官厚禄，而许建业直接打断他的话，并不为所动，对于朱绍良的诱惑，许建业怒骂说：「无耻之尤！你们不懂得共产党人的心灵，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你要杀就杀，少讲废话。」
朱绍良也碰了硬钉子，只好悻悻地回去了，最后将许建业押到渣滓洞监禁。
当难友们看到许建业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依然没有招，十分佩服他，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
尽管身体被摧残，但是许建业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并表示要将革命到底，有一次，他领导下的两名共产党员在放风时路过许建业的牢房，许建业对她们说：「在关键时刻才能认清一个人，不管他们怎样卑鄙出卖了革命同志，叛变了革命，我是要坚持到底的。……你们可能出狱，也可能不能出狱，不管怎样，你们要坚持革命到底！」
许建业之所以能够不怕牺牲，忍受敌人的恫吓与诱惑，在于其无所畏惧，无所牵挂。
在为党工作期间，许建业舍小家为大家，对他的母亲，他选择做一个「不孝子」，尽管母亲将他含辛茹苦地养大，并且攒钱供他读书，但是为了革命，他并未有任何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机会。
在工作期间，除了将必要的生活费寄回到家里外，他全部用于革命活动经费了，有时因工作需要，要到外地工作，许建业也从不顾及「母在儿不远行」的传统，毅然决然奔赴新的战场。
他的妹妹有时候到重庆来看望他，他再三嘱咐：「我们的父亲死得早。母亲守寡多年，现已年老，望你在家多照顾她，把作子女的责任担负起来。」
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您老人家不要担心我，儿在外面生活得很好，工作得很有意义，儿会给您争气的。」
他母亲最大的愿望其实并不是让他去争什么气，而是平平安安的，娶个老婆孩子，安稳地过日子，生个大胖孙子给她抱。
可是直到许建业28岁牺牲时，他也连个恋爱对象也没有，不是没有女生喜欢他，也不是他没有喜欢的人，但是他知道工作的危险，为了不牵连别人，他把自己的爱情扼杀了。
早在许建业在银行当会计的时候，与他相对而坐的一位女职员，就见他品行端正，工作认真，又没有不良嗜好，认为他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因此主动追求他。
许建业自然也考虑过婚姻，但是他还是以革命事业为重任，婉言拒绝了那位女职员的好意。
在革命最凶险的时候，许建业结识了一位女同志，也被很多人看好，认为他们是革命情侣。
这名女同志担任许建业的联络工作，为了方便开展工作，组织上要求他们以恋人的身份相处，因此二人常常扮成谈恋爱的模样，一起吃饭，一起逛街，趁机传递情报。
事实上，许建业对这位女同志也有好感，如果是革命成功的话，也许他真的会去追，但是在没有成功的时候，他还是埋藏在了心底，没有表达出来，对待这名女同志，他只是像对待妹妹那样照顾，在革命活动中，从未对她流露过超过同志界限的想法和感情。
解放后，得知许建业牺牲后，这位搭档十分痛心，回忆说：「老许与我一起工作过一段较长时间，经常接触，我觉得他老练持重，对党忠诚，严肃而亲切，题外话不多。他作风正派，思想高尚，对我十分关怀，教育鼓励我迅速成长。我非常尊敬他，视他为长辈。」
就这样一个把革命事业当作毕生追求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背叛革命？
虽然因为自己被敌人所骗，给党带来的重大的损失，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也表明了地下斗争的残酷性以及真实性。
在敌人绝望的时候，最终决定向许建业下毒手，徐远举给蒋介石发去一封密电，要求尽快杀了关押在渣滓洞的中共地下党许建业。
反动派可以从肉体上消灭他，但是你永远无法从精神上取得胜利。
许建业牺牲的噩耗传来，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难友们悲痛万分，他的牺牲，让难友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精神，在接下来的时候，他们一直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
【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深深地为许建业的事迹所感动，并以此为榜样，从未与敌人妥协，在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罗广斌在白公馆组织19人成功越狱脱险。
后来罗广斌在一份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的评价是：「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后来罗广斌在创作【红岩】时，以许建业为原型塑造了许云峰这一经典人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明白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像许建业这样烈士的流血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