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斯·哈同的畫有多美?你只要在他的畫面前安靜地站著，哪怕你對他一無所知，對他的畫一無所知，你也會被眼前的美感動得落下淚來。然而，哈同的畫有多美，他的命運就曾經有多黑暗、殘酷和悲慘。
他是一個德國畫家，作品卻被「納粹」視為「墮落的藝術」，對他進行了監視、訊問和控制。他憎恨並反對希特勒，輾轉逃亡到巴黎。德國大使館吊銷了他的護照，哈同成了一個無國籍的流浪畫家。他沒有畫畫的顏料，沒有床鋪，甚至沒有食物，他在巴黎街頭無望地流浪著。
哈同遇見了雕塑家胡利奧·岡薩雷茲，他的工作室收留了他。二戰前夕的烏雲籠罩在歐洲的上空，在這惶恐不安的氣氛中，哈同過了一段平靜美好的生活。他娶了岡薩雷茲的女兒，並且至關重要地結識了抽象主義大師康定斯基、蒙德萊恩和超現實主義大師胡安·米羅。
靜好的歲月脆弱而短暫。1939年9月，法國政府決定逮捕一批在法的德國人，失去德籍的流浪畫家仍然被捕了。他是畫家，所以被送去粉刷部隊的餐廳。等他剛剛重回到正常的生活，德國突然占領了法國。這一次，等待哈同的將不再是逮捕。哈同連夜翻越比利牛斯山，逃往西班牙。
佛朗哥的警察在邊境抓捕了哈同。他們狠狠地揍他，然後把他關進了陰森的集中營。畫家在集中營裏教囚犯們藝術史。只要有一線希望，他都要抓住畫筆。可是他只能在集中營裏畫自畫像。集中營所有的一切都是禁忌。
這一次，戴高樂「自由法國」的官員拯救了他。出獄後的哈同加入了法軍的外籍軍團。一個畫家能做什麽呢?他選擇做一名擔架員。發了瘋的世界已經不允許有一張畫架，他只好去擡擔架，把一個個被人類殘害的同類，搶救出來。擔架上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幅深刻、冷酷、真實的畫。這不是他所要畫的，每一個人都讓他心碎。然而這一幅幅畫，必將刻在他靈魂的深處。
勃艮第貝爾福森林廣闊深遠，流水潺潺。可是森林裏沒有飛鳥，沒有小鹿、野豬和狼群，只有相互殘殺的人類。一邊是他極力搶救的法國傷員，另一邊是他的德國同胞。哈同如同荒誕劇中的人物，穿梭其中。1944年11月，貝爾福森林天寒地凍，血腥恐怖，德軍的一名機槍手打中了哈同的右腿。
哈同被送到一座荒涼偏僻的農場，渾身是血地躺在擔架上。整整兩天無人問津，腿上傷口的壞疽不斷地擴充套件。戰場終於有了喘息的片刻，有人來了。人們用汽車把他送到200公裏外的第戎。和他同行的傷兵，一路痛苦地呻吟著，血不斷地滴淌在他的身上。傷兵死在了半路上，死在哈同的旁邊。哈同在疼痛中昏死過去。
「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缺少了一些東西。」哈同醒了過來，他的腿從膝蓋處被切斷。腿仍然疼痛腫脹，流淌著可怕的膿液。必須把他送走。從第戎到土魯斯，670公裏，車子開了三天。
哈同沒有被完全麻醉，他清醒地看著醫生，從他的大腿根處，一點點地鋸掉了他只剩下一半的右腿。
戰爭結束了，哈同回到巴黎。他又可以畫畫了，坐在輪椅上。
失去了右腿的哈同不再像之前那樣作畫。他不是用手指、手腕在畫，他揮舞著手臂，用他整個身體在畫。坐在輪椅上的他，心裏湧出了巨大的不可克制的能量。展開在眼前的畫面如此廣闊，就像貝爾福那片流血的森林，堅硬、粗糙，飛舞著槍林彈雨，還有黑色的白色的雪。他的畫充滿著狂暴的力量，仿佛一顆填充著激情的炸彈，在畫布上爆炸了，憤怒、悲傷、疼痛、一縷縷最後的喘息覆蓋了整個墻壁。
哈同不是用筆在畫，而是像一位沖鋒的騎士，騎在狂暴的黑馬上，揮舞著一把雪亮鋒利的刀。他是用刀在劈砍著畫布。畫布是他的敵人，是阻擋著他的墻壁和堡壘，他要殺出一條血路。每一刀，都凝聚著他最後的力氣。每一刀，都如閃電一般讓人震撼。他無所謂手邊是什麽，是中國毛筆、豬鬃刷、滾筒或者一把刮刀、一片趁手的硬紙板，什麽都行，他無暇顧及，因為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場生死搏鬥。
然而哈同畢竟不是戰士，他是一位畫家。在那些狂暴的線條中仍然透出了一種人性的脆弱、細膩、敏感和溫情，他與之作戰的，並不是外面的那個世界，而是他的內心。「我心裏有一種情感，我不得不把它在畫布上表現出來。我希望激發起觀看者同樣的激情。」哈同這種內在的不可遏制的激情的表達，來自於梵高，來自於蒙克，來自於康定斯基。他想超越他們。
梵高的色彩是奔湧的甚至有些瘋狂的激情。他愛他的弟弟，愛弟弟剛剛出生的孩子，愛給他看病的加歇醫生，愛奧維爾小村中頑劣的孩童，愛亞爾的妓女和離他而去的高更，他對這個世界有著不能自拔的愛。愛從他的心裏溢位來，流淌在畫布上。
蒙克的情感是火山爆發時的巖漿。人與世界在這一瞬間陷入巨大的恐怖。他在這種恐怖之下，發出了吶喊一般的尖叫。他的一生都在向人們呼喊著一種可畏、可驚、可怖和可憎。他甚至畫了一幅畫——他即使在地獄裏，也要叫喊。他希望人類能聽到他的叫喊。
而康定斯基，把他們這種幾乎失控的情感，用畫筆輕輕擋了一下，使他們平息下來，流入到一條寬廣深沈的大河之中。現在，哈同就站在這條大河的邊上。突然，哈同丟掉了他的畫筆，還有刷子和刮刀。他不打算再塗畫心裏厚重得幾乎黑暗的悲傷、痛苦和絕望了。他從康定斯基和蒙德萊恩的抽象裏，找到了另一種抽象——無限地接近人性的美好。
哈同已經老了，他隱居到普羅旺斯地中海邊上的一個小城——昂蒂布( Antibes)，他給自己蓋了一個房子。他將在這裏畫出他這一生中最好的畫，遠離戰爭，遠離苦難，遠離黑暗，遠離塵世的喧囂。他畫畫的工具，是一把噴槍。
畫布平整地鋪在寬闊的墻面上，他坐在輪椅上，用噴槍噴出色彩。色彩如精靈一般飛舞在空中，然後，靜靜地停留在畫布上。這一刻，哈同畫出了拉斐爾「西斯庭聖母」臉上的寧靜與安詳、聖潔和慈悲；畫出了蒙娜麗莎的關切、溫和與理解；畫出了米勒「晚禱」時女人的虔誠與憂傷。畫布上只是隨意拋灑的色彩留下的不可捉摸的軌跡，然而這平息了憤怒之後的柔情，有著催人淚下的美。
哈同幾乎不再離開他的畫室，不再離開他的噴槍。當他手握噴槍的時候，他大概總會想起他曾經深陷其中的戰場。現在，他手裏的槍，射出的不再是子彈，不再是仇恨和死亡，不再是對叛國者還是英難的詰問，不再是迷信和恐懼，而是純凈。
曾經你死我活的敵對者，法國和德國，都在向他致敬。法國總統授予他「榮譽軍團大軍官勛章」，西德授予他「大十字勛章」。哈同輕輕扣動扳機，兩枚勛章在噴槍中融化成了和解、寬容和理性，定格在潔白的畫布上。
1989年12月7日，漢斯·哈同在他的畫室用噴槍畫了最後一幅畫，然後，靜靜地離開了人世。直到最後一天，他還在努力著，試圖告訴人們——何謂至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