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派，即古史辨派，以顧頡剛、錢玄同等為創始人和主要代表，遠承中國史辨之習，像韓非子、王充、劉知幾、崔述等，近傳承自康有為、胡適等，西洋各西學學者、東洋白鳥庫吉等。這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後出現的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征的史學、經學研究的學術流派。【古史辨】成果，胡適評論說：「這是中國史學界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郭沫若於1929年評價顧氏的「層累說」「的確是個卓識」，「他的識見委實是有先見之明」。
疑古可以，這是人類的基本精神之一，從這方面和實際觀察，疑古派確實做出來重要的歷史貢獻，但是毫無疑問，這種疑古精神囫圇於反傳統時代，心理學意義上對歷史文獻首先持一味懷疑，似是而非的認知造成了中國思想史、文化歷史觀的混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胡適的疑古之為，曾被批評為文化賣國，至歷史觀之，這種疑古確會帶來思想西化，產生喪失「文化自信」的風險。等等綜合論之其弊勝於利，又加持實證主義（不是實證方法），即使古書簡牘、考古發現層出不窮的今天，仍然處處有早年的疑古風氣！
疑古派內容龐雜，無法詳論。我們以疑古派代表顧頡剛有關認識作以簡要討論。顧頡剛論著頗豐，其疑古之重要方法和目的，其1923年【答劉胡兩先生書】中講的明白，即是剪偽史四項：1.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2.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4.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顧頡剛先生則逐步從疆域走向一統、種族走向融合、意識趨向統一等方面，論證中華民族形成過程文化精神意識和文化的功能，不過其對於上古歷史依然是基礎上否定的）。
關於這四項，都是不易於論證的，或者是似是而非的問題非常多。對於顧頡剛先生立論基礎的這四項，可以看到其基礎是否定「民族一元觀」，這實際也是最難論證的。我們選擇帝系姓這一根本性問題作以探討，主要原因是其對於民族一元於否頗有說服力，對於顧頡剛先生立論四基礎影響最巨，同時還是基於李零先生所謂中國上古史傳說是基於帝系而傳的認識。這樣若有新識，則有更為基礎的立論價值。以下參照文獻、骨雕、玉石等，以商周青銅器影像作為主要素材論之。
商周時期有一種青銅鬥，其一般是龍虎神鳥組合，還有的有牛影像。這種青銅鬥在葉家山有考古發現，還有玫茵堂、上海博物館收藏，一般認為商時期，實際西周也有發現。還有青銅鬥類似爵形，柄有蒼龍，行為鬥形。泉屋博古館銅鼓影像有這一鬥形造型，以蹲踞式神人和一條蒼龍組成，人形也為鬥魁，蒼龍為鬥柄。這些鬥形中的牛象征北鬥，龍虎是蒼龍白虎，神鳥為圖騰以及北極星元氣象征。整個北鬥實際是和陰陽的高禖象征，漢畫像高禖不少還是鬥形人或者豬首鬥形人。
商時期，秉承新石器時代以來的以魚象征女以及魚鳥陰陽和文化，以魚與神鳥圖騰組合或者與蹲踞式男神祖並上帝組合，有的與龍組合，有的與具有神鳥圖騰元素的龍組合。還有龍、神鳥圖騰、魚的組合，還有龍、蟬和魚的組合，還有玄黿和魚的組合（這裏玄黿是龍漦所化，所以可以視為龍）。這麽多種組合，有何區別呢？實際與融合祖先嚳身份的上帝組合（這是嚳與帝俊身份記載有所重合的重要原因），自然是第一層級，與龍組合、與神鳥圖騰組合、與蒼龍組合或者與龍鳥組合是次一級的。
少數龍鳥魚組合與龍魚組合並存。從商時期蒼龍造型可以采用鸮圖騰這一玄鳥元素論，龍或者玄鳥在商人玄鳥氏神誕神話中地位重要，甚至可以融合，主要是在其生機層面和上帝出萬物於震卦即龍以及玄鳥鸮為高禖文化層面。虎食人卣之龍魚組合，並沒有明確的人魚組合或者神鳥與魚的組合，其實整個虎食人卣影像系統中已蘊含這些組合。虎食人卣影像中神人實際位於蒼龍白虎之間，神人顯然為上帝並嚳。
泉屋博古館銅鼓以魚的大小秩序表現作為氏族始祖神父嚳之四妃一妾排序，符合文獻記載的姜嫄履巨人跡、簡狄建疵爭玄鳥鸮卵、赤龍慶都組合生唐堯、常儀蒼龍組合生摯的歷史神話（其中常儀生摯有記載，與蒼龍組合生摯歷史神話歷代文獻缺載）。同時商人還是自信的，自己鑄造的器物和敘述的神話，依然以周人女祖先姜嫄為其氏族始祖卨之神父嚳的元妃，而非自己氏族始祖卨的神父嚳之妃簡狄為元妃。
不過，泉屋博古館銅鼓影像中，上帝、神鳥圖騰、龍、巨人跡神誕主題是有層次的，其中上帝並嚳神誕的玄鳥氏氏族始祖卨神話是第一層次，巨人跡神誕周人氏族始祖稷是次一級，蒼龍和慶都之魚、蒼龍和常儀之魚的組合神誕是更次一級的。其中玄鳥圖騰鸮和魚的組合，在該銅鼓中論之，其是帝嚳生卨的一種隱喻。至於玄黿和魚的組合，理論上與泉屋博古館銅鼓龍魚是一致的，但是從婦好墓龍盤中龍魚組合以及西北崗王陵青銅盤龍魚組合與龍鸮魚組合並存的現象論之，是商人玄鳥氏神誕神話的影像。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而言，這種龍魚組合可能也是帝王出萬物於震卦之龍使然。那些鸮龍與魚的組合，可以視為是龍魚組合＋龍鸮魚組合文化意義影像的簡化。
從所述可以判斷，泉屋博古館銅鼓關於帝系姓、世系的影像，牽涉到唐、商、周等，牽涉到嚳、摯以及歷史記載的堯稷卨等10個上古史中的代表性人物，還牽涉到有娀氏、玄鳥氏、陳逢氏、娵摯氏等5個古氏族。影像中玄鳥氏氏族始祖神誕神話影像為於整個影像的中心，鼓冠的神又為玄鳥鸮的造型，顯然證明泉屋博古館銅鼓影像所體現的神話應該是商人玄鳥氏為主的傳承載體。商時期不少青銅器和骨雕影像、玉器影像利於論證本觀點。這一認識有利於至少從商人玄鳥氏視角校勘諸多有關上古史的文獻，像【詩經·商頌】【呂氏春秋·音初】【淮南子·地形訓】【楚辭·天問】【世賓·帝系】【大戴禮記·帝系】【史記·殷本紀】等。
該銅鼓影像之歷史神話，沒有虞夏，卻有早於其和晚於其的與唐商周有關的重要人物，顯然按照記載，這是由於其屬於黃帝一系的不同兩支而已造成的。中國宋、清時期，疑古有些塵上。那珂通世、三宅米吉、白鳥庫吉「東洋史學」的疑古思想，是二十世紀初期影響甚遠的思想，白鳥庫吉轟動史界的「堯舜禹抹殺論」更是先聲奪人。至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疑古派出現，各種疑古甚行，除了王國維、郭沫若按照二重證據法努力重建古史有所成績，疑古派取得幾乎完勝，那是一個疑古時代。
至於今天，這種疑古風尚影響遠未塵土，尤其在中國上古史為代表的古史領域，依然沒有真正走出來，考古學發現資訊讀取的不完善或者不正確甚至成為自認為走出去或繼續疑古的招牌。有學者甚至認為現在仍然應該發揚疑古派。李學勤先生希望走出疑古時代，繼承發揚二重證據法（或者饒宗頤三重證據法)的衣缽，取得不少成果，奈何關於上古史中諸如朝代和帝系這類關鍵難題並未尋得重要發現，也留下不少遺憾和批判的余地。至今不少關於上古史的疑古依然是為塵上，考古學家有時又有依賴實證甚至實證主義的文化之好，於是，不少問題依然成為問題。
本文有關影像學的解讀，索性按照實證主義的要求，找一些時代更早，問題重要的上古史案例，以實證色彩濃郁、區域橫跨黃河長江流域的資料討論問題。所獲得的認識，在夏商是否是一個民族問題、商人政治社會治理結構方面給出了明確講法。尤為重要的是，其否定了帝王一系和大一統出現於東周的認識，這是顧頡剛先生疑古思想基石。
我們的結論是，帝系中關於帝嚳四妃一妾歷史神話及唐、商、周王朝一系的思想，至少出現於商時期。至於這一主題本身的真實性，由於是商人為主論述的，商人距夏不遠，與周方國同時代，從【周禮】等記載以及歷史實踐看，本身中國古人對於世系高度重視傳承，貴族都有專人教育，所以結合古籍、簡牘、考古以及多年來的基因研究等科技認知，我們認為商人不可能對於生活在同時代的周人，妄論有共同祖先。綜合的看，其時商與周顯然都認同是一個家族。
殷墟是商人首都，在其中發現有玄黿四魚影像的青銅鬥、亞長牛尊之龍虎牛玄鳥鸮魚的組合、殷墟玄鳥鸮甲骨文、鸮尊、作為雷澤象征青銅盤的龍魚或者龍鸮魚組合等，證明商人泉屋博古館銅鼓影像表現的帝系姓歷史神話，是大傳統，是官方知識。所有這些表明，處於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對於疑古思想應該更加理性認識了。本文有關商時期帝系姓知識至少無疑地增強了戰國以來【世本】【大戴禮記】【史記·五帝本紀】等中記載帝嚳四妃一妾及唐商周王朝以及有關問題的歷史可信度！自然，我並不認為玄鳥氏有關帝系姓的歷史神話敘述中帝王世系一定都是真的，我也不認為【世本】等記載黃帝一系兩支傳承也不是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其基本素質是存在的。
我自然不否認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政治團結和戰爭融合對於社會大一統時代文化的價值。我只是希望對待中國的上古歷史，有一定的疑古精神是不錯的，但是不能一講到「三皇五帝」，就認為是「真史實的障礙」，也不可凡是沒有考古發現證明即否之疑之惑之。應該客觀地按照實事求是的精神，多重證據論證之。首否定，自否定，歷史學這種人文學科，史學觀容易影響采取的工具和取得的認知。我們還應該有一種常識，中國上古史有關帝系姓及有關問題的記載，不清晰或具有歷史神話特性，顯然不少屬於【山海經】【楚辭】【呂氏春秋】【金枝】【千面女神】和【原始思維】等文獻揭示的人類遠古歷史的共同特征，也是人類早期文明的共同特質。
於中華文明，尤其是於上古史的這一經世難題而言，本文基於商周青銅器影像及有關材料論證所謂打破「民族出於一元」這一疑古派的基礎問題，獲得「民族出於一元」為主的認識主體至少出現於商晚期。於中國上古史依然疑古不絕的時代而言，這些素材的發現和由之獲得的認知，可能算是幸甚至哉吧！疑古精神應該有，但是對於中國上古史，不應仍徘徊在疑古時代，不應該反傳統地疑古。「寧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這頗有些疑古意氣了。
馮友蘭先生關於信古、疑古、釋古的方法論、歷程論，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饒宗頤先生的三重證據法，葉舒憲先生的四重證據法，以及各種層面的傳統論，於常規歷史資料而言，一般意義上屬於治史尤其是上古史的基本方法，這是無疑問的。其中疑古是一種常規學術方法，不過不能完全照應疑古派的疑古。疑古派疑古有反傳統的時代影響，這時疑古這樣一種天經地義稽核古書等材料的方法，對於有的問題就會產生變異。章太炎、王國維、錢穆、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學者於疑古派的得和失，已有評論和學術實踐。今天學者中，也有鄭光先生為代表的大一統史學觀的學者，對於疑古派有清晰地認識和學術實踐。有關學術工程和有關學者也都作出重要成果。本文以泉屋博古館銅鼓為代表的商周青銅器影像論帝嚳家族及唐商周等朝代問題，也算是討論上古史疑古問題的一個實踐吧。
現而今，對待先秦等文獻傳承的有關中國上古史的主體及相關問題，以歷史神話傳說有真實素地為可能假設，秉承相信古人忠於譜牒的心態，對於上古史難題，有信心地以多學科參照，尋求更多的新材料、新發現、新認識（像【五帝德】【帝系】在以徐旭升先生為代表的古史家而言是為第二等文獻，實際應屬第一等，其之「帝嚳蔔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
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後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娵訾氏，產帝摯」的記載，至少是商時期的認識。泉屋博古館銅鼓為代表的上古史敘述沒有虞夏而有嚳、摯、商、周，不只體現了【帝系】記載的帝系及其歷史神話，也明確表明商時期存在【左傳】僖公十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之風），以摒棄反傳統思想和實證主義的影響，嚴肅地去偽存真，真正地審慎疑古，積極地重建古史，真正從疑古時代走出去！
別了，疑古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