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一些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擁躉認為，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中，奧派與墨家、法家比較契合，這實在是大錯特錯，與奧派最接近的是儒家，墨家、法家都與之背道而馳。奧地利經濟學派與古典自由主義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本文擬談一談儒家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大量共同點。
原始儒家「忠君」
有人認為儒家在政治建設上毫無辦法，其實儒家推崇的是小政府，認為政府應該管得少才好，自然不會下功夫去給政府提供各種手段來規制民眾。【論語·衛靈公】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褒揚舜帝（無論是想象中的還是事實中的）的政府無為而治，不插手民間事務，放任民間共同體發展，舜帝作為君王，其最大的意義就是透過「恭己正南面」的巫術，來作為民眾的宗教領袖，增加社會的凝聚力，減少民眾之間的爭鬥。
「恭己正南面」的具體操作方法，即「垂衣裳而天下治」，其說來自【周易·系辭下】：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只要國君保持向南端坐、衣裳下垂、懷著祭祀的心態向上天求福，別的少管，國家自然會良好地執行。這樣的國君其實是虛君，跟現代的英女王、日本天皇相似，只作為國家象征，履行宗教職能，不掌握具體權力，但威望足以凝聚人心，減少社會爭鬥，有君主制之利而無其弊。
由於國君是宗教首領、國家象征，所以當然不能被人推翻。要是有人謀朝篡位，大家心裏不服，新王朝只能用暴力壓服，那樣就會進入帝國時代，百弊叢生了。春秋時代的「禮崩樂壞」導致戰國的普遍秦化就是明證，所以原始儒家（先儒）要強調忠君，但這只是為了維護政治秩序，孔子、孟子並無意為國君提供任何具體的集權的手段。
儒家尊君是為了維持上古的寬松秩序
有朋友可能想引【論語·季氏】中的話來反駁：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這段話看似是要幫天子集權，實際上，禮樂是上古聖王所立的規範，後王只能遵守不能更改，除非證明自己是聖王，才可以制禮作樂或者說改動禮樂，但自證聖王是極難的事情，所以絕大部份天子只能恪守、光大先王的規範而難以用禮樂為自己集權。
「征伐」則是打擊破壞禮樂規範的人，在孔子的理念裏，天子征伐不庭同樣是為了維持禮樂秩序，而不是為了自己作威作福。孔子主張「君君臣臣」（君守君道，臣守臣道），反對「君不君」，雖然他沒明說「君不君」怎麽樣，但是在孔子延長線上的孟子補充了「誅一夫」的概念，如果君主不守君道，變成獨夫，殺掉都沒問題。
所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句話裏，天子代表的是上古神聖巫王奠定的「先進」（至少對周邊部族而言）的禮樂秩序，由天子來維護，具體內容包括鼓勵遵守者和打擊違反者兩個側面，在這個過程中天子尚須遵守一系列傳統的、習慣的、道德的規範（不然就殺掉或換掉）。
中國上古時代巫師兼職軍事首領，巫師憑借巫術表演、農業豐收和戰爭勝利來證明自己的儀式（禮）有效。到了儒家手裏，一方面維護上古聖王奠定的儀式（禮），讓社會擁有共同規範，從上古聖王到今日之天子，綿長的傳統為「禮」提供強大的合法性背書（參看日本天皇的「萬世一系」），如果各級臣僚來主導或者更改「禮」，合法性不足，會導致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矣」，社會陷入失範。
另一方面，儒家則用已死天子的儀式限制活著的天子，避免王權惡性膨脹。在禮樂面前，今天的天子不過是執行者，如果要擅權改易，需要社會共同認證為聖王，整個社會得以共同參與規範的制定，儒教對巫師儀軌（禮）的這一創造性轉化，不但不是為了強化君權，反而試圖令巫王專制向民主共和（其程度大小可以討論）轉變，實在是高明之至。
另外有朋友可能會以孔子「隳三都」為由，將孔子誤解為商鞅、吳起之類的遊士。其實孔子主張的是君臣各安其位，保持較為穩定的政治秩序，以免下限日漸降低的政治爭鬥幹擾社會運轉。
臣淩於君之上固然不行，要透過「隳三都」來讓國君擁有維護秩序的能力，否則勝出的「臣」會集權來防止自己的臣跟自己學樣；但國君要是想消滅貴族，孔子肯定也是不同意的。
從【論語】來看，孔子對周天子、魯國國君、季氏都有善意，且善意相對均等，卿大夫季氏盜用天子的八佾固然不可以容忍，士盜用卿大夫季氏的四佾同樣也不可容忍，歸根結底孔子維護的是禮而不是君，正所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可見，在先儒那裏，「尊君」為的是保持社會的凝聚力，而不是加強君權和政府權力，最好的政府是仿佛不存在的政府，其中自然包括了經濟上的自由放任，這跟古典自由主義豈不是非常相似？
儒家理解經濟自由放任與保守傳統的關系
小政府、經濟自由放任有一個前提，就是社會自身具有保持秩序的能力，為此必須重視傳統的作用，傳統能夠讓人自覺地遵守社會規範，而不需要公權力來強制。如果傳統崩塌，維持秩序就不得不依靠公權力，然後就會百弊叢生。
所以古典自由主義是很珍視文化傳統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哈耶克對此論述尤多。其實，孔子早看到了這一點，見【論語·為政】：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如果只用公權力來維持社會秩序，老百姓會避免觸犯法律，但無時無刻不想鉆法律的空子，法律為此不得不日益細密，對社會的管控日益增加，令老百姓變得更窮，於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陷入惡性迴圈。
如果重視宗教傳統和文化傳統維持秩序的功能，則老百姓會自覺遵守秩序，主動避免破壞秩序，法律也就不用那麽細密，社會的自由度就大，經濟自由放任也就可以實作。
為了讓更多人理解傳統，發揮傳統的力量，就需要教育，所以儒家很重視教育，用教育來讓更多的人具有相似的情感（具體措施上重視「樂」的作用），從而形成超越血緣宗族的較大規模的共同體，促進民間自生秩序的發育。
民間自生秩序既可以保障經濟自由，又可以制衡公權力的肆意妄為，堪稱有百利而無一害。
儒家重視商業，向全社會提倡重商
不過，「倉廩實而知禮節」，教育的前提是民眾的富裕，否則連飯都吃不飽的人哪有心思接受教育。所以，儒家不但重視教育，而且致力於保證教育的前提，見【論語·子路】：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可見，儒家的主張是，先增殖人口以保障社群的生存和延續（庶之），再想辦法讓社群富裕（富之），然後再加以教育（教之），促進更高層級的社會共同體的發育。
致富是儒家的重要主張，「重農抑商」是漢儒吸收法家理念後扭曲的產物，先儒不但不抑商而且重商。【論語·述而】載孔子的話：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之士是指市場的安保人員（執鞭之士），在當時屬於賤職，孔子認為只要富裕合乎道義，就可以大膽追求，當賤職也無妨。
【論語·裏仁】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這裏孔子充分肯定人求富、求貴的欲望，只是要求要取之有道。對待富人，孔子的心態也非常開放，【論語·學而】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孔子並不像法家那樣認為商人是害蟲，他不但承認致富的正當性，還給富人提出了精神追求和提升的路徑，那就是富而好禮、為富而仁，讓富人成為社會楷模，從而更加長久地保持其富貴。
而且，如果孔子歧視商人，他又怎麽會看重身為巨商的弟子子貢呢？
相比之下，歐洲的古希臘、古羅馬雖然商業很發達，但商人在哲學家眼裏仍然是被嘲諷和貶斥的群體。到了中世紀，義大利海洋城邦的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但善於經商的猶太人和威尼斯人還是文學作品中揶揄的物件，只有到了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才得到全社會包括知識人的尊重。
這麽一對比，先儒不但沒有抑商，對商人的態度簡直可以說是超前了。而且，他們還要透過教育讓更多人知道商人和商業的好處，更是促進社會近代化的先鋒了。
總結起來，在儒家被秦制汙染之前，先儒的政治和社會主張可以用「小政府大教育」六個字來概括，這與古典自由主義主張經濟自由、文化上重視傳統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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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治宇
責編 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