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周恩来交给地下工作者黄杰（徐向前夫人）一份重要任务：给刘伯承送一份机密文件。收到任务后，黄杰将重要文件藏在一个胭脂盒内，放在包里。准备好后，立刻来到刘伯承的住处。不料挂在刘伯承家窗口的红绳子不见了，这可让黄杰慌乱了神。
原来，做秘密工作都有自己的暗号。刘伯承家的暗号就是窗口那根红绳子，红绳子在代表安全，如果没有那就代表有情况。黄杰内心很焦急，一方面她很担忧刘伯承同志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担心周恩来交给自己的任务。
黄杰佯装淡定在四周走了走，有些疑惑，周围并没有发现异常，但保险起见，她还是决定不进去，而是回去找周恩来说明情况。周恩来正在焦急等待着，知道来龙去脉后，拍了拍黄杰的肩膀：「做得不错，作为情报工作者你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谨慎、灵活的品质。」
那么，刘伯承窗口中的红绳子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这都是一场误会。
周恩来知道刘伯承家中有情况后，立刻派人暗中寻找刘伯承，此时刘伯承却走了进来。黄杰看见他，立刻上前问：「暗号是什么情况？」刘伯承着急忙慌赶来，正要说这件事情，原来他刚回到家中，就去查看窗前的暗号。这是他长年以来的习惯，谁知窗口的红绳竟然没了！
刘伯承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没有动它，为什么它不见了呢？想起自己刚从老家回来的妻子，立刻找到妻子询问：「有没有见过窗口的一红绳子？」妻子想了想，恍然大悟道：「我见过，我从乡下带来了几只土鸡，看到那根绳子就拿来栓鸡了。」
周恩来和黄杰听完后也是哭笑不得，虽然最后只是虚惊一场，但他们要吸取这次的教训，将工作改进，保证没有任何失误。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对黄杰有所了解了吧。作为革命工作者，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叛逆出逃，进入黄埔军校
1909年，黄杰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一个小镇上，家里是镇上有名的家族。黄杰从小的学识、教养，让她不像封建女孩那样，而是有新思想的女学生。谁知在她还小的时候，父亲将她许配给了镇上商务会长的儿子。两人门当户对，当时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父母说了算。
但黄杰却非常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她向往婚姻自由，可父亲任凭怎么说都不同意解除婚姻。心灰意冷之下，黄杰决定离开家族，去武汉求学。1924年，还不满15岁的黄杰独自坐船离开江陵，奔赴武汉，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到达武汉后，黄杰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之后考取湖北省立女子师范。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成为了全国革命中心，就连国民政府也迁到武汉。恰巧，11月黄埔军校政治科迁到武汉，而且他们为了培养妇女同胞的骨干力量，开始招收女学生。
在武汉上学的黄杰知道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这就是她一直想要追求的，立刻报了名。然而黄杰对革命并不了解，在考试时试题只写了108个字，那是她所认知的全部了，就连她自己也觉得被录取的几率很小。揭榜那天，黄杰还是鼓起勇气去看榜，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紧握不停颤抖的拳头。
直到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黄杰才彻底放松了下来，此时她背后已经出了很多虚汗。放松下来后，黄杰开始思索自己为什么会被录取。因为和她同桌考试的女生是个大学生，但却没有被录取。复试那天，黄杰特意问老师，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谁知老师却微笑地告诉她：「没有搞错。」老师还说：「黄埔军校录取学生的标准并不仅仅是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端正政治态度。」这一句话，也让黄杰受益终身。
就这样，黄杰考进了黄埔军校，正式成为第六期女生队的学员。那时候女生和男生一样，都有严苛的纪律，必须剪短发，统一穿灰军装，胸前佩戴军校校徽。每个学员都配备一支步枪，个个身势挺拔，英姿飒爽，好不神气。
女生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支妇女革命队伍，消息传到苏联后，斯大林很高兴，希望能让女生队的全体成员照一张相片给他。黄杰拿到这张照片很激动，将它视若珍宝，好好收藏。
风雨突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汪精卫也突然背叛革命，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流合污，开始肆无忌惮疯狂屠杀共产党和爱国群众，大革命不得不走向失败。为了保存未来的革命力量，军校决定解散女生队。恽代英在最后一次会上，慷慨激昂地说道：「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的种子，不论洒在了什么地方，它都会发芽、开花、结果。」
见识了革命的残酷和牺牲，黄杰毫不退缩，毅然决然地坚持革命道路。在面对共产党人被迫害、屠杀、镇压时，黄杰毫不畏惧加入了共青团，后由王典章介绍转为共产党。
黄杰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在1928年的一天夜晚，外面北风呼啸，党支部书记带领她，面对鲜艳的党旗宣誓：「我宣誓，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保守机密，努力工作，牺牲个人，誓不叛党。」
加入共产党后，黄杰回到家乡长沙市工作。在当地，她反对土豪劣绅，与地主势不两立，没想到竟遭到了反动派的迫害。特委为了她的安全，将她调派到松滋开展工作。在松滋，黄杰成立了松滋特别支部，担任支部书记，也是第一任书记。
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黄杰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其他同志召开会议，对当前形势进行分析。会上，他们一致认为松滋非常适合开展农民运动，发起武装起义。因为松滋县较为偏僻，在这里国民党没有驻军，只有一些小民团。他们虽然有武器，但战斗力却不强，要是起义，成功的几率会很大。
黄杰下定决心后，立刻开展一系列工作。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在当地建立了10多个党支部，党员人数发展到近500人。且当地农民协会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还成立了「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把松滋的农民运动搞得风生水起。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谁知，就在黄杰准备武装起义前夕，形势突变，鄂西特委突遭变故，被敌人攻破，还接连逮捕特委书记张继枢和团委书记张光杰。没过多久，两人被敌人杀害的消息传回，一时间人心惶惶，甚至都没来得及开会研究。这时，黄杰站了出来，她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
起义队伍大获全胜，剿灭了所有当地民团。没想到的是，起义三天后，敌人集结各个区的民军和当地驻军四十三军，向我方起义队伍进行疯狂反扑和围剿。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只好向后撤退，退至九岭岗，持续与敌军周旋。
怎奈敌军人数太多，直接将九岭岗团团围住，集中火力向起义队伍开炮、强攻。而此时的起义队伍已弹尽粮绝，关键是没有援军。黄杰和其他同志们都认为就目前形势而言，敌我力量悬殊之下，只能暂时撤退，隐蔽起来；再来就是，他们可以为以后长期革命斗争保存力量。
于是，黄杰等人将起义队伍的战斗力量集中起来，一起守住山口，掩护党员、团员和革命群众安全撤离。他们为了在路上减轻和保存武装实力，将剩余枪支火药和油印机等重要物件埋到山上，以便之后寻找，最后还成功保存了革命力量。
虽然九岭岗起义失败了，但它却是早期湘鄂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它使革命的种子深深埋藏在湘鄂人民心中，点燃了他们内心的革命之火。后来，很多起义队伍的同志加入了由贺龙领导的队伍中，成为了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
暂避风头，转入秘密工作战线
九岭岗起义失败后，黄杰立即成为松滋反动政府通缉的「第一要犯」，敌人步步紧逼，党组织决定让黄杰回到家乡暂避风头。回到家后，当地民团团总对黄杰之前打压他们而怀恨在心，在当地四处散播有关她的谣言。
当时军阀割据，无论是交通还是通信都十分落后，当地群众对黄杰在松滋的革命活动一无所知，便将她软禁在家里。特委知道黄杰的情况后，立即表示：「黄杰同志在当地目标过大，不便展开工作，特派前往上海工作。」就这样，黄杰离开了故乡，奔赴新战场，为之奋斗。
1929年4月，在特委的安排下，黄杰被分配到法租界南区区委工作。刚刚来上海的黄杰，不熟悉这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区委李富春的指导下，黄杰努力学习英语，很快就成为了法租界电话局的接线员，作为她身份最好的掩护。
1930年，李维汉到法租界南区检查工作，发现黄杰是个优秀的妇女干部，恰巧他们急需干部，便将黄杰调到他们江苏省委工作。7月，中央派遣曾中生同志去南京组织、领导兵运工作，特派黄杰去协助曾中生。
其实早在4月，曾中生就遵从党的命令抵达南京，通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不仅成功打入敌人内部，还控制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学兵营。为了让他能更顺利开展接下来的工作，江苏省委才特意派黄杰来假扮他的妻子，暗中协助他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武装起义。
在南京工作期间，黄杰一直以曾中生妻子的身份行动。一方面，可以掩护他在南京的活动；另一方面，便于为中央军委以及江苏省委传送情报和重要文件。没想到不久就暴露了目标，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镇压。
几个月时间，中共南京市委就遭到了两次敌人的查收和逮捕，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多达100多人，且大部分都被杀害。曾中生在学兵营安排的秘密党员超半数被杀害，起义行动危在旦夕。8月，起义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周恩来特意召开、主持军委工作，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最终决定取消在南京进行武装起义的行动。
9月，在中共南京市委机关多次遭到国民党破坏后，曾中生临危受命，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然而形势愈发严峻。一次，曾中生外出时，突然遇上当初在黄埔军校同期毕业的几个反动军官。明面上打着喝酒叙旧的名头，却偷偷将他挟持到没有人的公园，通知国民党来逮捕他。
曾中生知道有危险，表面上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不动声色与他们周旋，假装自己要上厕所，随即迅速逃跑。曾中生回去后，立刻让黄杰向中央汇报情况。周恩来了解到情况后，知道他们在南京很难展开工作，立刻将他们调到中央军委机关工作。
调到中央工作后，黄杰和曾中生没过多久就成婚了。原来，两人早在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中情投意合，只是一直没有时间，这次调到中央后两人便举行了婚礼，邀请几个同志吃顿便饭。
两人结婚没多久，曾中生就收到中央命令，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鄂豫皖苏区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主持工作。在离开上海时，曾中生告诉黄杰，待他在那边安排好一切，想要组织将她也调过去工作。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诀别，曾中生在工作中不幸牺牲。
投身革命，和徐向前重新相遇
消息传到黄杰耳中时，她痛不欲生，虽然他们只做了短短几个月的夫妻，但两人早已在革命斗争中有了更深的羁绊。斗争还没结束，黄杰甚至没有时间伤春悲秋。抗战爆发后，黄杰接到中央命令，前往延安工作。
到达武汉时，正值项英前往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经过中央组织部决定，让黄杰出任新四军服务团女生队队长。于是，黄杰又带领刚加入新四军的女青年跟项英来到南昌，从秘密工作重新投入抗战斗争第一线。
之后，黄杰被调任陕甘宁边区，担任第一保育院院长。因为这事，当时管理组织工作的安子文同志都特别佩服她。原来，黄杰刚调来工作的时候，安子文就告诉她，其实自己是被调过来的第九个了，很多人都因为干不下去离开了。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保育院的孩子都是在前线打仗的将士或烈士子女，不仅要保障他们的安全，还有转移、疏散等一系列繁重工作。但黄杰二话不说答应了，且一直干了下去。
保育院的孩子们年龄大小不一，既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还要教导他们学习。黄杰带着保育院的老师和阿姨们不辞辛劳，尽自己最大努力将他们保护、照顾好，让前方的将士们安心，没有后顾之忧去战斗。
1946年，黄杰和徐向前喜结良缘。其实，两人早在20年前就认识了，当黄杰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女生队一名学员时，徐向前是黄埔军校学兵队的队长了。黄杰早就知道徐向前，谁知两人又在延安重新相遇了，当时徐向前正单身，还带着一个孩子在延安休养。
那时候，徐向前大病初愈，但因多年来奔波劳碌、积劳成疾，身体一直不大好。自从相遇，两人频繁接触后，黄杰也被徐向前沉稳豁达、坚韧不拔的品质而感到深深敬佩。
从前，徐向前就从曾中生口中听到过他妻子黄杰的名字。那个时候，徐向前是红四军军长，曾中生则是军政委。两人既是黄埔军校的老校友，也是在战斗中的亲密战友。
但是这次相遇，黄杰和徐向前也早就不是只会谈情说爱的少男少女，两人安稳、平淡的生活才是他们的幸福。正是这种复杂、刻骨铭心的感情，才能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几位老战友的见证下，两人于五四青年节这天，在一间普通的窑洞成婚。
黄杰和徐向前结婚不久，内战就爆发了。但因为徐向前身患肋膜炎，中央安排他带领一支小分队，疏散晋绥解放区后继续休养。但此时战况越发紧急，徐向前无论如何都坐不住了，跟妻子商量，写信给中央表示自己想要上前线带兵打仗。
尽管此时黄杰已怀有身孕，可同样作为革命者的她很理解丈夫心情，立刻同意丈夫的决定。中央也同意了徐向前的请求，但嘱咐他身体康复后再工作。1947年，两人前往太行解放区。
战乱结束，和徐向前相濡以沫
1948年，黄杰收到消息，徐向前因病重晕倒在指挥部。黄杰立刻带着儿子从后方赶到指挥部，医疗小队也随后赶到，立刻为徐向前做检查。发现他胸腔里有大量肋膜积液，因长期奔波劳累，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加上长期发烧，体质严重下降，不可以再继续工作。
其实，自从担任副司令员以来，徐向前便一直带领军队战斗。当他被病情折磨得消瘦、虚弱时，其他同志们也非常焦急，一直劝徐向前多休息，但他依旧坚持在抗战一线。
徐向前的病情甚至惊动了中央，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如果病情严重，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但因为太原战役的需要，最后徐向前还是在附近的村庄住了下来，一边治疗，一边时刻关注前线战况，及时进行指导、指挥。
1949年全国解放，徐向前一家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慢慢安顿下来。两人虽在和平环境里，但依旧投入国家建设和工作中，相濡以沫走过十多年，直到徐向前逝世。
徐向前逝世后，黄杰有样从不离手的东西——拐杖，那是徐向前亲手做的。在她重病住院时，还会将拐杖放在病床边，护士和病友也觉得很奇怪。黄杰的儿子徐小岩这时候就会说：「这是老头给她做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爱人亲手做的。
一天，黄杰向徐小岩谈起了自己的身后事，说：我要和老头一样，死后将骨灰撒在投身革命的地方，洒在滚滚翻涌的长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