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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大家聽評書、看電視劇，故事中似乎動輒便是「正德遊龍戲鳳」「乾隆六下江南」「鹹豐圓明園四春」……
無論是說者還是聽者都心知肚明，其中的「正德「「乾隆「」鹹豐」可不是皇上的名字，而是年號。
只要提到年號，在人們腦海中自然而然地就會湧出許多與歷史相關的故事：說起「靖康」，人們就會想到北宋末年，皇帝被俘奇恥大辱的亡國痛史；講到「開元」，浮現在腦海中的就是大唐盛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年號就宛如一種歷史的標簽戳，給每段歷史都打上了標記，其對中國歷史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清代學者趙翼在【陔餘叢考】裏說，年號「上自朝廷，下至裏社，書契記載，無不便之」，不愧是「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有年數，無年號
年號以前系年方法
雖然年號被譽為「千古不易之良法」，但它肯定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事實上，和世界上大多數古代文明一樣，在年號出現之前，中國人也是用最簡便直觀的方式，也就是用當政君主在位的年數來紀年。只是，這種紀年方式在統一的情況下還比較好說，一旦疆域內出現長期共存的多個政權，就很容易產生混亂。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雖然這個時候還有周天子在，但每個諸侯國內部都是關起門來稱孤道寡，用自己君主的傳承脈絡來記載事件，自說自話誰也不搭理誰。但這實際上非常麻煩——拿孔老夫子編撰的【春秋】來說，全書從頭到尾是以魯國十二代君主系年。如果只是研究魯國史這倒也勉強足夠，可是倘若某個學者想要跨越國別，用【春秋】去對照各種史料看能不能研究出點春秋「大歷史」，那他馬上就會發現自己掉到坑裏了——換算來、換算去。這一來一去，其中錯謬在所難免。後世學者治史集訟紛紛，其中這種系年法帶來的負面效應，實在難辭其咎。
在分裂時代，這種系年會導致換算問題，那麽到了大統一王朝，除了皇帝之外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統統都是某皇帝多少年，這總該沒有問題了吧？
理論上如此，但實踐中還是會出問題。對於後世的人們來說，他們可以說漢文帝多少年、漢景帝多少年，但對處於這些皇帝統治下的時人來說，他們是不能這麽稱呼的，且不說他們不知皇帝死後謚號，就算是不上謚號的秦朝，他們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直呼「始皇帝」「二世皇帝」。因此，他們對於年代的概念完全僅局限於「今多少年」。比如寫於秦始皇三十年的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只要提到秦始皇就是「今元年」，而稍晚一些時候，寫於西漢早期的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甚至更偷懶，把呂後在位二年頒布的律令直接寫作「二年律令」。
改元
漢代出現的一大發明
這種永遠活在當下的記載方式，對書寫者來說固然是方便省事，但對於後來查閱檔案的人就不是那麽友好了。不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只能湊合著用。此時的君主也幾乎沒有改元的例子，都是一世一元，從繼位開始一口氣用到君主過世。就連創下掃平六國偉業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也不例外，從始皇元年到三十七年，中間也沒有搞出什麽花樣——大概因為這位始皇帝是講究實際的法家，完全沒有想到統治的紀元年份也可以搞出許多新奇說法來。所以只有到了儒家逐漸擡頭的西漢初期，在意識形態領域由不少專家做好諸多開拓性的創新後，才能出現「改元」這種既有技術又有故事的操作。
所謂「改元」，顧名思義就是中止正在行用王年數，改用另外一個新元年，過去統統歸零，年份從頭算起。在漢文帝以前漫長歷史中，此事只在戰國發生過兩起，分別是秦惠文王和魏惠王（也就是孟老夫子老在自己書裏開涮的梁惠王），魏惠王改元詳情不見史載，而秦惠文王是將通用的十四年更為元年。不過，這兩人都有很正當的理由，他們是由侯稱王，所以將以前侯年改為王年，以示自己和國家已經煥然一新。
改元真正登上歷史舞台是在西漢文帝十六年。這年趙國術士新垣平讓人拿著玉杯獻寶，自己裝模作樣占蔔一番，然後告訴文帝劉桓說：「闕下有寶玉氣來者。」皇帝派人去看，果然發現有人獻玉杯，上面刻著「人主延壽」字樣。沒過多久，這個新垣平又忽悠皇帝說：「臣候日再中。」也就是說他要給漢文帝表演一場大型魔術，一天之內讓太陽兩次經過最高點。根據史書記載，這場魔術很成功，「居傾之，日卻復中。」龍顏大悅的劉桓覺得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吉兆，太陽能經過中天兩次，那麽自己統治也可從頭再來，於是下詔將明年十七年改為元年，還特地下詔讓天下每村每戶可以吃酒宴會，而這次改元也是正史中公認的首次改元案例。
地球不可能停止自轉，太陽也不可能一日之內重回中天，所以新垣平肯定是在弄虛作假，最大可能就是買通了觀察天文的官員。事實上，這位神神叨叨的魔術師後來就是因為被人揭穿老底而遭到「誅夷」。不過，新垣平個人生死並不妨礙「改元」這樁大事進入政治生活，雖然作為皇帝，漢文帝劉恒已經升無可升，但他還是領會了「改元」這一操作所具有的意義。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改元」歸零，具有祈求「與民更始」「延年之祚」的神聖意義，這種操作不僅是在祈求帝王本人萬壽無疆、生命長駐，更重要的是寄托了延續國祚、除舊布新的重大意義。其中的政治含義，在後來西漢所頒布相關詔書中將寫得清清楚楚：「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武帝元封改元詔），又或者是「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哀帝太初元將改元詔）。其中說得很明白，就是過去事情一風吹了，現在皇帝開恩，重新開啟統治的新紀元，他的統治自然也就會長久地延續下去了。
改元與年號合流
漢武帝的深意
正是文帝時起，改元就逐漸成了統治者的慣例。不過在文、景及漢武帝初期，改元還沒和年號扯上關系。史書上對此時標記的「中元」「後元」，只是後人為了區別的方便稱呼而已，時人則不會說什麽「中元某年」「後元某年」，只是將前後兩次都稱為「今上某年」而已。實際上，當漢武帝劉徹繼位時，改元已經成為朝廷一種日常操作。加上繼位，他一共改元十一次，前七次六年一改，從太初開始四年一改。這幾乎成了制度，在他之後的西漢各帝也大都是六年或四年一改。
如此頻繁地改元，自然很容易在記錄上發生混亂，作為一名英主，劉徹自然要對此采取措施——讓年號和改元相結合，每次改元都冠上一個美好的名字，看上去就是一個良好的解決之道。因此，改元與年號的歷史性結合，在「尤敬鬼神之祀」的漢武帝手中完成似乎是一件理所當然之事了。就連後世不少學者也認為年號和改元合流，就是因為劉徹改元太多，「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曹魏王朗言）
此話不無道理，漢武帝共用了十一個年號，大多數年號的取名過程都是一場大型拍馬屁現場，讓人解釋得只有更好，沒有最好。比如第四個年號「元狩」，起因是劉徹某冬天獵到一只異獸，「一角而五蹄」，覺得稀奇的他只是想讓群臣認一下到底是啥東西，結果一個叫終軍的近侍（謁者給事中）就開始借題發揮：雖然不知道這到底是啥，但想來是因為皇帝陛下偉大，所以就像昔日白魚主動跳到周武王船裏一樣，神奇的異獸也自動出現了！（「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而異獸來獲，宜哉！」）總之結論就是，這是上天給皇帝您的嘉獎，您不妨因此改元，取個好聽的名字來紀念（「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漢武帝看了之後，「甚異之，由是改元元狩」。接下來的「元鼎」則更是一場刻意表演。齊國方士公孫卿聽說有人在汾陰後土祠非常巧合地發現了一尊古鼎，覺得自己也有機可乘，就編造了所謂「朔日冬至」的良辰吉日，證明漢武帝統治下天人感應，祥瑞雙至。他先是想透過一名叫作所忠的侍從獻書，結果就連這個「幸臣」所忠看了之後也覺得馬屁拍得太過了，就回絕說寶鼎的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了，你還想咋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但事實證明所忠完全不懂武帝的心思，公孫卿另找「嬖人奏之」，結果漢武帝龍顏大悅，「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後來宣布此次改元為「元鼎」。
不得不說，劉徹的這個制度創新收到了他想要的效果。正是從他統治時期開始，年號和改元已經脫離了單純的紀念意義，成了封建王朝中一件具有政治意義的大事。
來源丨 國家人文歷史（文/李思達 ）
編輯丨甘小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