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專業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和中國古代民族史。
2023年度學者羅新
獲獎理由
他研究遙遠艱深的學問，也關註此刻與周遭。他收拾行囊徒步數百公裏，寫下【從大都到上都】；也探查史料，寫出了【漫長的余生】。他是一位學者，但從不困於書齋；他研究歷史，卻從未與當下隔絕。在他看來，歷史學是對人的理性思維的訓練，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是當下歷史學人的重要責任。他身體力行，一直努力用自己的責任感關照著歷史與當下。
羅新屬兔，1963年出生，所以2023年剛好是他的本命年，實歲60。除了這一點小小的特別之處，剛剛過去的一年在他看來並沒有什麽不一樣，反而倒頗有些沮喪：「人們對2023年有很多期待，好多人喜歡用重新開始來描述這一年。但是對我來說重新開始也不是那麽容易，一方面想要重新找回過去的節奏，另一方面發現過去已經真的過去了，面前是一個改變了的世界，什麽都不太一樣了。」他數了數自己「虛度」掉的這一年，不過是作為北大教授照常給歷史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課，偶爾參加一些對談、接受一些采訪，然後做了幾次妨礙不大的小手術，僅此而已。
所幸還有一趟旅程讓這一年不至於顯得徹底空洞。上半年，羅新和兩次獲得普利策獎的知名旅行作家保羅·薩洛佩科一起，完成了一次500余公裏的行走。這是保羅起始於2013年的全球徒步計劃中的一段，羅新從一開始就關註著這條漫長而恢弘的行程，並在保羅2021年進入中國後與之取得聯系。2022年暑假，他已經陪著保羅在四川走過三個星期，一路穿行了廣安、都江堰、彭州、什邡、綿竹、綿陽，意猶未盡。所以一有時間，他便又找到了路上的保羅，相伴著從陜西的延安走到山西的呂梁，又從山西靈丘走到河北易縣，最後走到了北京豐台的盧溝橋。
只是即便如此，羅新依然覺得挺慚愧。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從年中就準備寫作的一部新書，拖拖拉拉到了年底也沒能開筆。「我經常說自己這一年好像一事無成。不知道為什麽，我投入的時間也不算少，但似乎有一點找不到節奏的感覺。」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意外的改變
羅新要寫的這本書，名字已經想好了，叫【康熙的獅子】。自東漢時期，中國的史籍中就有了對獅子的明確記載，作為一種非本土所產的異域猛獸，獅子不僅在古代中國享有極其珍稀的地位，更是朝貢制度的重要見證。這正是吸引羅新展開研究的興趣所在，他想穿越歷史的塵埃，去刺探傳統王朝的外交與貿易。而之所以選擇康熙的獅子為主線，是因為以往的獅子只有單方面的記敘，完全被描述成一種天朝榮耀，直到清朝時的這一次才在外邦的載錄中留下了另一種視角。
清朝初期，朝廷先後下達了海禁令與遷界令，嚴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並將沿海居民向內遷居。這一舉措嚴重影響到了自明朝中期開始就在澳門開展貿易的葡萄牙，於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薩爾達尼亞使團來到北京，進獻金劍、珊瑚、象牙、犀角、西洋鏡等珍寶，希望清廷可以於封禁中給予葡萄牙以特殊優待。結果未能如願，但康熙問到「葡萄牙有沒有獅子」的這句話還是使團嗅到了一線希望。
康熙十一年（1672年），葡萄牙印度總督命令東非莫三比克城堡司令在當地捕捉了兩頭獅子，海運至澳門，途中死掉了一頭，活下來的一頭最終於康熙十五年（1676年）運抵。康熙十七年 （1678年） ，由本托·白壘拉率領的新使團再次進京，將獅子獻與康熙。見到獅子的康熙甚為高興，多次與皇子、大臣、傳教士以及後宮一起觀賞，並飭令和帶動了京師文人競相詠獅的一時熱潮。使團的願望也隨之得到滿足，次年清廷便下旨允許葡人在＂旱路界口＂貿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進一步開放了澳門的海上貿易。
「所以你會看到過去那些經貿往來和我們現在的認知完全不一樣，對中國古代王朝來說，在乎的不是經濟利益，而是政治利益。」如同一把鑰匙，康熙的獅子開啟了羅新通向朝貢問題的秘徑，他發現在這個制度背後，存在著一套扭曲的政治心態與邏輯：「（一切）都滿足於體制的虛榮心，而且這種體制也必須要依靠虛榮。」
事實上，對朝貢問題的關註早在七八年前就徘徊於羅新的視野中了，只是出於學者的審慎，直至2020年他才豁然找到了恰切的入口。這與其2022年出版的著作【漫長的余生】幾乎如出一轍，那本書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有了明確的想法以後又猶豫了將近十年才真正動筆。
與此同時，這些故事在被寫下之前也在等待著合適的時機。四年前，當羅新決定開始創作【漫長的余生】時，他正目睹著現實中許多具體的苦難、仿徨和困惑，於是筆下的北魏宮女王鐘兒成為了一個遙遠時代的入口，那個時代裏的離亂與悲哀又成為了眼前的一種映照。在後記中，羅新甚至直抒其意，稱這本書的標準與追求皆是「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如今，【康熙的獅子】一樣回應著他在冷眼旁觀之中暗藏心底的某些激憤與仿徨。
雖然自1995年博士畢業後，羅新就一直待在象牙塔裏，卻從來都不囿於書齋。早在1999年，他就在彼時火爆的天涯論壇上創辦過知名版塊「關天茶舍」，開辟了互聯網早期思想交流最為活躍的一方領地。只不過當初很少有人知道「羅新」是誰，更為江湖熟知的是他的網名「老冷」。羅新也沒想過完全投身公共領域，網路世界裏的揮斥方遒權作消遣，他所屬意的仍是專業上的精進，而且在關於中古時期北方民族名號制度的研究上，他的確正在迎來自己治學生涯中無與倫比的高產期。直到2008年，一個意外的時刻才讓他改變了想法，徹底轉換了軌域。
「那一年對我的刺激很大。本來我做民族史研究還挺得意的，但有一次同學之間的討論當中，那些觀念讓我發現自己的工作都白做了。從那個時候起，我下了決心，不再寫跟時代無關的東西，不再寫為學術而學術的東西。」那之後不久，羅新便接連出版了歷史散文集【殺人石猜想】和田野筆記【歷史的高原遊牧】。2014年，他又推出【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並有意嘗試將學術著作易讀化。出版後的一次討論會上，他見到了很多專業之外的人來參加，更加堅定了這種努力的信心：「是有意義的，哪怕這個書不是公眾在讀，但至少突破了小圈子。」
2016年，羅新用15天時間完成了一趟徒步，沿元朝皇帝夏日巡幸的輦路，從北京出發，經龍虎台、過居庸關、行黑谷、越沙嶺，歷450公裏抵達內蒙古錫林郭勒正藍旗。回來以後，他把路上的見聞偶遇、途經之地的歷史懷想以及種種探尋與思索，寫成一本【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作品甫一出版即廣受贊譽，掙脫了學院束縛的羅新至此終於走入公眾視野。
孤獨的冒險
最近這些年，羅新經常會想起自己過世的老師田余慶。「如果一個事發生在他身上，他會怎麽做；如果他知道我在面臨一個問題，他又會作何反應？」尤其對於自己的轉型，羅新不確定田先生是否會贊成，一方面「他曾經也是熱血戰士，或者說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這一面，某個時刻被壓下去了，某個時刻又被喚醒」，但另一方面「他對我的評估其實好於我的實際水平，他的期望肯定是我能在專業上做得比他還好」。
當然，這些都只是羅新自己的猜想。不過類似的情形，現實裏是有過的，就在出版【從大都到上都】之後，一些要好的朋友便善意地勸過他：「時間都花在了這上頭，有點可惜。」
羅新認同朋友說的前半句。那本書確實花費了他整整一年時間，雖然不是每天都在寫，註意力卻是被完全占據的，除了必須應付七七八八的雜事，別的什麽都做不了。這種體驗在那之後又一再得到驗證：【漫長的余生】實際寫了兩個月，戰線則拉滿三年，【康熙的獅子】已經空耗了一年，接下來不確定還會拖多久。
但他並不覺得可惜，因為「這個東西沒有回頭的余地」。羅新說，雖然以往的學術寫作相對容易，那些只拿給同行看的文章，方法都差不多，「相當於拿著公式到處套」，但寫了十幾年，他已經厭倦了。而且他找不到新的材料，沒有材料就沒有新的研究題目和方向，強行做下去只能是自我重復。
更關鍵的是，就在決定轉型的那一年，他生了一場大病，第一次覺察到自己正在遠離一個學者精力、想象力與創造力最旺盛的階段，「再不改弦更張，整個人就不行了」。面對身體不斷敗露出的衰退訊號，他灰心，同時也害怕，不是怕老去的必然，而是怕「在死之前有些想說的話沒說出來，想寫的東西沒寫出來」 。
從根本上講，轉向公眾的選擇中寄予了羅新極大的抱負，他希望自己能夠更直接地參與社會，能夠回應時代的話題。「合格的學者就是做好自己的專業工作，而如果心有余力，應該走出自己小小的世界。讓更多人從你的研究中獲得靈感或者支持，這也是學者的職責。」每當念及於此，羅新又會從對老師的懷想中釋然：「即使田先生在世，最後也只好接受我這個樣子吧」。
然而，走出同業的小世界，並非純然地意味著走向一片明朗、開闊之地。對時代的回應，有可能落入誤讀與執見的陷阱。對此，羅新是清醒的：「回應時代不等於迎合時代。時代是復雜的，所有的回應還是應該在學術的原則之下。」所以無論發言或者寫作，他始終都堅守著一個自我標準：保證每一句話皆有來歷、有支撐。
但即使如此，朝向公眾的表達還是無法避免遭遇虛擲、曲解乃至反噬的風險。「學者的勞動是創造性勞動。創造性的勞動，一定是一場冒險，不一定有結果，甚至不知道會往哪個方向發展。而且創造性勞動一定是叛逆性的，對已有結構或系統的離經叛道，所以多多少少會引起別人的不理解、不接受、不認同，創造性越強，引起的負面反應就會更大。這場冒險很大程度上還要克服各種敵意，一定也是孤獨的。」
在這個意義上，羅新覺得他有點像是那個朝著風車與城堡不停發起沖鋒的堂吉訶德，不管面對的是真相還是幻影，只要自己認為正確和值得就夠了。更何況，他從不認為自己說出過什麽有分量的話，無非不願意撒謊而已——「這絕不是謙虛，必須看到這一點，我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是自欺欺人。」
未熄的火苗
其實年輕的時候，羅新的誌向並非在於治學。他本科讀的中文，最想幹的事就是寫小說，怎料理想青春戛然而止，最終陰錯陽差地進了歷史學的軌域。在那之後，他經常嘴硬，說是自己放棄了文學夢，但其實「文學像一個沒有熄滅的火苗還在心裏」。
他準備再過幾年就去重拾起這份隔日的夢想。「等退休的那一年，我打算從北京走回到我出生的地方。有個電影叫【本傑明·巴頓奇事】，講一個人生下來是個老人，慢慢變小，最後死掉。我也想用這種方式離開工作了一輩子的城市，回到家鄉。這是一個儀式，也是一次回憶。」他清楚，從一個作家的標準來看，自己經歷的事太少、了解的人也太少，素材貧乏，似乎能寫成文學的只有真實生長的人生，其中又以少年時光最是刻骨銘心。
這幾十年來，羅新總會想起湖北隨州的那片老林場，想起自己和妹妹每隔一兩周就要走著上學、回家的那條十公裏的山路。尤其難忘的一幕是13歲的一個周六，端午節，母親提著籃子在路上迎他們，他和妹妹坐在路邊吃完了籃子裏的粽子和鴨蛋，母親轉過天來上班時從墻上摔了下來，送到醫院檢查，發現已患有癌癥，手術過後只活了一年零三個月。
不僅僅是這些私人的情感記憶。對往事的追懷中，他還發現了歷史在悄然之間留下的一些蜿蜒之貌：「我們那個林場是一個國營單位，林場的工人是國家正式職工。中國大批知青上山下鄉是從1968年開始的，但在我們林場，我出生的那年也就是1963年，就迎來第一批武漢知青。他們是林場招工招來的，都是高中畢業生，很多人是因為成分不好不能考大學。等我長到七八歲，他們就是林場的老工人了。林場的人大多數沒受過什麽教育，但因為有這些知青，林場卻變成了那個地區的文化高地。他們會畫畫，會寫各種板報，會做各種文藝宣傳的演出。」
羅新說，雖然不一定有直接的影響，但自己的文化啟蒙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這些知青的：「當時作為孩子，感覺不到這樣一個特別的狀態，回過頭來看，一種特殊情況下的流動，在你身邊突然咣當一下就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氛圍。」而到了他走出林場去讀高中的時候，知青們也陸續離開了，輝煌一時的林場又迅速地變回了一片文化窪地。在史料裏打了一輩子滾，羅新見慣了世事荒唐與命運流轉，然而想起這些曾真切劃過眼前的詭譎，還是會忍不住心生感慨。
不過在寫下這些林場舊事之前，羅新還有一個掛念已久的題目尚需完成——他想寫一寫長城。對於他所專事的北方民族史而言，長城是一個重要的身影，如同一道分界線般勾勒著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各自的領地。但學界早有人提出，長城的存在不只是為了防止北邊的人進來，也為了防止自己的人出去，而他在過往研究中也發現，長城不等同於非敵即友，很多時候反而是含混不清的，許多人在兩邊跑來跑去，將其變成了一個灰色地帶。
因此，羅新並不打算把長城作為一種單純的歷史景觀層面去進行研究，他要把它當成一種意象，在思想意義上去討論。
行走，很有可能仍舊是這個題目最終的開啟方式。2019年，他在一個伊朗考古學家的陪同下，用一星期時間走了一遍當地的高爾幹長城；之後幾年，他又遊歷了陜西和內蒙交界處的長城。未來，他會走完陜北與鄂爾多斯高原之間的一千多公裏的長城，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再到大不列顛尼亞島的羅馬哈德良長城去看看。他想把這些不同國度、不同時期、不同制式的長城都放在一起，讓書寫和閱讀有趣起來。
只是，如何在它們彼此之間進行串連，他目前還沒有一點頭緒。或許，就像此前的作品一樣，這個題目也在等待著那個屬於它的豁然開朗的入口，以及那個不容回避的時機。
發於2024.1.1總第1123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羅新：不再寫與時代無關的東西
記者：徐鵬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