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透過對【孟子】版本源流的梳理,發現諸版本僅有「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的記載,且「是人」的用法更接近戰國時期的文法習慣,而「斯人」之說源自其他文獻對【孟子】文本的征引。為了發揮正面導向作用,避免近年頻發的古詩文選篇的異文之爭,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輯出版工作亟待進一步最佳化。不僅要充分利用影印本、整理本等優質文獻資源進行版本源流的梳理和異同的比較,從中甄選出最可靠的文本,而且應當標明所選版本與典型異文情況,向中小學生普及文獻學常識,傳遞正確和理性的版本觀念。
關鍵詞 教材出版 中小學語文 古詩文 版本 【孟子】
前段時間,互聯網上掀起了一場有關【孟子·告子下】異文的全民學術大討論,論爭雙方對於究竟是「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還是「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各執一詞,不少網友翻出語文教材據理力爭,不想結果出人意料,原來不同版本的教科書竟也存在「斯人」與「是人」兩種記載,孰是孰非一度陷入僵局。其實,古詩文出現異文絕非個別現象,譬如詩仙李白的【靜夜思】，中日兩國教科書就存在明顯差異，國內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日本方面卻作「床前看月光」和「舉頭望山月」。此外，李白【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有「隨君直到夜郎西」和「隨風直到夜郎西」之別，周敦頤【愛蓮說】有「世人甚愛牡丹」與「世人盛愛牡丹」 之異,王安石【泊船瓜洲】也有「春風又綠江南岸」與「春風自綠江南岸」之分a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類似論爭幾乎每一次都會引發不小的波瀾。事實上,這類異文不獨見於古詩文,在其他型別的古文獻中也普遍存在。因此,不能像有的網友那樣把責任簡單歸咎於責任編輯校對不到位,它們反映的實際是中小學語文教材出版的一個共性問題——古詩文選篇的版本問題。本文即以【孟子】為例,說明考察古籍版本源流對於編選中小學語文教材古詩文篇目的重要性。
a 關於【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隨君」與「隨風」的問題,如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版七年級語文上冊記載為「隨君」,而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 版七年級語文上冊、北京師範大學 2010 版高中語文選修【唐詩欣賞】等寫作「隨風」;有關【愛蓮說「】甚愛」和「盛愛」的情況,如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版八年級語文上冊記作「盛愛」,而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5 版八年級語文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版七年級語文下冊等都為「甚愛」。不過,【泊船瓜洲】一例其實在中小學語文教材內並未出現不同的文本記載,其具體情況留待後文揭曉。
1【孟子】主要版本源流的考察
【孟子】約成書於戰國中期,其篇數歷來存在兩種不同的說法。西漢司馬遷稱:「(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漢書·藝文誌】卻著錄【孟子】為十一篇。東漢趙岐放棄註【孟子】外四篇,外四篇逐漸亡佚,後世遂以七篇為定數。由於【孟子】成書較早,加之其作為儒學典籍的特殊地位,版本流傳情況頗為復雜。顧永新曾將經學文獻概括為以「正經註疏」「五經四書」兩個主幹系統為主,加之其他系統或載體的流傳形式[2],筆者將大致沿著此思路來討論【孟子】的主要版本,茲分述如下:
第一,白文本。目前所知【孟子】較早的白文刻本,為宋刻遞修巾箱本【八經】十卷本b 。明末崇禎年間,求古齋曾據宋巾箱本訂正重刊,清代民間書坊也多有重印。傳世的白文【孟子】以清代版本為主。康熙、乾隆兩朝分別敕編的【欽定篆文六經四書】【古香齋鑒賞袖珍叢書】皆包含【孟子】。清代統治者還將經典書籍轉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康熙間玉樹堂、天繪閣兩種坊刻【新刻滿漢文四書】,是目前能見到最早的滿文白文本【孟子】。乾隆皇帝還下令重新厘定滿文【四書】編成【禦制轉譯四書】,之後噶勒桑又將之譯成蒙文,今有滿漢合璧本、蒙漢合璧本、滿蒙漢合璧本等存世。另外,石經也是【孟子】白文流傳的一種重要形式。「開成石經」刻於唐文宗朝,原未收入【孟子】,至清康熙三年(1664)補齊。後蜀「廣政石經」亦於北宋宣和五年(1123)增入【孟子】,這是唯一一部附註文的石經。而北宋「嘉祐石經」的【孟子】部份也直到元初才被增補[3],今僅存少量殘石。有別於前三部石經的後補形式,南宋、清代石經的【孟子】皆為原生文本,特別是刻於紹興年間的「南宋石經」,當為現存最早的白文【孟子】,有85石幸存(【孟子】10石)。
b原有九經,包含【孟子】一卷,其【春秋左氏傳】部份今已佚。近人傅增湘依據書中宋諱字的缺筆情況,斷定其為宋寧宗以前的刻本,可參見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
第二,經註本。目前能見到最早的完整註本是東漢趙岐的【孟子章句】(又名【孟子趙註】)c 。【孟子章句】版本實際可考者要下移至趙宋一代,清廷內府舊藏宋槧大字本,該本雖已失傳,但民國初年曾被上海涵芬樓影印收入【續古逸叢書】。此外,明崇禎十二年(1639)永懷堂刻印的【十三經古註】亦包含【孟子趙註】。清乾隆年間,又相繼出現了孔繼涵微波榭本、韓岱雲本兩種刻本。南宋以後,經典書籍開始以釋文附入經註本,產生了經註附釋文本。鹹淳年間廖瑩中的世彩堂刊印【九經】,其【孟子】采用趙岐註與孫奭音,但廖本早已不傳。入元以後,「盱郡重刊廖氏善本」為元盱郡覆宋本。民國時,北平故宮博物院又將覆宋本影印,收入【天祿琳瑯叢書】。此外,元人嶽浚還以世彩堂本為底本,刊刻了相台嶽氏荊溪家塾本。
c 西漢劉向、揚雄都曾被認為著有【孟子註】,因相關證據不足,實難斷言。東漢時湧現出一批註釋【孟子】的書籍,除【孟子趙註】外,還有程曾【孟子章句】、鄭玄【孟子註】、劉熙【孟子註】、高誘【孟子章句】等,但皆已散佚,現下僅能透過清人輯佚本窺見部份片段。
第三,註疏本。舊題北宋孫奭所疏【孟子註疏解經】(亦名【孟子註疏】【孟子正義】)是首部疏解【孟子】之作d ,南宋浙刻八行本為所知的最早版本,當出自兩浙東路茶鹽司或紹興府,刊刻於宋寧宗嘉泰至開禧間[4]。此外,南宋建陽書坊還刊刻了另一種附【經典釋文】的十行註疏合刻本(【孟子】無釋文)。現存最早的十行本刊刻於元泰定間,後經明代多次補版,當翻刻自宋本。明、清兩代又衍生出多種包含【孟子註疏解經】的【十三經註疏】匯刊本,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當屬清嘉慶二十年(1815)阮元主持刊刻的南昌府學本。清代焦循重新疏解趙岐【孟子章句】完成【孟子正義】,開辟了一套全新的註疏系統,有【焦氏叢書】【皇清經解】【焦氏遺書】【四部備要】和【諸子整合】等多種叢書本傳世。
d【孟子註疏解經】托名孫奭的說法最早出自朱熹,他認為該書出自宋代邵武軍某位讀書人之手。之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阮元【十三經註疏】等持相同意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對此亦有考證。可參見俞林波.【孟子註疏】作者考論.文學遺產,2011(6):132–134。
第四,集註本。南宋朱熹【孟子集註】是註解【孟子】的經典之作,成為有宋以降封建科考長期的法定教科書。當塗郡齋本是僅存的宋本,初刻於嘉定十年(1217),後經嘉熙、淳祐年間多次遞修。元刻本方面,也有至正二十二年(1362)武林沈氏尚德堂刻本等三種留存。傳世的明、清本多達數十種,尤以清康熙內府影刻元泳澤書院本e 最為精美。
e該本【大學章句】序後跋文題「置諸泳澤書院,嘉與學者共之。淳祐丙午秋八月識」,曾一度被公認為宋淳祐刻本。近人陶湘發現「學者共之,淳祐丙午」八字有割裂填寫的痕跡,又考泳澤書院始建於元代,故定其為元刻本。參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所編【故宮善本書影初編】.北京:故宮博物院,1929:4。
第五,音義本。宋人孫奭的【孟子音義】是流傳至今且影響最大的【孟子】音義本f 。該書在宋代官私書目中多有著錄,但目前所知的皆為清代版本。國家圖書館和蘇州圖書館各藏有一部清初影宋抄本,前者原為清宮天祿琳瑯舊藏,後者出自虞山毛氏汲古閣。【通誌堂經解】本是【孟子音義】在清代的首部刻本,初刊於康熙年間。此外,還有【士禮居黃氏叢書】【微波榭叢書】【抱經堂叢書】【粵雅堂叢書】【四庫全書】等叢書本,以及韓岱雲刻本、許印林刻本等單行本留存。除孫奭【孟子音義】外,元廣陽羅氏刻【魁本大字詳音句讀孟子】也頗具特色,該本在句讀的基礎上,增加了部份朱熹音註。
f 唐代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對【周易】等14部儒家典籍的古音進行考證,並兼及訓義,但未包含【孟子】。終唐一代,僅有張鎰【孟子音義】、丁公著【孟子手音】兩部音義作品,但皆已失傳。
第六,節文本。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人重修【孟子】,刪去其中「辭氣之間抑揚過甚」[5]與「非臣子所宜言」[6]等八十余條,編成【孟子節文】,作為科考教材頒行。不過,至永樂九年(1411),通行僅十余載的【孟子節文】就被下詔廢止。現存【孟子節文】皆為明初刻本:一為洪武年間內府刊本,僅載經文;二為雙行夾註本,註釋取自朱熹【孟子集註】;三為經廠本殘頁,僅存【告子章句】等。
2 「斯人」還是「是人」?
【孟子】諸版本中,白文本、經註本、註疏本、集註本最早皆可追溯至宋朝,究其緣由,除了得益於雕版印刷術在兩宋的全面普及外，也與孟子的地位在宋代得到極大擡升有直接關系。早在唐中期就興起了「孟子升格運動」，但終唐一世收效甚微，其系列實質性舉措都發生在宋代：王安石變法規定【孟子】為「兼經」，將其指定為應舉士子的必讀書籍之一；元豐年間神宗為孟子首次封爵，並許之配享孔廟；徽宗時【孟子】被補刻增入「廣政石經」，正式完成了由「子」升「經」的重大轉變。而【孟子】的節文本和音義本，現存版本最早也僅能上溯至明、清兩代。各版本對「斯人」與「是人」的記載究竟如何？筆者根據查考的結果，制成表1。
表1 【孟子】諸版本異文情況
①前文為敘述方便,在「白文本」一節介紹【廣政石經】,同時也指出其開創了石經「經註並刻」的體例。【廣政石經】的【孟子】部份雖是宋代後補且今已不存,但從保持石經文本一致性的角度來推斷,【孟子】亦當刊列有註文,故將其並入此表「經註本」之列。
以上列舉的各種不同版本【孟子】,【嘉祐石經】和【廣政石經】因實物的缺失而無從查證,【孟子音義】則由於僅摘錄音註關涉字詞而未收錄全文,很不湊巧地避開了關鍵詞句,其余諸本均無一例外地記作「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就這些版本的鐫刻主體而言,官刻、家刻和坊刻皆有之;就書籍的性質和用途來看,既有研治經學的名家著作,又有服務科考的舉子教材,因而具備相當廣泛的代表性,進而也間接排除了兩千余年間可能潛在的因傳抄或刊刻疏忽而造成訛誤的極個別版本。因此,已經基本能確定趙宋以降的【孟子】正文皆作「是人」。
既如此,「斯人」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透過檢索古籍資料庫,筆者發現了若幹線索。宋人劉達可【碧水群英待問會元】(明麗澤堂活字本)卷三十一【臣道門】有「誠以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一出一處,一語一默,生民之休戚系焉,國家之安危寄焉」之語;元人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四部叢刊】景明弘治本)卷三十九【克己齋記】有「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之言;明【永樂大典】(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卷二千五百三十七【齋名十三】收錄王惲所撰的齋記,亦寫作「斯人」;清人李雨堂【萬花樓演義】(清經綸堂刊本)卷一也有「正合著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心智,苦其筋骨’之意雲耳」的記載。這些都是後世化用【孟子】原文的例子,不僅將「是人」寫作「斯人」,還習慣在「天」字後添一「之」字,甚至還顛倒了「勞」和「苦」兩動詞的位置。古代引文有「略其文而用其意」的特點,此類不規範的參照,加上民國圖書、報刊和現代文學影視作品的再次不當征引,對異生文本的快速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而回歸到文句本身,「斯」和「是」在此處皆被用作近指代詞,即「斯人」「是人」都可解釋為「這個人」或「這樣的人」。也就是說,僅從意思表達、文意通暢的角度而論,二者並不存在絕對的正誤之分。由此看來,選用「斯」還是「是」,更多的應當是基於當時人們的語法習慣。明確了以上情況,我們便可以此為突破口,尋求佐證「是人」文本合理性的其他證據。
筆者統計了南宋嘉定十年(1217)當塗郡齋刻嘉熙淳祐間遞修本【孟子註疏】和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韓岱雲刊本【孟子趙註】的文本情況。結果發現,除去此次出現爭議的文句,「斯」在兩版【孟子】裏都出現了50次,其中與「斯人」結構類似的用法,還有「斯民」「斯時」「斯心」「斯二者」等,但唯獨不見「斯人」。而兩版【孟子】之中,排除「天將降大任」一句,「是」共使用了256次。另外,【告子上】篇還包含兩處「均是人也」的記載,但此處「是人」之「是」顯然不是充當指示代詞,而是作為連線主語和賓語的系詞。不過,【孟子】中的確也存在「是國」「是君」「是民」「是路」「是門」「是心」等相當多的指代用例。因此,嚴格而論,【孟子】一書並沒有出現其他「斯人」或「是人」之例項,但若是從作為代詞的使用頻率來看,「是」多達235次,遠高於「斯」的26次[7]。事實上,不僅是【孟子】,戰國時期的其他文獻也多習慣以「是」為近指。以【墨子】【莊子】【荀子】等幾部與【孟子】同處戰國之際的典籍為例,「斯」的指代用法僅零星散見於諸書,而反觀同樣作為近指代詞的「是」,則可謂遍布各書,其用例數量遠超「斯」百余倍g 。倘若再進一步深究,上述三部典籍中都沒有出現「斯人」的用法。以上種種情況皆表明:根據同時期普遍的文法習慣,「天將降大任」的大機率是「是人」,而非「斯人」。
g【墨子】【莊子】【荀子】中,「斯」字分別出現了1、3、6次,凡10次;「是」字分別被使用了505、382、844次,凡1731次。詳參郭錫良.【試論上古漢語指示代詞的體系】,收入【漢語史論集】.商務印書館,1997:89。
3 對編選中小學語文教材古詩文篇目的思考
古代文獻去今久遠,且絕大部份已湮滅於歲月長河之中,幸存至今的經過歷代反復傳抄和翻刻,其內容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失真。正因如此,我們在編選古代詩文作品時,應盡可能地參考利用相對可靠的版本。毫不誇張地說,中小學語文教材是大多數人畢生接觸古詩文最直接的途徑,留下的文化記憶將會伴隨國人終身。如何合理有效地完成古詩文篇目的版本甄別和審定,充分發揮語文教材的正面導向作用,成了教材編寫時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3.1梳理版本源流,重視最古版本
確定了教材古詩文的具體篇目,首要工作便是對詩文來源的古籍文獻進行版本梳理,以摸清各版本間的遞傳關系和流傳情況,為後續的版本選擇提供可靠依據。中小學語文教材所涉及的古詩文,多屬先賢名家的經典之作,流傳甚廣,因而傳世版本極多。如果作者的稿本或初刻初印本有幸存世,自然就不會出現爭議。但多數情況下,這些作品歷經後世的輾轉傳抄和翻刻,傳世版本往往互有優劣。只有在廣泛搜羅、梳析源流、比較異同的基礎上,才能在諸多版本中擇善而從。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這些傳世名作素來就備受學界關註,因此累積了頗為豐富的相關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很多對作品成書過程及版本情況的考察,這也為我們掌握古詩文作品來源古籍的版本情況提供了一條便捷有效的途徑。
一般而言,古籍的版本越古老就越接近於祖本,這是因為傳播的環節越少,出錯的機率就越小,可信程度自然也更高。依照傳統的四部份類法,中小學教材選用的古詩文,有相當一部份屬於「集部」。集部文獻又有總集、別集之分,從成書規律看,總集的編纂通常以多部別集為依據,故而總集的完成往往晚於別集,因此在選用古詩文時要更重視別集,這是一個總的原則。具體到某部作品來說,如李白【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國家圖書館和日本靜嘉堂珍藏的兩部宋刻【李太白文集】,末句皆作「隨君直到夜郎西」,但元至大三年(1310)勤有堂所刻【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則為「隨風直到夜郎西」,明、清兩代刻本也多為「隨風」。雖然有學者從詩歌意境角度比較過「隨君」與「隨風」的差異[8],二者皆說得通,並無絕對優劣之別。但從版本學的角度考慮,由於「隨君」產生更早,同時又與詩歌創作年代較接近,因而更加可靠。前文提及的【靜夜思】,今存宋刻本【李太白文集】【樂府詩集】皆作「床前看月光」和「舉頭望山月」,其文字的改動可追溯到明代,其中尤以【石倉歷代詩選】和【古今詩刪】中「床前明月光」與「舉頭望明月」的影響最大,清人編【唐詩三百首】時將上述兩種異文同時吸收,才誕生了如今廣為人知的千古名句[9],但已非李白筆下原文,選用宋刻本的說法實際更為穩妥。至於周敦頤【愛蓮說】的「世人甚愛牡丹」和「世人盛愛牡丹」兩種文本,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吳郡周與爵刻【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四庫全書本【周元公集】等皆為「甚愛」,而宋刻【元公周先生濂溪集】記作「盛愛」,「甚」與「盛」的差別更是微乎其微,但聯系到周敦頤的宋人身份,「盛愛」之說顯然更能站得住腳。
3.2充分利用影本,參考現代整理本
所謂「影本」,包括「影抄」「影刻」「影印」三種形式。「影抄」又稱「影寫」,其起源或與書法藝術有關,「影刻」亦名「覆刻」「影刊」等,明代中期刻書業盛行慕宋之風,由此湧現了一批雕印精良的影宋刻本,即為目前所存較早的影刻本實物,清代至民國,影刻古書之風仍舊興盛不衰。影印之法系清末自歐美傳入,光緒五年(1879)上海點石齋的古籍出版即為國內最早套用之例。時至今日,影印仍是古籍出版的重要方式,配合日益精進的資訊科技以及運作成熟的現代出版體系,古籍影印的成品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都有了質的躍升。
較之影抄、影刻等原始的書籍生產形式,古籍影印由於引進了照相、掃描等新興技術,除了據原書尺寸版式印刷外,還能靈活地縮印、拼頁。可無論怎麽說,盡管影本的生產方式不斷發生叠代,力圖最大程度再現古籍舊貌始終是其顛撲不破的主題。當然,影本的文物價值、藝術價值自是無法與原本相比,但僅從學術價值來看,正是由於影本保留了舊本的原貌,就能夠為古詩文版本的選擇提供重要的參考。不過還要指出,部份影本古籍的確存在隨意刪改添補且不附說明的情況,影響了文本內容的可信度,因此應當審慎地加以甄別,盡可能地選擇高品質、爭議少的影本。
經專家點校、註釋的整理本,一方面透過梳理版本源流精選了底本,另一方面參照其他版本對底本進行校勘,因而內容品質是最高的。不僅如此,就上手翻閱的難易程度來說,較之傳統古籍較高的閱讀門檻,古籍整理本顯然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新中國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起步於解放之初,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成立了古籍規劃小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開始全面展開,雖然六七十年代受「左」的思潮的沖擊而短暫停滯,但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印發的【關於整理中國古籍的指示】又重新推動古籍整理事業邁入繁榮時期,前後七十余載光景,大批優秀古籍整理本相繼問世。從語文教材編選古詩文的角度來看,別集方面,如李杜之作可參看王琦註【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郁賢皓校註【李太白全集校註】(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仇兆鰲註【杜詩詳註】(中華書局1979年版)、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註】(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總集方面,如【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版)、【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版)、【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高品質的整理本。至於歷代正史、先秦諸子之作,由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含最新修訂本)和【新編諸子整合】皆屬業界較為認可的整理本。與傳統古籍類似,現代整理本其實也很難有一部真正做到盡善盡美,多方參照對比仍是最可靠的處理方式。另外,大部份規範的校本都會在頁下或文末註釋中標明異文的版本來源,這又為古詩文版本的循證提供了便利。
3.3避免輕信引文,務必回溯原文
征引文獻是古人寫作時常用的方法。不過,由於古代長期缺乏嚴格的引文規範,引文時多依據個人喜好或憑借記憶,卻不認真核檢原書,導致引文往往只用其意,並不強求與原句一致,明人方以智所謂「古人稱引,略得其概,則以意摛辭」[10]便是指此而言。
【孟子·告子下】的「斯人」之說即是不規範參照的典型。文前提及的【泊船瓜洲】與之如出一轍,【臨川先生文集】【王荊文公詩箋註】等詩文集皆作「自綠」。「又綠」之說實際出自【容齋續筆】【茶香室叢鈔】【錦繡萬花谷】【輿地紀勝】之類的筆記、類書、地理誌等其他文獻的征引,因而應當選用前者作為教材編寫的依據。部編版高一語文必修上冊教材選用的韓愈【師說】也是一個典型的古文參照案例。韓愈【師說】有「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的記述,即透過援引孔子之論來佐證「以能者為師」的觀點。而實際上,韓愈取用的聖人箴言源自【論語·述而】,原文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僅就「三人行」一句來說,【論語】毫無疑問是絕對權威的文本,【師說】只是諸多引文的一個代表。但也必須指出,異生文本的確已成為【師說】不可分離的組成部份,既不可因韓愈的自行變更,而強行將相關文本按照【論語】的記載還原,更不能受【師說】引文的幹擾,左右對【論語】原文的正確把握。
不規範的參照習慣註定會造成引文不確定性的增加,進一步促成原生文本的變異,而異生文本的廣泛散布,又將不斷擠占原生文本的傳播通路,甚至可能掩蓋文句的本來面貌,固化為人們的普遍記憶。正因如此,在敲定古詩文篇目之前,必須摒棄大腦中的既有文本印象,而去反覆核檢原書,嚴格遵循原文的記載。
3.4標註版本及異文資訊,普及文獻學常識
語文教材選錄古詩文,本質上屬於對古人作品較大規模的直接參照。既然是文本參照,標註選文的版本來源理所當然應成為一種基本的學術規範。詳盡的版本說明,不但可以作為師生溯源回查的直接依據,還能給學生群體提供課外閱讀的方向指引。從理論上來說,為了充分保證語文教材的嚴謹性,可透過詳細註解古詩文選篇的異文資訊,反映不同版本中文字差異的具體情況,培養師生的文獻素養。然而,教材的編輯出版終究還是要以實際的適用場景作為依據,處在中小學階段的青少年學生認知水平有限,日常的課業負擔也相當繁重,為避免教材內容過於繁瑣而影響到正常的課程節奏,僅展示具有典型意義的異文更契合現實的教學情況。此外,除了采用頁下或文末註釋等方式標註異文資訊,適當在相關篇目內設定思考題,引導學生親自體會不同版本的文字差異,加深對異文概念的理解,這也是教材編寫的一種靈活思路。
異文是古籍文獻流傳過程中伴隨版本更叠累積而出現的一種正常文化現象,通常情況下,版本數量越豐富,異文情況相應也就越復雜。整體而言,異文其實不外乎兩種型別:其一為顯而易見的訛誤,字詞的變動將直接影響句子的正常構成,或導致文句出現邏輯性缺陷;其二是模棱兩可的差異,文字的出入並不會造成明顯差錯,甚至都能夠自圓其說,這也是引發諸如「斯人」與「是人」等諸多異文之爭的根源。明確了上述事實,若要再進一步深究的話,除非直接掌握作者親筆稿本等關鍵證據,否則選用任何版本都無法完全保證文本的絕對精準,尤其是對於某些年代久遠且版本鏈條不甚明晰的古籍來說,文本的取舍並非一錘定音,而只是多重考證以後的審慎抉擇。基於此,語文教材其實不宜過度渲染異文的絕對正誤概念,以免對學生造成古籍文本非黑即白的誤導,可透過設定拓展知識專欄的形式,依據學生不同年齡階段的特點,逐步普及文獻學的基本常識,傳遞理性的版本觀念。
4 結語
以【孟子】「斯人」與「是人」為代表的古詩文的異文之爭,其背後固然有中小學語文教材編寫者對古詩文版本審定欠周詳的原因,反映出當前中小學語文教材編寫缺少一個必要的環節,即對古詩文篇目來源的古代文獻的版本源流進行系統梳理、考察和甄別,並作必要的題解說明;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部份網友偏狹地認為,只有自己小時候用過的語文教材才是最好的,之後新出版的各種教材都是低劣、錯誤的,甚至極個別人有懷疑語文教材遭受惡意篡改的過激言論。這一方面說明童年時期植入的「文化記憶」是先入為主且根深蒂固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國民古籍版本意識的普遍性缺失。中小學語文教材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分量不言而喻。一套優秀的語文教材培育一代新人的成長,不僅要使其領略漢語言文學之美,也將為其深深烙上中國傳統文化的銘印。網民自發的古詩文異文之爭提示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者,古詩文篇目的編選不僅要考慮其文學性、思想性和藝術性,還應充分遵從文學文本的產生和演變規律,向國民普及古文獻的版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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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圖書館雜誌】2024年第6期 ）
作 者 簡 介
李明傑，江西豐城人，管理學博士。現為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三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索引學會第七屆理事會理事、中國圖書館學會第九屆理事會編譯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十屆理事會學術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古籍保護協會智慧開發與利用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第3版）圖書館學卷「文獻學與文獻保護」分支副主編、武漢大學文化遺產智慧計算實驗室研究員、武漢大學古籍保護暨文獻修復研究中心研究員。主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計畫、國家社科基金計畫多項，著有【宋代版本學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中國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中國古代圖書著作權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簡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鏡頭下的民國教育（1917-1932）】（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等，發表論文近百篇。主要研究領域：文獻整理與保護、中國圖書文化史。
責任編輯：朱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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