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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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書法研究】1979年第2期

作者 | 伊東參州（日）

譯者 | 吳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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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東參州， 1910年生於日本愛知縣。1929年畢業於愛知縣岡崎師範學校。現任全國大學書法學會幹事長、東京學藝大學名譽教授等職。著有【日本書法史】【中國書法史】【書法漫步】等書。

這裏譯岀的【中國書法的影響】系伊東參州著的【日中書法散步】一書中的第三部份，此書由日本理工學社在1977年1月出版。

緒論

中國書法的發展和變遷到今天，是在中國書法的不斷影響下造成的，所以要講述中國書法在中國的影響，也就變為講述日本書法的歷史了，而這方面的詳情將由其他書籍去談，我僅想在這裏談談影響特別大的時期和人物。

漢字的傳入

正式的記載

在中國，漢字傳入的正式記載始於【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據【古事記】中卷和【日本書紀】第十卷所載，應神天皇十五年（284），百濟的國王派阿直岐出使中國，獻良馬兩匹；由於阿直岐通曉經典，遂成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進而應太子的邀請，博士王仁於第二年（285）二月來中國，王仁當時確實已將【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帶入中國進獻朝廷。這是漢字傳入我們日本的正式記載，也是中國書法歷史的起點。毋庸贅言，【論語】是儒家的講義，【千字文】是習字的範本。

據【日本書紀】記載，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事王仁博士學諸典籍，無不通達。不過，無論太子怎麽聰明，要他在本來一個漢字不識的基礎上於短時期內讀懂典籍是不可思議的。看來太子在師事王仁之前已經多少認識些漢字了吧。也許正因為如此，太子才在師事阿直岐一年後，於第二年邀請王仁來講學。這一事實說明太子的求知欲旺盛，同時也表明太子對阿直岐有不夠滿意的地方。此外，還可以認為當時中國大致上已建就接受這些講學的文化和文字的基礎。

法華義疏（聖德太子書）

【千字文】的內容和書體

至於王仁進獻的【千字文】，其內容和書體是怎麽樣的呢？現在市上出售的【千字文】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為開端，它是梁武帝命周興嗣撰寫的，武帝即位是在公元502年，比王仁的【千字文】傳入中國要晚兩百十七年，所以很明顯，王仁的【千字文】不會是現行的【千字文】。有的學者，比如富士谷禦杖（1768—1823）、木村正辭（1827—1913）、那珂通世（1851—1920）等人認為，王仁的【千字文】也許是以「二儀日月，雲露嚴霜」為開端的【古千字文】，它由鐘繇（三國魏）撰文、王羲之書寫，但這也不盡可信。此外，【梁書】上說，蕭子範撰有【千字文】，似乎還有其他的本子，因此王仁的【千字文】說不定就是這些【千字文】中的一種。總而言之，王仁進獻的【千字文】究竟是哪一種【千字文】，至今還不得而知，這是一件遺憾的事。

盡管這【千字文】的內容不能明了，但其書體似乎可以推斷得出來，為此有必要考察一下王仁的母國——百濟的書法。王仁的祖先是樂浪的漢人，也有人說就是漢高祖劉邦，這樣的話，他的書法定有漢朝隸書的影響。漢朝的碑文多用於公開性的場合，因此多采用帶裝飾性味道的隸書。但在非公開性的場合，平時信手所書，事實上已使用楷書、行書、草書，對於這一點，只要看一下當時直接書寫在竹簡和木簡上的墨跡就再清楚不過了。再者，在國家之間的交往上，百濟和中國六朝時期的南朝交流頻繁，往南朝派出的留學生可能很多，所以百濟的書法也許自然而然地混入了鐘繇和王羲之的書體。就是說，似乎可以推定那【千字文】是一種帶有隸意的楷書。

佛教的傳入

佛教從印度傳入西域，西漢武帝時又東進傳入中國北方，進而又從北韓傳入中國，即在欽明天皇十三年（552）十月，百濟的聖明王向天皇進獻了金銅佛像和經論等物。佛教剛傳來時，雖發生過崇佛和排佛的相互對立及相互暗鬥。但沒過多久，由於廄戶豐聰耳皇子（聖德太子）的信仰和支持，佛教很快風行全國，為數眾多的經卷同佛像一起由船舶輸入中國，透過這些經卷，漢字的意思和書寫便能為國民所掌握，在中國書法史上，這是應該予以特別寫上一筆的。

強調註重書法的美觀大概是從佛教傳來時開始的。從信仰上來說，可能書寫的人和誦讀的人都對書法美觀的要求日益強烈。總之，由於需要時常保持佛教文化的莊嚴性，因此以寺院和佛像為中心，其裝飾也就需要帶有莊嚴和神秘的色彩，因而講述教理的經文，其字型也就一定要寫得漂亮。要是佛典的文字醜陋，可敬的佛法便不能使人信仰。

隅田八幡鏡銘

聖德太子（574—622）是用明天皇的第一皇子，後為推古天皇的皇太子，他向惠慈僧學習佛教的經典，跟博士覺哿學習儒教的經典。他制定冠位十二階；頒布了十七條憲法；他在整頓內政制訂歷法等的同時，建立了四天王寺和法隆寺等大寺院。

推古天皇十五年（607）七月，小野妹子奉命謁見隋煬帝，進行國與國之間的平等交往。他呈上的國書上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於日沒處天子，平安無恙。」接著，中國就和隋朝開始往來，還從日本派出了留學生和留學僧，隨著這些人的歸國，隋朝的文化也就直接輸入、滲透進中國，不再透過北韓中轉，因此隋朝流行的書體直接傳入中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可是限於當時的交通條件，中國流行的書體被帶入中國，其影響大約要在五十年之後才有所表現。所以在此之前，中國的百濟書法是在向隋朝的書法演變，盡管這一過程還很緩慢。不過太子也許還是喜歡當時的北韓體即北魏的書體。

法隆寺（大殿）藥師如來佛背光圈銘

現在為皇室所收藏的【法華義疏】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墨跡，傳為太子四十一歲到四十二歲時所書。在這四卷草稿本中，沒有一處足以證明是太子所書。但認為是太子手書的理由很多，所以在今天也就約定俗成了。其中的一個理由是，第一卷封面上的箋註雖是他人所書，但箋註曰：「【法華義疏】第一，此是大委國上宮王私集，非海彼本。」另一個理由是，此系草稿本，所以需要速書，其書體就把楷書、草書、行書混在一起用了，而且文字有刪削，本子有附箋和接紙，註釋上有苦心推敲的痕跡，書體和六朝北魏時的寫經完全一致，和漢晉時期木簡中的字型也很相像，特別是楷書中帶有隸意，字形扁平而具古意，當時的書法藝術已經在蒸蒸日上。

金石文字和從海外來的移民

日本的金石文字始於公元5世紀前半葉的江田古墳大刀銘。從6世紀初的隅田八幡鏡銘和大約是7世紀的刻在大阪泉北窯出土陶片上的字跡，直到七八世紀飛鳥、奈良時代的造像銘、墓誌、碑銘、瓦磚銘等，發生了多方面的變化。中國從上古時期起就同北韓以及中國有所交往了，由於國土毗鄰，中國同北韓的交往自然更要頻繁一些。至於同中國的交往，由於交通不便，一般只限於九州地方的富豪而已。所以中國的文化幾乎全都經由北韓傳入中國。可以認為，今天殘存下來的大多數上古時期的金石文字是出自來中國指導或移居中國的有教養的北韓人和一部份中國人之手。奈良時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在藝術上已十分成熟，所以那是顯示日本金石史頂峰時期的物件。中國最古老的金文是法隆寺大殿內藥師如來佛背光圈上的銘文和釋迦佛背光圈上的銘文，這些銘文的藝術已經相當有水平了。有的學者認為，這尊刻有銘文的藥師如來像不是建立法隆寺當初的原物，從刻銘的日期來看，銘文系遭到火事後補刻上去的。其實觀其書法特點就能覺察它與初唐時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相近，應是遭到火事後的造像和銘刻。可以說這也是法隆寺重建說的有力佐證。法隆寺內其他佛像的造像樣式也與六朝、北魏相同，銘文的書法也與北魏的書體、隋朝的寫經一脈相承。這一事實充分說明，這些銘文的書刻是出自在中國逗留並產生了日本式生活情感的人之手，或者是出自移居中國的移民之手。

【伊豫道後溫湯碑】在立碑後不久便失其所在，碑石現也不存，但是從【釋日本書紀】中可以得知，這塊碑是推古天皇四年（596）所建。推古天皇十八年，高麗僧曇征來中國，傳來了紙和墨的制法，因此可以肯定，書法的發展也有了一個躍進。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曇征的來日給中國的書法帶來了一大轉機。

宇治橋斷碑

建於大化二年（646）的【宇治橋斷碑】，刻於天智天皇七年（668）的【船首王後墓誌銘】，公元681年建立的所謂「上毛三碑」（【山之上碑】【金井澤碑】【多胡郡碑】）中的【山之上碑】，從其書法的風格和書法的技巧來看，都十分出色，極有可能是出自移居中國的移民之手。

「日本三古碑」（【多賀城碑】【多胡郡碑】【那須國造碑】）之一的【那須國造碑】的碑端刻有「永昌元年」的字樣，此是唐朝則天武後的年號，碑的形式也受到北韓碑的影響，可以認為這便是移民所撰所書。發展到奈良時代的和銅四年（711）大概是為了紀念設定多胡郡而立的【多胡郡碑】時，可以看出這【多胡郡碑】已和北魏時期鄭道昭的【鄭文公下碑】十分酷似。

由於【多胡郡碑】的「胡」字有「夷狄」的意思，這多胡郡可能是集結了眾多的外邦人形成的。【多胡郡碑】所在的群馬縣甘樂郡在碑文中為「甘良郡」，可見早先是叫「甘良郡」。從這一郡名來源於同音的「韓」字來看，此碑有可能是出自長期居住在日本的北韓人或中國人的手筆。

好大王碑文

下列的北韓諸碑很可能是這些碑文的書法源淵：首先是在日朝文化交流史上閃爍光輝的【好大王碑】（廣開土王陵碑），還有【牟頭婁墓誌】【平壤城石刻】【武寧王陵買地券】【砂宅智積堂塔碑】【昌寧真興王拓境碑】【新羅真興王巡狩碑】【南山新城碑】【皇福寺塔銅函銘】【永川菁堤碑】等等。不過除【好大王碑】外，其余諸碑在日本似乎不大介紹，由於這些碑文的書體都有共同的特征，可見這種六朝、北魏時期的書體才是最早在我們日本生根的書體。

推崇王羲之的法書

和銅三年（710）日本遷都於奈良（平城），中國此時正處於唐玄宗開元年間的盛唐時期，所以中國有很多遣唐使、留學生、留學僧等渡海赴唐，兩國之間的往來使唐朝文化的輸入與年俱增。

唐朝文化對中國學術和藝術的普及和發展貢獻甚大。從書法方面來說，由於唐太宗一味愛慕王羲之的法書，隨著兩國交往的頻繁，唐朝流行的晉唐書體，特別是王羲之的法書代替六朝書體在中國流行，這也是順理順章的事。這一事實可從【萬葉集】詩歌中得到證明。

【萬葉集】和王羲之

當時全國上下各階層的人普遍都知道書法大家王羲之的名字。人們對王羲之的書法究竟欣賞贊美到何種程度呢？從【萬葉集】裏把「羲之」或者「大王」讀成「手師」（即書法家）便可明了。「羲之」當然是指王羲之，「大王」是為區別於「小王」而稱叫的，「小王」是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獻之。【萬葉集】有七首詩歌寫有「羲之」，它們分別出現在卷三、卷四、卷七、卷十（兩處）、卷十一、卷十二；有四首寫有「大王」，它們分別出現在卷七、卷十、卷十一（兩處）。

聖武天皇書

聖武天皇和光明皇後的書法

在奈良時代，由於遣唐使的派遣頻繁，唐朝文化給中國的政治、學術、藝術等方面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眾多的名跡傳進了中國。【唐大和尚東征傳】一書上記載有：「王右軍真跡行書一帖，小王真跡行書三帖，天竺末和等雜體書五十帖……」十分明顯，鑒真和尚在天平勝寶六年（754）來日本時，王羲之和王獻之的真跡也傳入了日本。

【東大寺獻物帖】五卷是光明皇後在聖武天皇的七七忌日把天皇溺愛的遺物獻給東大寺的賬目，凡下列五項：

（1）國家珍寶賬目 天平勝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2）各種藥物賬目 同年同月同日

（3）屏風花氈賬目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

（4）大小王真跡賬目 天平寶字二年六月一日

（5）藤原公真跡屏風賬目天平寶字二年十月一日

藤原公是指光明皇後的父親藤原不比等（659—720）。在國家珍寶賬目中，與書法有關的有：【雜集】一卷（聖武天皇書）；【頭陀寺碑文】及【杜家立成】一卷；【樂毅論】一卷（以上光明皇後書）；元正天皇禦書【孝經】一卷；鳥毛成帖文書屏風六扇；鳥毛篆書屏風六扇；書法作品二十卷。這二十卷全部是王羲之作品的拓書本即雙勾填墨本，這些本子是靈龜二年（716）皇太子首皇子（即後來的聖武天皇）決定納藤原不比等的第三女安宿媛（即後來的光明皇後）為妃時女方的陪嫁，是作為「信幣之物」用的。有人認為現在是禦物的【喪亂帖】以及被定為國寶的前田育德會所藏的【孔侍中帖】也許都包括在這二十卷中。

光明皇後書

最近為人註目的中村富次郎秘藏的王羲之的雙勾填墨本似乎也是其中的一本。這本子在昭和四十八年十一月一日東京王島美術館舉辦的為期一周的「昭和蘭亭紀念展覽會」上第一次公開展出，人們取此斷簡的最初兩字稱它為【妹至帖】，其雙勾填墨的方法不僅毫不遜色於【喪亂帖】和【孔侍中帖】，而且連用筆和字型結構都惟妙惟肖，應屬同一型別。所以人們推測它是在某一時期因某種原因被拆散了傳入中國的。像以上這種王羲之的書跡，在聖武天皇和光明皇後身邊所在多有，它們是作為一種習字帖被用來臨摹的，所以出現【雜集】（聖武天皇三十一歲所書）和【樂毅論】（光明皇後四十四歲所書）這樣的不朽名作也不足為奇了。

「三筆」的書法

奈良時代的書法全面模仿唐朝，到平安時代初期，即「三筆」時期，崇拜中國的風氣盛於奈良時代，晉唐的書體甚為流行。但是這期間也出現了具有日本人自己風格的書法，盡管還只是露了個頭而已。

空海被稱為是中國第一位書法大家，他是嵯峨天皇的老師。在空海之前，日本書法完全追隨中國，可是空海的書法多少有些日本特點，因為他在書法上的多能、有創意、表現手法的豐富性，不僅在當時首屈一指，其後還成為日本書法的源流和範例。當然，總的說來它還未能完全擺脫模仿中國。

鳥毛篆書屏風

弘仁時代時，中國尊崇唐朝的文化，萬事以唐朝為楷模，所以唐朝人最喜愛的王羲之書體自然而然地也在日本風行了。王羲之的書體之所以在日本風行，當然是因為那些入唐者學習了唐朝流行的書法並將這些書法帶回了日本所致。無須贅言，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空海、橘逸勢。

最澄（767—822）是天台宗的開山鼻祖、佛教大師。最澄在延歷二十三年（804）三十八歲時，隨遣唐使入唐，第二年回國。最澄回來時帶回了王羲之和王獻之寫的字。最澄的法書雖稍有單調之感，但其氣質清澈高潔，可稱鳳毛麟角，由此可以充分想象得出最澄的清純之氣。

空海（774—835）是真言宗的開山鼻祖、弘法大師。三十一歲時他和最澄一起入唐，在唐二年，於大同元年（806）回國，帶回很多王羲之、歐陽詢以及其他書法家的筆跡進獻嵯峨天皇。空海在唐期間被贈予「五筆和尚」的稱號，名不虛傳，他善作篆、隸、楷、行、草各種書體，在書法領域內具有新穎的表現才能，也是平安初期書法界的盟主。平安時代之所以成為書法的黃金時代，其原因之一是嵯峨天皇愛好書法和擅長寫字。

橘逸勢（？—842）也是在延歷二十三年和空海、最澄一起入唐的，在唐朝留學期間，他學習書法和琴，曾師事柳宗元，在唐朝有「橘秀才」之美稱（事見【續群書類從·橘逸勢傳】）。在唐兩年，於大同元年回國。【伊都內親王願文】傳為橘逸勢所書，用筆和運筆自由奔放，筆力雄勁，極盡變化之妙，而且書法帶有日本人的情趣，從中可以看到日本式書法的雛形。

最澄書（久隔帖）

弘仁時代之前的書法只是模仿唐代流行的書法而已，沒有自己的性格和理論，不用說，這也是中國民風淳厚的表現。但空海的出現使日本自覺地形成了理論性的東西。空海在【性靈集】裏談到的書論當然是繼承了漢魏晉唐的書法觀，但其中出現了自己的抱負、意見和理論，它作為中國書論的濫觴，是一篇有意義的傑出著作。在傳為空海所書的物件中，有寶藏在近衛府陽明文庫中的【書譜】臨寫斷簡，此系臨摹孫過庭的，但可以看到空海要確立中國書論的氣概之一斑。下面摘錄兩小段【性靈集】裏的說法：

古人筆論雲，作書要散，但不可光以形似為能，必須心遊物境，散逸懷抱，取法四時，形似萬類。

作詩者以學古體為妙，不以抄古詩為能；書法也以擬古意為善，不以似古人筆跡為巧，是以古代善書者萬家，體各有別，蔡邕大笑，鐘繇浩嘆，信夫。

簡言之，上述的書論是考慮到了書法的表現形式與人性的關系。就是說已經考慮到不光以臨古人舊跡為能事，提出註重於書法的神韻，要與時代同生，必須尊重個性。當然，延歷年間是一個富有革新精神的大轉變期，上述思想是在這種變革風潮的影響下產生的，但這也反映了空海本身的識見。

橘逸勢書【伊都內親王願文 】

「三跡」的法書

透過兩國的交往，唐朝的文物、制度便無遺地輸入中國，被中國吸收。由於派遣遣唐使、留學生、留學僧要耗費國家不小的資金，而要向晚唐學的東西又不多，這樣冒著生命的危險遠涉重洋渡海赴唐，可說毫無益處，所以菅原道真以此為理由向宇多天皇進諫。從寬平六年（894）起日本便停止派出遣唐使。十三年後，唐朝滅亡，追隨和模仿中國的風氣自然而然衰弱了下來，中國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必然萌出了新芽。在這過渡時期內的中心人物，即「三聖」（空海、道真、道風——【夜鶴庭訓抄】）中的一聖菅原道真，他至今被人們當作文學和書法之神（天神）受到祭祀，但他的真跡卻不曾留於後世，這實在是遺憾之極的事。

書譜（傳空海臨）

於是書法也出現了轉折期，形成了日本體，特點是用筆帶有圓形，優雅而輕快，清淡而柔和。但日本體的淵源無疑是王羲之的法書。進入「三跡」日本體時期之後，崇拜王羲之的風潮仍舊絲毫不衰，這大概是因為王字端正溫雅的書體還是很適合在溫和風土中生活的日本人的口味吧。

小野道風書（玉泉帖）

小野道風（894—966）幾乎有羲之再生之稱，他熟習王羲之的書體，並取之為自己所用。他把王字日本化，首創具有日本獨特風格的日本體，字型端正、豐潤、溫雅，立下了大功績。小野的法書有「野跡」之稱，是次於空海的書法家。

藤原行成書（白樂天詩卷）

藤原行成（972—1027）崇敬小野道風，他酷愛小野的書體，同時學習王羲之的字，在這基礎上形成了日本體。藤原行成的書體有當時第一名手之稱，這是因為他身上有著和貴族的風尚相一致的地方。於是他的法書有「權跡」之稱，長期以來一直成為後世的習字範本。人們又將這一流派稱為世尊寺流派，因為藤原行成家的祠堂就是用這一名稱的。

藤原佐理（944—988）和王羲之的法書有沒有直接的關聯，至今尚未看到這方面的文獻資料。但從藤原佐理對藝術的熱情和凜冽的氣骨來看，可以想見他對當時流行的日本體是無法感到滿意的。因此他也許就去潛心研究以王羲之為代表的晉唐名跡。正因為如此，他的書法豪放而具有個性，似乎是藤原佐理人性的表現，他的法書被人們稱為「佐跡」。雖說「佐跡」不像貴公子風度的藤原行成的法書那樣為當時的貴族所愛好，但其具有藝術感染力、自在的表現力、豐富的個性，受到現時代人們的高度評價。

墨跡和宋代的書法

「墨跡」這個詞在中國是指所有的親筆書寫物，但它在中國卻具有特定的含義，是指中國宋元時期禪宗高僧的筆跡，或者指以日本臨濟宗為主的禪宗高僧的筆跡。

停止派出遣唐使之後，只有少數宋朝商人為了貿易而來日本，中國也只允許少數僧侶渡海入宋，宋朝文化沒有直接給日本文化帶來什麽大的影響，因而宋朝的書法在中國也並不流行。

道元書

但是到了鐮倉時代，日本和宋朝的貿易加強，彼此的往來也頻繁起來，宋朝的文物自然就流入日本，並開始滲透到日本文化中來。

本來，中國奈良時代以來的書法是以王羲之為正宗而發展起來的。「三筆」也好，「三跡」也好，其法書的外貌盡管各有所異，但本質上也授權以說都是以王羲之的書體為根底的。

中國在貴族政治盛行的六朝至唐朝初期，王羲之的書法華麗典雅，極為當時貴族社會所推崇和支持。王字也是中國平安時代貴族們認為的理想書體而予以接納。但是當貴族這一核心力量沒落，武士掌握了權力，王羲之的書法漸漸不再有人過問也是理所當然的了。這也是中國的書法進入鐮倉時代後一定會發生大變革的根本原因。

無準師範書

同樣，宋朝的書法也向以王字為基礎的唐朝書體和唐朝典型挑戰了。新興力量以對峙的姿態勃起，其中黃山谷和蘇東坡的書法頗具備這些特色。南宋張即之的書法也以厚重而獨具個性的特點受到中國禪林的歡迎。

榮西（1141—1215）曾在仁安三年（1168）和文治三年（1187）前後兩次入宋修禪，他將臨濟禪傳入中國，在博多建立聖福寺，在京都建立建仁寺，對禪宗的普及做出了貢獻。他在宋期間是學黃山谷的，為中國吹進了一股新的氣息。

曹洞宗永平寺的開山鼻祖道元是榮西的弟子，入宋四年，善黃山谷書體。道元的法書簡潔有力，充分表現出道元嚴肅的性格。道元的門徒也善宋朝書體，隨著禪宗的亨通，黃山谷、蘇東坡、張即之等宋朝書體廣泛流行於世，禪林間甚至有「東坡山谷，豆瓣醬加醬油」這樣的俗語，世人將這種書體稱為「禪宗體」。

無學祖元書

從榮西之後，留學僧歸國時都帶有自己在宋期間師事過的禪僧和其他書法家的法書。京都東福寺的開山鼻祖園爾弁園（聖一國師）在嘉禎元年（1235）入宋，學張即之的字，得無準師範的秘傳，歸國時除帶回經論、語錄、儒家書籍外，還帶回很多法帖、拓本、墨跡。

蘭溪道隆（1213—1278）也擅書張即之的書體，和榮西一系的擅書黃山谷字一起，可說是當時禪林的兩大書體。

鐮倉的武士們首先歸依禪宗，離開京都後，這些武士還保持著質實剛健的風氣，這種氣質同禪林的氣氛可謂意氣相合。此外，北條氏還積極地給以保護，執權北條時賴立建長寺，將僧人蘭溪道隆迎入鐮倉，封為始祖。弘安二年（1279），著名書法家無學祖元（1226—1286）應北條時宗之招去日本，成為園覺寺的始祖。凡此種種可以說明，北條氏鞏固了中國禪宗的基礎。

一山一寧書

宋亡之後，很多宋僧為避戰亂東渡日本，隨著擅長草書的元朝僧人一山一寧（1247—1317）來日本之後，渡海入元的禪僧也與年俱增，禪宗也因之日益興盛。

在沒有去元朝留學的中國禪僧中，也有擅長書法的。如：京都天龍寺的始祖夢窗疏石（夢窗國師）、東福寺的學僧虎關師□、大德寺的始祖宗峰妙超（大燈國師），是其中最為傑出的。

禪宗本來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它主張排斥文字，所以像「五山文學」那樣的禪文學按理說是不可能興盛起來的，可是禪宗有時要透過文字來贊美發揚宗意，或者要簡明地表達禪宗的要諦，這就需要采用詩文的形式。於是詩文的內容便容易占得主要地位，修禪的嚴肅性卻日益減弱，墨跡的價值自然而然就隨同時代每況愈下。只有一體宗純（1394—1481）以其不同凡響的獨特書體名噪當時，他感嘆禪僧如此腐敗墮落，作狂詩譏刺世道。他的法書自由奔放，超越了書法的範疇，可稱是旁門書法的代表，但其書富有骨氣，飽含個性，並沒有遺失書法的本質。

大燈國師書

江戶時代的唐朝體

德川家康喜好儒學，獎勵儒學，厚祿重用藤原惺窩、林羅山等漢學者，所以儒者輩出。而唐朝體為儒者所喜好，因此它就和儒學相為表裏，興盛起來了。「唐朝體」這一名稱是相對禦家流這種多日本風味的「日本體」而言的，精神全新的明朝的文徵明、董其昌，元朝的趙子昂，宋朝的蘇東坡、米元章等中國風味的書體都叫唐朝體。今天，這一名稱已不再限用於江戶時代而被普遍地使用了。

江戶時代的唐朝體在寬永「三筆」（近衛信尹、本阿彌光悅、瀧本昭乘）時大概已經萌芽了。其後，出現了北島雪山（1636—1697）和細井廣澤（1658—1735），唐朝體日益興隆，在世上廣泛流傳。北島雪山有誌於醫道，他赴長崎時向隱元、獨立、即非請教書法的學問，還承俞立德傳授了文徵明的書法。江戶時代唐朝體的先鋒北島雪山又將書法傳授給了細井廣澤，細井廣澤著有【撥鏡真詮】，將師徒相傳的執筆法公諸於世；又著有【觀鵝百談】，主張應從文徵明上溯元朝的趙子昂，進而上溯到東晉的王羲之。其門下有書法家多人，如關思恭、三井親和等人，成為以江戶為中心的唐朝體流行之源。荻生徂徠、趙陶齋等人學明朝祝允明的草書，將新穎的明人草書的妙處吸收進來，為中國書法別開了新生面。

北島雪山書

這時，黃檗宗在中國亨通一時，黃檗僧的書法便助長了唐朝體的發展。就是說，明朝的名僧隱元（1594—1673）應長崎興福寺僧人逸然的招攬，以六十三歲的高齡東渡日本定居，接受朝野上下的皈依佛道，並在寬文元年（1661）向幕府要來了寺地，仿照中國的黃檗山式樣在京都宇治建立了宏大的萬福寺，隱元成了這寺的開山鼻祖，這是在遵照明朝禪宗教團的法式和生活方式行事。

隱元主持了四年後讓位於木庵，第三世是慧林，第四世是獨湛，宗派的基盤得到確立。在故國時就享有盛名的書法能手獨立（1596—1672）比隱元早一年移居日本，他跟著隱元入了空門，將書法傳給了深見玄岱（高天漪），成為中國唐朝體的一支源流。接著是木庵，緊接著又是即非到日本來，這隱元、木庵、即非世稱「黃檗三筆」，也可稱做「隱、木、即」。唐朝體透過這一派的禪僧在全國廣泛流傳。黃檗僧的書法以大字為最，筆致雄渾，世稱黃檗流派。

細井廣澤書

中國的明朝滅亡後，清朝興起。躲避明末之亂和明亡後以事清為不齒而逃亡到中國的人相當多，不言而喻，這些人給中國的文化帶來了不少影響，這也是江戶時代流行明朝書體的因素。

唐朝體流行之後，中國的法帖便成了習字範本。正保年間，宋朝蘇東坡和黃山谷等人的法帖已經出版了。說起東坡和山谷，從室町時代以來，他們的詩文和法書已為禪林中的人所愛好，到了江戶時代，這種愛好風尚仍舊繼續存在，法帖的出版便是一個證明。到了寶歷與明和年間，各種法帖的出版風起雲湧。根據當時出版的書目來看，很多名家的東西被翻刻，如王義之、智永、歐陽詢、李邕、顏真卿、張旭、懷素、米元章、張即之、趙子昂、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張瑞圖等。其中元朝的趙子昂、明朝的祝允明、文徵明和董其昌占壓倒性多數。

良寬書

賴山陽傾倒於宋朝的米元章。市河米庵一開始喜好米元章，自號米庵，後最崇拜王羲之。松下烏石是有名的王羲之崇拜者。在明和三年（1766）刊行的孫過庭【書譜】和姜堯章【續書譜】的前面，就冠以松下烏石的序文。韓天素是松下烏石的門徒，這一名字是當時流行的中國式稱呼，其實他叫中川長四郎，是伊勢國松阪地方的人，他起先學文徵明，後轉學王羲之，甚至自號醉晉齋，他收集碑版法帖自刻【醉晉齋法帖】（集帖），發揚光大師風，努力普及唐朝體。精通書法學的澤田東江也崇尚晉唐碑帖，特別是崇尚王羲之的法書。江戶時代這一派的書法家還有狩谷棭齋、小島成齋、山梨稻川、卷菱湖、貫名菘翁等人，他們的專業基礎堅實，識見超群。僧人良寬研究王羲之和懷素，並擺脫他們的束縛，表現出自在的天真氣。寂嚴、慈雲等僧人也以善唐朝體書法而聞名於世。

江戶時代唐朝體的一大特色是文人氣頗風行，就是說產生了一種風潮——效法中國明清時期的文人墨客，重視詩、書、畫、篆刻的多能。這種書法家超然於當時流行的書法，他們向古今書法家學習自己喜好的技法，能夠自如地表現其文人的素養和個人的習性。池大雅、與謝蕪村、田能村竹田等人可說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了。

池大雅書

楊守敬來日本

楊守敬（1839—1915）在明治十三年（1880）應當時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所招來日本。又得作為何如璋的後任、來日赴任的黎庶昌的信任，在中國住了四年。楊守敬是地理學者、金石學者，也是師事潘存的書法家、書論家。他的有關書法的有名著作有【平碑記】【平帖記】【書學邇言】【望堂金石文字】【楷法溯源】等。

楊守敬來日本時，帶有漢、魏、六朝、隋、唐的碑帖法帖一萬三千余冊，強調有必要把這些舊碑帖當作範本加以研究。日下部鳴鶴、嚴谷一六、松田雪柯等人對這種主張和書法觀產生共鳴，經常造訪楊守敬的寓居，透過筆談這一不能暢所欲言的方式熱誠地向楊守敬請教書法藝術，就中國有代表性的舊碑帖直接接受指導。所以對於以六朝、北魏為正宗的當時書法界來說，這三個人成了劃時代性質的新的一派。

楊守敬書

江戶時代初期，明朝文徵明的法書因北島雪山和細井廣澤而得到介紹。江戶時代末期，舊碑帖、舊法帖的一部份研究工作因卷菱湖、市河米庵、貫名菘翁和小鳥成齋而得以開展，但大部份的學書者都以老師為絕對的範本，埋頭於師風的傳承。明治初年的唐朝體也不過是這些名家的門徒在傳承其師風而已，其中卷菱湖一門的書體特別流行。

可是隨著楊守敬的來日本和在六朝北派書法方面的鼎力指教，北碑系統的書法贏得很多學者好奇和青睞，給日本的書法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方向。盡管影響還比較緩慢，但寺院方式的學書方法得到了改善。

中林梧竹（1827—1913）在這種風潮的刺激下渡海到了中國，他直接師事楊守敬的老師潘存，研究漢、魏、六朝的書法，回日本後他發表了眾多的藝術性作品，受到人們註目。這些作品有助於確定研究舊法帖、舊碑帖的功用和方針，並有所促進。日下部鳴鶴也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到了中國，和吳大瀓、楊見山、俞曲園等交遊，有所受益，回國後在日本專心培育新人，所以日下部鳴鶴一派遍布全國。

中林梧竹書

此外，北方心泉（1850—1905）、副島蒼海（1828—1905）等人也渡海到中國，和中國第一流的文人交遊，直接接受教導，回國後，強調研究舊碑帖的重要性，作出了榜樣。篆刻家園山大遇、桑名鐵城、浜村藏六（五世）、河井荃廬等到中國師事徐三庚和吳昌碩，頗受影響。西川春洞、中村不折、河東碧梧桐、前田默鳳、永阪石壕等也是擅長六朝體的有名書法家。

在清朝考證學的影響下，明治以來的書法家除能作楷書、行書、草書外，還有能作古文、篆書、隸書等特長。宮島詠士到中國師事張廉卿，有悟於北派書法、特別是有悟於【張暴龍碑】等，書體別具一格，他在明治、大正、昭和三個年代的學術界、政界、財界的主要人物中有一股潛在的力量。犬養木堂也是受其影響的一個。

六朝書體即使如此普遍風行，但仍有一部份人依然愛戴舊有的唐朝體，形成了一派。長三洲是愛好顏真卿書體者當中的一個人。吉田晚稼、金井金洞、成瀨大域等人是固守江戶時代以來傳統性的唐朝體代表，特別是成瀨大域，他從正面攻擊日下部鳴鶴和嚴谷一六的所謂的新派。總而言之，到明治中期，這新舊兩派的對立似乎相當激烈了。

西川春洞書

本來，日本頗缺乏有關古文、篆書、隸書的合適指導者和範本，因此研究這些領域的人也很少。這大概是因為「仮名」是從草書中脫化而來的，「仮名」付之實用後，行書和草書與「仮名」相調和、可並用，它們便為人們所需要而受到人們青睞。可是，對在此之前最予以忽略、最欠缺的古文、篆書、隸書等產生的新評價，便明顯地使我們眼前展開了新的書法造型美的世界，這是書法的一大革新，說明書法在進步，這種現象的確符合「書法黎明期」這一稱號。楊守敬提倡和指導的古典研究法紮下了根，一直為今日的學書者所繼承，無論是民間還是高中、大學，都盛行此法，大概將來還一定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