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确定到潞城工作，家里人开始张罗找寻认识的亲朋好友。在中国，大家把「在家靠亲人，出门靠朋友」奉为圭臬。妈妈和姐姐首先想到的就是小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邻居——江娥一家。
当时，江娥家和我们家同住在村子的西河（村里对不同区域起的特定地名）。在村里，我们两家一个姓氏，我叫江娥的妈妈姐姐。江娥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江娥和三姐同年，我和老二红娥年龄相仿，按辈分她们姐妹应该叫我和三姐姑姑。小时候我和三姐经常在她们家玩，相互直呼名字。江娥的妈妈总是对她们姐妹说：去你开玲姑家怎么滴怎么滴。
我小学毕业前，江娥一家移居长治市郊，从此我们鲜有机会见面。江娥和红娥有一段时间在平顺县城寄宿上学，我去县城考试时和她们两个见过一面。之后我们分别在不同学校上学，好长时间都见不到一次。江娥妈妈每年回村探亲，总要去我家和妈妈闲聊。多年的乡邻不会因距离疏远，每次见到这个本家姐姐，都会得到她们姐妹的近况。我和儿时的伙伴，都在看不见对方的角落默默相互祝福。我上大学时，江娥来到潞城工作，红娥考上了会计学校。那时没有电话和微信，我们从来没有通过一封信。但一听到她们的消息，总会和家里人聊起我们儿时的趣事：江娥在家管妹妹们的事、红娥爱哭老惹事、老三脾气倔强有点憨、老四漂亮招人疼……
我一确定来潞城工作，妈妈就告诉了江娥妈妈。来潞城前三姐和江娥打了电话，我一到潞城就先去找她。多年不见，江娥还像小时候一样，把我看作小孩子。在家她是老大，我家我是老小，从小她就知道，我是个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们娇惯出来的人。不用妈妈和三姐托付，她知道，在潞城她就是我的亲人。
我刚在潞城一中实习时，没有吃住的地方，每天和江娥住在一起。她的单位在金桥市场边的城建局旁边，离学校很近。我一看到她住的地方，简直要高兴坏了。每天步行穿行小巷到学校只需十几分钟，坐公交去市里三姐家更没得说，金桥市场站台一下车就到了她的住所。
江娥从小养成了照顾别人的习惯，我在她那里住的那段时间，什么心也不用操，她连洗锅都不用我上手，更别说做饭。她做的饭很好吃，简单的食材经她的手总是那么香甜可口。在她面前，我的厨艺根本就拿不出手。她做我吃，她劳动我陪着，和小时候一样，我永远是她和三姐照顾的那个人。我好意思坐享其成，全仗着小时候大家的熟悉和所有人对我的承让。
后来，学校给我分了宿舍，隔三差五我还是会去她那里蹭饭。结婚后，我和她都住在山化（原山西化肥厂，现在的天脊集团）生活区，我们两栋楼相距不远。每次去看她前打电话，她都会问我：咱们吃什么？中午给你做。儿子三周后我搬到潞城居住，之后很少回山化，她也因家中孩子的牵绊没有时间出门。我们现在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虽然联系减少，但一打电话和见面，依然还像小时候一样，聊个没完。我们两个聊天的话题，除了各自的生活，总会聊到老二红娥。
红娥现在省城太原工作，我们俩小时候常在一个被窝睡觉。自从小学分开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儿子四年级暑期去太原学棋，我们带着孩子聚了一次。两人的儿子同龄，多年不见，再见时，儿时的伙伴都已是孩子的妈妈。看着对方的孩子，感叹时间过的好快。儿时的伙伴见面不再拉着手玩耍，嘴里聊的都是自己孩子的日常。时间在眨眼间飞过头顶，两个叽叽喳喳的小女孩变成了两个唠唠叨叨的妈妈，儿时的记忆不由自主在脑海里浮现：红娥和老三吵架，她妈妈生气打了她一巴掌，红娥张着嘴一直哭，不再像之前那样边哭边喊。大家觉着奇怪，我们几个小孩围拢过去，怎么挑逗，她也不还嘴。我们吓坏了，跑去告诉大人，有小孩飞奔着去叫爸爸。爸爸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一进院子，径直走过去，用手轻轻地抬了一下红娥的下巴，红娥破涕为笑。原来是她妈妈打她时，把红娥的下巴弄脱臼了。在这之前，我只知道村子里有人胳膊和腿脱臼后，大家都是去找隔壁院子放羊的来喜爸爸接上。嘴巴也可以脱臼？太神奇了！我和三姐吵架吵不赢时，就靠哭来赢得爸爸妈妈的保护。自那以后，我一哭，三姐就吓唬我：再哭，你的下巴就掉下来了……
现在，我和红娥偶尔会在电话和微信里聊各自孩子的学习、上学的情况。孩子们都已上了大学，即将奔向自己的新生活。我们也都年届半百，岁月在鬓间划过。自己儿时的记忆和儿子小时候的点滴，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流年似水，浩浩东流，但记忆像影片一样，在脑海里百转千回，清晰可见。
多希望岁月能回头，让自己再回到童年，回到儿时曾经玩耍的地方：江娥家的院子里，我们几个小孩一起围坐在那棵大梨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