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沒有特殊情況，每周六晚上，北京東五環外城鄉接合部的皮村工友之家裏，會準時熱鬧起來，皮村文學小組又開始上文學課了。
小組成員，有雇主家存在感不強的住家阿姨、育兒嫂、鐘點工，勞工市場上隨時等著被派活的泥瓦工、布展拆展工、電焊工；還有些像【我在北京送快遞】的作者胡安焉一樣，換了無數行當，只能用眼下正在做的那份工作來介紹的二手服裝店店員、編輯、洗車工……只要進了文學小組，他們北漂的身份都被暫時抹去，聽誌願者老師上文學課，討論詩歌、小說、散文。這樣的場景，在皮村持續了十年。
皮村文學小組的高光時刻是2017年，一篇橫空出世的【我是範雨素】在網上刷屏，作者範雨素就是小組成員之一。一時，皮村湧來無數記者、出版社編輯、攝影師、紀錄片導演，以及純粹好奇的參觀者。【我是範雨素】爆紅半年後，大興城鄉接合部一個群租公寓發生火災，造成19人死亡，北京開始疏解人口和清查城郊違法建築，皮村大片廠區被拆除。2019年，村裏的打工子弟小學同心學校關閉。2023年，皮村打工博物館也被拆除。
意識到皮村文學小組的現狀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後，在文學小組上了5年課的作家袁淩覺得，應該留下一份記錄，「畢竟雖然已經有了那麽多的報道和拍攝，多數工友的人生故事和夢想仍舊處於聚光燈之外」。於是有了【我的皮村兄妹】。
皮村，北京的另一面
皮村靠近首都國際機場，飛機從村子上空起飛、降落，除了巨大的雜訊，村裏的環境也給每個初訪者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五一前夕，北大教授、最早在皮村文學小組上課的張慧瑜，在【北京文學】上發表報導文學【以文學之名：新工人文學小組十年記】，寫到 2014年9月21日傍晚，他開著車從海澱來到皮村的往事：「皮村雖然離北京很近，卻是一個臟亂差的城鄉接合部，村裏人主要以出租房屋為生，90%的人口是外來打工者，白天大部份都去市裏上班，晚上皮村街上恢復熙熙攘攘，像個熱鬧的小縣城。我從城裏開車到皮村，就像從一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城裏的繁華、擁堵和霓虹燈，與皮村昏暗的燈光、夜幕下的寂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張慧瑜也是當時唯一去上文學課的老師。工友之家發起人王德誌、文學之家召集人付秋雲說，附近工友來圖書室借書，不時有人打聽有沒有文學課，想學習文學創作，工友之家就發起了皮村文學興趣小組。
袁淩2017年初第一次去皮村時，感覺熟悉而陌生。尤其是皮村的主街，和他租住的昌平燕丹村很像，但和北京別的城中村相比，已經辦過幾屆打工春晚、崔永元還去做主持的皮村，更擁擠、熱鬧，顯出不一樣的人氣。不過，當時皮村有很多誌願者來來往往，衣著樸素的袁淩並沒有引起工友們的註意。半年後，付秋雲知道袁淩是有名的特稿記者，又成功轉型為作家，就邀請他去文學小組上課。
「那天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大院裏，工友莫小明帶來一位頭戴布帽，身穿圓領汗衫、半截子褲的老師，坐在屋檐下的長木凳上，身邊擱著灰色手提袋。他樸素的著裝與雜亂的院景融為一體，就像晚飯過後溜達一圈的普通工友。莫小明用廣東口音普通話‘嚴林，嚴林’地向我介紹，搞得我一頭霧水。這時快人快語的小海跑過來，原來是非虛構大作家袁淩老師。」工友徐良園在文章【皮村的緣分——給袁淩】中，回憶起袁淩出現在文學小組的情景。
袁淩真正和工友們熟悉，是受邀參加每年的新工人文學獎評選，他負責非虛構類作品。與很多老師只是鼓勵不同，袁淩會直接指出工友們寫作中存在的問題，「他精於文章，頭發早謝，額高而光亮，兩眼顯得深沈，我戲稱他是文壇的一只貓頭鷹、啄木鳥，敢講真話，針砭時弊」，徐良園還寫道，袁淩「主張平靜的敘事方式」。工友們被他指點後，寫作都有提高，就願意把寫的東西給袁淩看，接觸多了，關系自然拉近。
文學的純真年代
但袁淩說，和工友們相遇的頭5年，他沒想過寫他們，大家關系也很簡單，上課談文學，和熟悉的人一起玩、閑聊，說的內容也拉拉雜雜，「有時他們痔瘡發了，會問哪裏找痔瘡膏，遇到一些法律、經濟上的問題，也會咨詢我」。袁淩沒有刻意記錄這些交往，最多偶爾有觸動很深的事情，才在手機上簡單記下。
「我遇到這些人，相處得愉快。」他覺得，自己雖然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工作後的履歷也光鮮亮麗，寫出【北京SARS後患者骨壞死調查】【走出「馬三家」】等很多有影響力的特稿，但某種程度上說，和工友們很相似，都是從農村漂泊到城市，在北京都沒有戶口、社保、房和車，同屬於沒有穩定保障的勞動者，只不過工友們幹體力勞動，他做腦力勞動。
範雨素火起來後，在袁淩的幫助下，皮村文學小組成員的合集【勞動者的星辰】也在2022年出版，文學小組名氣更大了。這時，中信出版社的編輯聯系上袁淩，邀請他寫皮村。進出村子5年來，袁淩也目睹了皮村的爆火和沈寂，當越來越多的「拆」字出現時，他意識到自己在親歷一段歷史，就聯系了30多個工友，一個一個做專訪，最後寫下13個人的故事。
袁淩說，作為與工友們交往5年後的沈澱，【我的皮村兄妹】與很多非虛構寫作不同的是，嘗試了一種比較少見的寫法，讓讀者看到他和受訪者的各種互動，力圖讓人物形象更加立體。「短時間內的采訪和寫作，采訪者心意再好，再尊重對方，寫出來的東西都只是皮毛，帶著寫作者很多單面的判斷。只有接觸時間足夠長，才能夠進入一種彼此相對有交流、互動的狀態，積累的材料也更豐富、自然。」
【我的皮村兄妹】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細節之一，是他寫到史魚琴和小海各自經歷的性。當袁淩提出想看史魚琴寫的「月嫂日記」時，無意間讀到那些「跳起來燒灼」他的內容。小海22歲那年，在梅山島上遇到過一位八旬老人，他們之間的秘密，他也在心底壓了十多年。
與他們的互動中，袁淩還記錄了寒冷的冬季，他和小海、範雨素、林巧珍在冰封的池塘上讀詩、溜冰、跳舞、彈吉他，增加了幾分浪漫主義色彩。袁淩說，範雨素長期生活艱難，哪怕後來一夜成名，她內心都是緊繃的。那次，在空曠的冰面上盡情朗讀自己的小說【久別重逢】中的「定場詩」，是她少有的放松時刻。
「一些專業的作家圈裏，大家寧願打麻將、鬥地主、談政治、聊八卦，都不怎麽談文學。但在皮村，文學是業余的事情，聊起來不會覺得羞恥，也沒有那麽多成名的人，還有初心的感覺，處於文學的純真年代。這也是我願意在這個時候把他們寫下來的原因。也許再過幾年，他們一個個都爆紅了，江湖氣就多了，反而沒什麽意思了。」
體力勞動者有他們的邏輯
40歲那年，袁淩在接受時任中山大學傳媒與設計學院副教授張誌安采訪時，說自己「經歷過很多人生的艱難，讓我體會到人生是多麽不容易，更讓我克制自己的個性，去理解別人真實的處境」。
於是，【我的皮村兄妹】裏，多次出現袁淩和工友們一起勞動的場景。史魚琴得乳癌回四川老家治療後，袁淩去看望她，跟她一起去地裏掐菜苔。他和王海軍一起回河北易縣老家的第二天一早，就坐著王海軍開的電動三輪車，去給新出的玉米苗鋤草。
除了做農活，袁淩還跟著工友幹過更重的體力活。王海軍幹拆展布展，叫一個人去會有20元提成，有兩次他實在找不到人，都想到了袁淩。第一次幹活的地點是國展，西裝革履的參展人員還沒全部離開，戴著安全帽的袁淩和工友們就匆匆進去，把巨大的幕布板子和玻璃一一拆除、裝運到貨車上。那天從下午四點幹到晚上十點半，才把場館清理好，中間沒人提出吃晚飯，這樣會發15元餐費。
頂著轆轆饑腸，接下來他們還要幹最重的活：把巨大的板材擡到卡車邊，再由車上的人收上去。袁淩在現場看到，最大的板子要四五個人才能合力擡起，板子上帶著釘子，手被紮破是常態，但沒人覺得要去打破傷風疫苗，王海軍幹活還經常不戴手套。
「體力勞動者之間叢林法則很明顯，尤其大家都是陌生的，就湊到一塊兒幹活，絕對誰也不讓誰。」袁淩說，那次幹活時，有一個人覺得自己有經驗，就老是說道他，袁淩不買他的賬，差點跟他打起來。「那種場合你會感覺到，愛什麽的都是假的，就是一種‘我都在這兒賣力氣了，我憑什麽要比你低一點’的感覺。」
做了兩次裝卸工人後，袁淩對體力勞動的重要性也有了新認識。「大家都覺得社會很先進，但城市的鋼筋水泥不是白領這種寫寫檔的工作就能實作的，是徐良園、王海軍他們，頂著烈日、高溫、嚴寒，搬一袋袋的沙子、一袋袋的水泥、一塊塊的磚建起來的。」
袁淩還說，體力勞動者有他們的一套邏輯，只有真正參與他們的勞動，才能和他們打成一片。皮村工友之家負責人王德誌，一開始覺得袁淩是知識分子，對他態度有所保留，「他每次和我說話，就像說相聲，帶有嘲諷」。但是好幾次，袁淩到文學小組上課，正好遇到他們幹搬家具、運沙石之類的重活，都去主動搭手。有一次工友之家缺人，王德誌臨時叫袁淩，他馬上過去，幹完活，王德誌留下一句簡短評價：「袁淩能幹活，只是幹得少。」從那以後，王德誌就對袁淩開啟了心扉，最後，他的故事被寫成【不服氣的野馬】。
【我的皮村兄妹】
袁淩 著
中信出版集團·大方 2024年5月版
(本文來自第一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