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被譽為20世紀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家之一的艾伯特·赫希曼，閉上了雙眼，與世長辭。
【經濟學人】以「艾伯特·赫希曼 ‘結束’了」為標題發表了紀念文章。他的好友傑利米·艾德曼 （Jeremy Adelman） ，也是他的傳記【入世哲學家】的作者回憶他離世前的歲月，寫到「他像初生嬰兒一樣，無法與人溝通……但我相信，他肯定能夠感覺到生命。他緊緊抓著我的手，他認不出我是誰，但是抓得非常有力；他又擡起我的手，放在他的額頭上，似乎要我去撫慰他……」 正是這位垂暮的老者，艾德曼評價到，其一生如同「一個海員在茫茫大海上永不停歇地禦風而行的史詩」。他的堅持，他的奮爭、他的寫作，全都是為了證明這樣一個命題：人是一種會進步的造物。」
相較於【入世哲學家】，新近出版的、由蜜雪兒·阿拉切維奇撰寫的傳記【艾伯特·赫希曼】更側重於這位最具原創性的社會科學家的思想之旅，以及他的理論與實踐持續至今的影響力。
撰文｜李晉
【艾伯特·赫希曼】，作者: [意]蜜雪兒·阿拉切維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6月。
年輕的「行吟詩人」
1915年，赫希曼出生在德國柏林的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受人尊敬的神經外科醫生，母親出身豪門，受過良好的教育，為了融入德國社會，他的家族改信了路德宗。優渥的環境讓赫希曼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中學就讀於柏林法語中學，當時已經熟讀湯瑪斯·曼、杜斯妥也夫斯基、黑格爾、尼采等作品。威瑪共和國此時正值動蕩的時期，15歲赫希曼也開始閱讀馬克思、列寧、考茨基等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這些著作成為了赫希曼理解身邊動蕩社會和對抗的一把新鑰匙。在六十年後，赫希曼都還說，「在我的一部份研究工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在【通往進步之旅】中，當我談到如何在拉丁美洲推進改革時。‘販賣改革’的想法的產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我早年閱讀列寧著作的時候。」（【艾伯特·赫希曼】第10頁，下同）
好景不長，1933年父親的去世，同年希特勒參加德國大選，反猶主義甚囂塵上，18歲的赫希曼被迫離開德國。讓他沒想到的是，這次離開，直到過去了46年，也就是1979年他才再次回到故土。流亡期間，得益於他中學的法文教育，赫希曼在法國能夠順利生活，正如艾德曼所說，「赫希曼既不像被遺棄的奧德賽那樣，無論歷盡千難萬險都一心要回家，也不像其他許多流亡者那樣，立誌在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相反……他更像是一個‘行吟詩人’。」（第12頁）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1915年生於德國柏林。1941年移民美國，先後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1974年加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直至去世。其學術研究涉及經濟學、政治學和思想史等多個領域，著有【經濟發展的策略】（1958）、【結束、呼籲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1970）、【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的新描述】（1982）、【反動的修辭：保守主義的三個命題】（1991）【自我顛覆的傾向】（1995）等。
這一時期，赫希曼確實如「行吟詩人」般穿梭於巴黎高等商業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1936年作為誌願者參加到西班牙內戰中，之後輾轉到義大利的的裏雅斯特。在的裏雅斯特，他師從政治經濟學家也是同為猶太人的富比尼（Renzon Fubini） ，而後者在1938年因為是猶太人遭到大學開除，1944年喪生在奧斯維辛集中營。
在義大利期間，赫希曼也遇見了自己的姐夫歐金尼奧·科洛爾尼，一位托洛斯基社會主義者。盡管相處一兩年的時間，科洛爾尼卻成為了赫希曼的良師益友，擴大了赫希曼的閱讀範圍（福樓拜、克羅齊，甚至蒙田等） 。這些遠超過政治和經濟學的文學、歷史作品，「使他特別關註隱藏在個人和群體行為背後的心理動機。」這些影響後來清晰地呈現在了【激情和利益】、【轉變參與】以及【反動的修辭】這些研究中。讓人遺憾的是，在1944年5月30日即將解放羅馬之際，科洛爾尼被羅馬的納粹分子所殺害，赫希曼哀嘆說，「歐金尼奧至今仍然代表著我的希望之源……」時隔多年，赫希曼還寫到，「他教會了我關於小想法以及它們如何成長起來的知識。（第64頁） 」
2023年4月網飛熱播的【越洋救援 （Transatlantic） 】也讓普羅大眾更多的認識到了年輕赫希曼的另一個面向。1939年，隨著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赫希曼再次投筆從戎加入了法國軍隊，他強烈感覺到，「我們現在的‘工作’對於我們未來的事業是絕對必要的。」 可惜法軍在德軍閃電戰的壓迫下潰不成軍，他的連隊也被迫解散。赫希曼只能逃亡到了非占領區的馬賽，在那裏認識了記者瓦萊恩·弗萊，加入了地下營救組織。當時歐洲只有裏斯本的港口有船只能夠開往美國。因此，救援行動就是尋找安全路線從法國到西班牙，並且為這些猶太難民偽造「合法」的身份和檔，外幣兌換等等。
網劇【越洋救援 】劇照，圖中人物為艾伯特·赫希曼（圖左，由演員盧卡斯·英格蘭德飾演）和瓦萊恩·弗萊（由科裏·麥可·史密斯飾演）。
此時，25歲的赫希曼已經成為了「非法行動專家」，因為他「懂多門語言，擁有不少反法西斯行動的實踐經驗」以及熟悉流亡者的圈子（第32頁） 。赫希曼甚至還是「軟管電報」這個用來進行秘密通訊工具的發明人。這項救援行動持續了兩年的時間，援救的難民總數超過了4000多人，其中包括阿倫特、本雅明、杜尚等著名人物。在1940年12月，警察開始搜捕化名為「赫爾曼」的赫希曼，恰巧赫希曼不在家從而僥幸躲過一劫。赫希曼不得不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顛沛流離最終到了美國。
1941年初到美國，赫希曼暫時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從事商業經濟方面的研究工作，1941年6月赫希曼就和在大學餐廳一見鐘情，同為猶太人的莎拉結婚，兩人相伴了一生。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讓美國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赫希曼第三次應征入伍，憑借語言優勢被派往艾爾及利亞和義大利登頂充當軍隊轉譯。直到世界大戰結束，1946年赫希曼才重返美國。
當回到美國時，赫希曼面對的不是夾道歡迎，而是生活的舉步維艱。他申請的工作總被拒，當時他並不知道，原因是自己在德國作為社會民主黨、西班牙共和軍的戰士、在義大利反法西斯，都讓美國當局懷疑他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在近期才解密的聯邦調查局檔報告中寫到，「無法……證明[赫希曼] 主要忠誠是對美國政府的忠誠。（第65頁） 」
幸運的是，赫希曼最終還是依靠過去的人際關系網路，透過擔任美聯準和世界銀行要職的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獲得了工作機會。這也因禍得福，正是由於聯準和世界銀行的經歷，提供給赫希曼深入到拉丁美洲，甚至亞洲實地考察的機會，從而更多的接觸到了真實的世界而不是「黑板上的經濟學」。讓他在現實中提煉出了許多精彩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比如在發展經濟學中，赫希曼「只需要使用這些簡單的概念，就開發出了一個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發展過程，並有可能告知人們應該如何做出投資決策。（第98頁） 」
網劇【越洋救援 】劇照。
打破常規，擁抱復雜性：
在現實中的探求
阿拉切維奇的傳記，描寫最為出彩的是第三章到第七章的部份，也就是赫希曼的思想特征：「不落窠臼，打破常規」。
透過長期在拉丁美洲的實地考察，赫希曼發現很多已開發國家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援助，以及「毫無疑問」的理論套用，在實際中並沒有有效地幫助到這些欠發達的國家，反而會造成影響社會的動蕩。赫希曼意識到了社會政策和社會心理學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指出：
「在正面解決重大問題的宏大誌向的裹挾下，人們往往傾向於無視更為有限但可能更易於關聯的目標；推出‘總體計劃’，試圖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頻繁成立新組織，致力於一勞永逸地解決根深蒂固的問題；過度依賴於外來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似乎只是應為它們是來自‘外國’的就成了救命稻草；最後還有巨大的、突然的政策轉變和重大的意識形態沖突。」
這段話呈現出了赫希曼思想的重要特征，那就是研究者不僅思考理論，還需要思考被當代社會學、人類學稱之為「地方知識」的問題。早在1960年代，赫希曼就已經開始思考如今才流行起來的一個理論：對於外來觀察者和參與者，他們本身對當地的影響，已經影響到了政策和研究的結果，「以往經濟學家習慣於把自己想象為一個外部觀察者（就像一個檢查病人的醫生一樣） ，那麽，赫希曼則把經濟學家自身也變成了被觀察的物件。（第125頁） 」
對此，赫希曼提出了有效評估發展援助計畫的三個領域：受援國的決策過程；援助者的決策過程；以及計畫回顧。這些在如今看來屬於常識的觀點，在世界援助發展計畫的初期卻是開創性的，也被人長久忽視。在援助欠已開發國家的計畫中，赫希曼也毫不掩飾對於世界銀行和固有成見的批評。例如，透過高速公路的計畫，赫希曼發現欠已開發國家最為缺乏的不是資本或有形資產，而是社會的決策能力，這些也為他日後的名著【結束、呼籲與忠誠】的寫作給予了直接的靈感和啟發。
【結束、呼籲與忠誠】，艾伯特·赫希曼著，盧昌崇譯，格致出版社2023年4月。
這些「地方知識」讓赫希曼能夠抵禦某些「經濟學意識形態」，比如自由市場論者。反而讓他在實地中發現和理論假設不同的現象，「某些原則上應該獨立於受援國政府的機構，實際上在決策的有效性方面受到了組成混亂且職權分散的董事會的嚴重限制，相反政府部門中更精簡的指揮鏈反而可能會更加有效。」 (第140頁) 而很多獨立、自治的管理機構很容易轉變成半封建的權力機構，這些經驗都促使赫希曼強調，不能為意識形態和單一理論站隊，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日常和「小想法」著手，另外赫希曼也意識到「不要去過多地分析粗略的輪廓，而是要去分析‘經濟景觀的各種細微特征’。同時著力於關註歷史細節以及各種邊界清楚的社會機制的具體執行」。
秉持著這樣的原則，赫希曼提出的組織行為學的「隱藏之手原理」也同樣顛覆了以往的成見。在解釋為什麽一些計畫能夠被實施時，赫希曼套用了心理學的動機指出，一旦人們預見到所有可能的困難，就很有可能不再去開展這個計畫。相反，「人們之所以會承擔某些新任務不是因為受到了挑戰，而是因假設根本不存在挑戰。」這種對於未來困難的低估，會形成一種強大的機制，從而確保了計畫成功的實施。赫希曼的這個理論不僅是對企業家精神的另類解讀，也能夠用來解讀他自己的一生，數次冒險，勇敢踏上未知的道路，在理論上的自我顛覆和創新，似乎赫希曼自己都展現了「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的氣概。
上個世紀60年代前後，經濟學科開始呈現出兩種矛盾的趨勢：一方面是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分野，愈演愈烈的數學化；另一方面，「經濟學帝國主義」也逐漸擴充套件到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試圖用單一的方法和假設（如理性人、完全競爭和均衡等） 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而赫希曼堅決反對這兩種趨勢，他喜歡用多樣的視角來理解復雜的世界，阿拉切維奇指出，「他從來不願意在單一方法論的保護傘下進行分析……[赫希曼] 根本不是基於某個學科壓倒另一個學科的‘帝國主義行徑’……是基於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交叉滲透’。」（第181頁） 有趣的一則軼事是，阿拉切維奇在書中最後一章腹誹說，丹尼·羅德瑞克一直提倡單一經濟學主張，卻獲得了2007年首屆赫希曼獎，「不能不說頗具諷刺意味」。而羅德瑞克為這本書寫了推薦語說，「這本精彩的書對一位社會科學巨匠提供了新的見解…….」。
1970年赫希曼出版的【結束、呼籲與忠誠】無疑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傑作。赫希曼曾在奈及利亞考察時，發現糟糕的鐵路設施並不會像通常經濟學假設的那樣，一旦出現了公路運輸，鐵路服務就會被替代或者至少被迫得到改進。相反，因為更願意「抱怨」的人可能選擇了高速公路，反而讓更多的人無力或者不會施加更多的壓力讓鐵路服務加以改善，從而最終導致改進推遲或者停滯。這點啟發了赫希曼，他指出當時的經濟學家如弗瑞德曼們太過度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卻忽視非市場機制的作用。但在現實中市場機制和非市場機制卻同時影響著人們進行決策。因此，對於赫希曼，用「結束」或者「呼籲」（抱怨或者抗議） ，和忠誠，這三個概念，不僅能夠解釋競爭、黨派紛爭、婚姻、民權運動，甚至還有高官下野等等諸多的問題。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赫希曼也是某種經濟學帝國主義。相反，他專門指出這是向經濟學家們布道，「闡明政治學概念的有用性」，從而能夠糾正經濟學帝國主義造成的學科間的不平衡和偏見。
通常情況下，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和市場有效假說，都不會考慮到經濟主體或者非政府的組織會變得退化。這些假說背後蘊藏著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衰敗就沒有修復的必要，反而給後來者讓出位置，然而赫希曼的立場卻是社會改良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有些衰敗不僅是可以恢復的，還能夠避免社會損失和人類的苦難。
赫希曼以公立教育的例子來說明結束和呼籲兩者間的關系，絕不是簡單的經濟學選擇理論那樣膚淺的解釋。當公立學校教育品質下降時，一些有能力的父母可能選擇私立學校更好的教育結束這個體系，反而讓許多貧窮無力負擔的家庭的孩子被迫留在了公立學校，因此經濟學主張的競爭市場和自由選擇理論並不能夠促進教育的改進，甚至可能導致教育品質的進一步惡化。因為公立教育在品質下降的同時，也喪失了作為修復機制的呼籲改進的力量（第188頁） 。
這個理論分析框架甚至也進一步挑戰了傳統社會科學的假說，赫希曼說道，「在我們的文化中，人們長期依賴理所當然地認為，機會平等與向上的社會流動性相結合，就可以確保效率和社會正義，因此要看出這一點並不容易。」那麽如何容忍和改進社會不平等，本書專門談到了赫希曼另外一個著名的理論 「隧道效應」，從社會心理學的機制來分析人們對於不平等的容忍。赫希曼假設人們行駛在有兩個同向行駛的雙車道的隧道中。發生擁堵時，當一條車道的人們看到另一條車道的人正在移動，即便自己的車道還不能移動，也會感到寬慰並且更有耐心等待。「隧道效應」這種社會心理機制，一方面很好的解釋了為什麽一些經歷了經濟增長同時不平等惡化的社會中，人們仍舊會對不平等具有很高的容忍度。另一方面也提醒人們，一旦「正在前進」的群體是一群獨立、高度可辨識、排他性很強的群體組成，那麽則很容易激發出另外一個「車道群體」的強烈不滿。這對於任何社會都是一個寶貴的提醒。
【自我顛覆的傾向】，作者:艾伯特·赫希曼，賈擁民譯，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2014年1月。
晚年的赫希曼所著的【激情和利益】與【反動的修辭】不僅將研究的邊界擴充套件出了經濟學和政治學領域，甚至延伸到了思想史和觀念史範疇。赫希曼透過和好友政治學家沃爾澤，以及劍橋學派斯金納和波考克的交流，「在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的荒野中潛行」。（第229頁） 限於篇幅，有心的讀者可以閱讀第六章，這裏阿拉切維奇給出了一個精彩的思想史的論述。毫無疑問，此時赫希曼的思考深度超越了還原主義式經濟學簡陋的模型，而是達到了馬克思、或者韋伯思考高度，認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歷史可以從經濟和政治話語史和意識形態史的視角來解釋。」 用赫希曼自己的話說，「我寧願選擇折中主義也不願選擇化約主義」，並且他進一步說道，「在見證了如此之多的失敗的預言之後，難道還看不出，擁抱復雜性，犧牲一定的預測能力，才更符合社會科學的利益嗎？」這些對於那些以為經濟學是「絕對真理」，尋找「一只手」經濟學家的人無疑是振聾發聵的提醒。
赫希曼擁抱復雜性，對現實充滿好奇，對弱者抱有同情的激情似乎伴隨著他的一生，即便是對友愛和仁慈，他也牢記著這個辯證法，提醒人們這個真實世界的復雜和情感的寶貴。他說道：
「愛、仁慈和公民精神，既不是供給數量固定的稀缺要素，也不能像技能和能力那樣，可以實踐或練習，或多或少地無限提高和擴充套件。相反，它們表現出了一種復雜的復合性特點：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體制沒有充分實踐它們、求助它們時，它們就會萎縮；但是在過度宣揚和依賴它們時，它們又會再次變得稀缺起來。而且更加糟糕的是，這兩個危險區域的確切位置……永遠不得而知，而且這些區域也從來不是穩定不變的。」
艾伯特·赫希曼。
赫希曼與【入世哲學家】
在阿拉切維奇撰寫本書前，已有珠玉在前的【入世哲學家】（中文版2016年） 近900多頁大部頭的傳記問世，在這裏我簡要談一下這兩本書的差異。
正如阿拉切維奇自己所說，艾德曼不僅是出色的歷史學家，也是赫希曼家庭的友人，「任何人，只要對艾伯特.赫希曼的生活和著作感興趣，就必須好好地讀一下艾德曼這本書」（第2頁）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艾德曼所刻畫的赫希曼不僅是他的思想，還有很多思想背後的故事，並且艾德曼所使用的大量資料文獻也是其他作者無法企及的。在閱讀體驗上，兩者的寫作風格也有很大的差異性，艾德曼因為友誼的關系，在撰寫時能夠讓讀者感受到很多真摯感動的情感，而阿拉切維奇的這部思想傳記則寫作更為平實，呈現出一個外部觀察者的論述。
【入世哲學家】，[美] 傑利米·艾德曼著，賈擁民譯，中信出版社 2016年10月
阿拉切維奇顯然也意識到了這點，他需要的不是撰寫一本「替代品」的傳記，而是能夠和艾德曼的作品進行補充的，更重點論述赫希曼思想和著作的作品。阿拉切維奇將討論的重點放在了赫希曼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和幾部巨著中，既有對於赫希曼著作肯定的文獻，也提供了對其批評和質疑的視角。按照阿拉切維奇的說法，就是並不是對赫希曼進行「死後膜拜式」的研究。這種寫法的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就是，使用較少的篇幅（300頁） 讓讀者不僅能夠全面的把握赫希曼的主要思想及其發展，也能快速進入到這些主題正反兩方的文獻中，給讀者呈現出一個更為深入的思想圖景。但這個優點同時對於一些讀者而言也會成為缺點。盡管在第一章阿拉切維奇講述了赫希曼的成長，在其他的章節中也會偶然提及一些背景故事。但是顯然，沒有艾德曼筆下的赫希曼更生活化，更容易讓讀者以故事的形式進入到赫希曼的思想世界中，讓普通讀者更容易感動。
對這兩本書，我們大可不必用一本書來貶低另一本書，相反，我個人非常認同阿拉切維奇的看法，這本思想史傳記是【入世哲學家】的補充。或者可以說，艾德曼提供了一個常人無法達到的朋友和歷史學家的雙重視角來看待赫希曼，而阿拉切維奇則是一位更為客觀的外部旁觀者和經濟史學者的視角來評價赫希曼的思想成就，以及得與失。如果我們更多的想要了解赫希曼的生平軼事，被他的一生所感動，可能需要去讀【入世哲學家】，但是考慮到其篇幅，如果讀者更想要直接進入赫希曼的思想及其學術評價，可能這本篇幅適中的思想傳記是不二選擇。
細心的讀者也許會註意到，阿拉切維奇是義大利波隆納大學經濟史和思想史的教授，而艾德曼則曾是普林斯頓的歷史學家，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盡管赫希曼的有些作品仍舊是目前經濟學參照的經典文獻，但是估計目前這套學科體系下的經濟學理論家們大多數是無力寫出這位「異端經濟學家」思想的全面評述。而赫希曼更多的作品也只能出現在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中，目前學術的分工既意味著深入，也意味著對於某些重要問題的隔閡，這可能是赫希曼也會深感遺憾的事情。阿拉切維奇能夠對赫希曼的跨學科文獻進行深入的解讀，這點已然非常難能可貴。此外譯者賈擁民同時也是【入世哲學家】的譯者，兩本書轉譯的語言都非常通順流暢，是花費了心思的，值得讀者閱讀。但該書美中不足的是，阿拉切維奇並沒有向讀者提供一個赫希曼生平胡著作的年表，盡管重要年代在論述中會有所交代，但是對於不熟悉赫希曼的讀者，甚至大多數讀者，可能偶爾會帶來不便。
本文內容系獨家原創。撰文：李晉；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