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大西島】一書中，培根曾描繪過一個與柏拉圖【蒂邁歐篇】中的大西島完全不同的理想國。這個理想國的國王不是崇尚玄談的哲學家，而是關心百姓世俗幸福的實幹家。新大西島的國民很自豪地說，他們國王的許多光輝事跡中最突出的一件，就是「所羅門宮」的興建和創辦。但這個「所羅門宮」，作為「國家的指路燈」，已不是教堂，而是旨在認識自然、造福人類的科學研究機構。「我們這個機構的目的是探討事物的本原和它們執行的秘密，並擴大人類的知識領域，以便使一切理想的實作成為可能。」
在一定意義上，培根的【新大西島】是一個象征，它不僅體現了一種推崇科學探究的理性精神，而且表達了一種把科學技術的社會運用予以組織化、制度化和常規化的深切渴望。因為這個緣故，一些現代思想家把培根看作廣義啟蒙運動的開路先鋒，顯然是抓住了問題的一個要點。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認為，培根比同時代哲學家更為獨到的地方，在於他確立了一個系統連貫的行動程式。這個程式包括三個關鍵步驟。 首先是破除假相，按照自然如其所是的樣子揭示它所隱含的恒常規律，以便「使世界清醒」；接著是在科學知識的導引下「指揮失去魔力的自然界」，並透過有效的技術控制來確證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宰地位；最後是將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系統地和有組織地運用於社會生活，從而造福人類，推動文明進步。 毫無疑問，培根所確立的這一行動程式在18世紀的啟蒙綱領中得到了廣泛的采納。
但是需要指出，當18世紀啟蒙思想家試圖構建一套承擔社會理想之正當性論證的「主義」話語的時候，理性訴求於知識學範圍之外，又被賦予了兩重重要的價值意涵。第一重意涵是個人層面的道德自覺。這種道德自覺，照康德的說法，意味著擺脫外在權威及任何他人的左右，大膽運用自己的理智去自主抉擇。此乃與蒙昧、盲從相對的不惑與成熟。但是康德強調，僅只有個人理性的私下運用還很不充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人在任何問題上都能夠公開發表自己的個人意見。「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惟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這便是理性訴求的第二重價值意涵，亦即與獨裁、專制相對的社會制度層面的自由與正義。
由於啟蒙運動在反蒙昧、反權威、反專制的進步要求下搭建一個理性的審判台，因此，傳統時代那種給現世秩序提供正當性論證的超驗文化資源就被徹底棄絕了。正因為這樣，理性在道德自覺和社會正義方面的價值承當，只能立足此岸的經驗之域，從而，訴諸一套科學的知識論綱領也就成了它的一種必然選擇。歷史地看，「啟蒙」所內含的「解蔽」要求，乃是一種不輕信、不盲從、不馴服的懷疑和批判態度；而這種態度，顯然可以在科學精神那裏找到典型示範。如果再考慮到科學的近代勃興強烈地表現為邏各斯對神話的消解，並因而同愚昧的偏見和教會的權威發生嚴重沖突，那麽，啟蒙精神與科學理性的融合也就變得更加順理成章。歷史的邏輯是：科學的近代勃興給啟蒙運動提供了知識學基礎；而啟蒙運動的凱旋高歌則反過來把本屬知識型別的科學轉變成了具有價值優越性的「主義」話語。再經過一系列有趣味的變化，在科學共同體那裏就產生出一種強烈的自負和狂傲：
在這個問題上，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的做法像過去為只有一個羅馬教會作辯護的人的做法一樣：教會的教義是真理，任何其他東西都是異教徒的胡說。的確，某些討論方法和暗示方法曾經是神學修辭學的財富，現在它們在科學中找到了新的根據地。
以歷史的觀點看問題，科學的價值優越性之被確定下來，並擴充套件為大眾的某種普遍信念，關鍵性的原因，可以從它的知識結構及其解謎功能之中去尋找。它的邏輯的嚴謹、計算的精確、解釋的合理與預言的可靠，都蘊含著磁石一般的吸重力。在素樸經驗依舊算作較高智識水平的時代，這種吸重力更是讓人感到難以抗拒。由此不難理解，發現萬有重力定律的牛頓，為什麽會像從黑暗中給人類帶來光明的天使那樣受到狂熱的敬奉。可是問題也恰恰在於，一當科學的優越性成為人們的生活依托，它的責任擔負也就不可避免地按照某種特定的社會期望來架構。於是，客觀的科學知識便轉化成了富有目的意向的「成效知識和宰制知識」。舍勒評論道：
這種知識的最終目的是要從整份有序地圍繞在我們周圍的現象的時空關系中尋找出規律來，亦即揭示出這些現象的偶然的當下本質存在的規律。我們尋找這些規律，絕不是因為對規律本身情有獨鐘，而是出於宰制世界和我們自身的意誌的需要。
如果說，隨著現代性掙脫傳統母體而按照世俗化的節律湧動，宰制世界的欲望就開始變得益發強烈，那麽，啟蒙運動的一個巨大作用，即在於以改善人生和社會的正當名義，把這種欲望發展成了一種高度自覺的主人意識。在海德格爾看來，這是一個裏程碑式的根本轉折。因為在過去，人雖然把自己看作萬物靈長，但卻畢竟還知道自己歸屬於整個存在物的巨鏈；可是現在，人「作為根據把一切都集於自身」，從而變成超拔於萬物之上的惟一主宰了。「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惟一的真正主體，那就意味著：人成為這樣一種存在者，所有事物的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都仰賴它而得以建立。人成為存在者本身的關系中心。」而人的中心地位一旦確證，也就等於獲得了對客體的至高無上的統治權。
從邏輯和歷史兩個方面來看，主客體的兩極化都是現代性生成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這個環節一經打通，對世界的有效征服必然要訴諸科學與技術的規導。於是，培根和笛卡兒所確立的行動程式就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和越來越深的程度上左右了啟蒙綱領的具體貫徹。海德格爾立基於一種更形完備的現代景觀，將其中的關節點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限定」。在作為主體的人的眼裏，自然界只是一堆無生命的質料或材料。它的物件性價值僅僅表現為對人具有某種有用能量的物質載體。因此，按照某一特定方向對自然事物予以限制性定位，就成為人看待和處置自然事物的基本態度。限定土地使之交付礦石，限定礦石使之交付鈾，限定鈾使之交付原子能，而原子能的釋放可以用來破壞或和平利用，如此等等。
一旦自然事物被限定為某種能量的承載者和供給者，人的占有欲望就會變得高漲起來。由此產生了第二步跳躍：「強求」。與「限定」相比，「強求」是人的權力意誌的赤裸裸展現。它逼迫自然事物放棄它們的本真存在方式，而進入某種「非自然」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自然本身的獨立尊嚴被剝光，僅剩下對技術操作需要來說的合適內容，並因而像無人格的奴隸一樣靜候著主子的蹂躪。就此而言，「強求」作為一項攻擊命令，將指揮人們對自然進行掠奪式的榨取。
與「強求」相聯系的第三個環節是「謀算」。這個環節特別體現了人所具有的理性智慧。它強調，對自然的榨取若要不斷提高其有效性程度，那就不能僅僅訴諸權力意誌，而必須將這種意誌同對自然秘密的精確把握結合起來。緣此，科學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透過形式化的抽象和數學化的計量，科學把自然當作「可預測的力的聯系」來追逐，它在齊一性律則的探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為人們指望某物、考慮某物、估價某物、算計某物提供了精確的制導。
依靠這種制導，人們便可以對自然事物進行高效的「加工」。這是第四個環節。如果說，勞動活動本屬人類的一項基本活動，那麽，現代生產方式區別於傳統勞動方式的一個典型特征，就在於排除神聖力量的參與，貶降個人化經驗的地位，完全按照科學知識精確測定的「力的聯系」，並運用標準化的技術和高效能的工具手段，來對自然事物進行合乎主體意圖的整理、安排與組裝。在這個過程中，生產轉化為純粹意義的「制造」。它不僅使自然物的原生形態消失得渺無蹤跡，從而達到空前的深度，同時也借助標準化而帶來大批次，從而使產品的湧流呈現出了前人無法想象的規模。
技術時代的生產和加工之所以能夠在愈來愈高的精度和愈來愈大的規模上擴充套件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它被納入了一種「耗盡」與「替代」機制。物品只是為了耗盡才被生產；而它們越來越快地被耗盡也就越來越快地被替代。這是最後一個環節。但它作為最後的環節，實質上只是表征了過程的永不結束。限定、強求、謀算、加工、消耗、替代，再限定、再強求、再謀算、再加工、再消耗、再替代，迴圈往復，以致無窮。此即所謂新時代的「技術展現方式」。借助這種技術展現方式，人的主體意識不斷高昂，仿佛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
如果說，高揚人的理性和主體意誌在啟蒙運動時期曾背負著一項追求自由、解放和正義的進步使命，那麽，隨著蒙昧主義、專制主義作為一個敵對的「他者」結束歷史舞台，原本要解蔽祛惑的啟蒙精神就逐步變得高傲和自負起來了。它既不把神話巫術放在眼裏，也不把情感和靈性放在心上。科學和技術這兩個武器足以讓它經天緯地，呼風喚雨。對它來講，自然界原則上不存在什麽不可破解的秘密，也不存在什麽無法預知和監控的現象。今天不能做到的事情，明天要努力做到，而且肯定能夠做到。彗木相撞可以預測、原子能釋放可以控制、生命可以複制、基因圖譜可以清晰描繪，自然界中還有什麽東西原則上屬於科技發展所不能到達的極地呢？
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是，科學技術既能為征服自然提供方法手段，則這種方法手段便可以而且應該被自覺地和有系統地推廣套用於社會事務。事實上，現代文明就是這樣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培根早年在【新大西島】中渴望的理想夢境，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甚至連兒童也感到幼稚。現代人不僅擁有衛星、電腦之類的先進工具，而且能夠科學、合理、高效地去管理學校、醫院、兵營、監獄、工廠、企業和整個公共行政系統。但是，隨著人們在改造社會的道路上走得夠遠，並不斷地品嘗到效率的甜頭，理性訴求在啟蒙時代曾經展示的價值之維就逐漸萎縮，而其形式化、功能化向度則不斷凸顯，以至於手段竟最終變成了目的本身。如果說，對理性的推崇在今天還能稱為「主義」的話，那麽，就其工具合理化取向而言，這種「主義」所標榜的恰恰是一種無價值偏好的實證立場。它確認世界的合規律性以及這種規律的可理解性，並堅持把各類行動目標都還原為技術性問題，用標準的尺度、規範的程式和可操作的方法予以合理解決。這樣一種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僅只強調如何從形式和功能方面去進行通約、計算、預測與控制，因此，同其他各種「主義」所展現的價值關切迥乎不類，它的軸心原則毋寧是只談「問題」不談「主義」，或者多談「問題」少談「主義」。
歷史地看，凍結「主義」或將「主義」懸置起來，不過是祛魅要求的特殊表達。事實上，伴隨著科學的近代勃興和現代發展，理性主義者一直在自覺地呼喊類似的口號。「破假相」「普遍懷疑」「啟蒙」「拒斥形而上學」等等即如此。但是，當祛除巫魅不獨表現為清掃巫術迷信，而且也表現為摒棄浪漫情感、超驗信仰和終極關切的時候，一個徹底脫魅的世界就成了無靈性和無意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實證科學及其技術展現將最終營造出一種新的神話。這便是現代人的生存境況。胡塞爾評論說：「現代人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受實證科學支配，並迷惑於實證科學所造成的‘繁榮’。這種獨特現象意味著，現代人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於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只見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
倘若人變得只見「事實」，則他的客觀、理智，也就不過是靈性的遲鈍和情感的冷漠的同義語。對他來說，用「事實」的眼光來看待自然和用「事實」的眼光來看待人本身，並沒有實質的區別，因為這都是科學的眼光。今天，這種眼光不僅成為得到廣泛認同的世界觀，而且還仿佛是一種具有文化霸權地位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的主導下，「理性的工具主義視界」很可能會營構出一個「合理的極權主義社會」。馬爾庫塞的這一批評雖頗為極端，但卻並非沒有根據。
選自張鳳陽著：【現代性的譜系】，江蘇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