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近代思想史，有些朋友常喜歡問，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賞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無疑問是梁啟超。這是因為我多年沈浸在他的著作中，探究他建構新國家、新國民的構想，從閱讀中我感覺到梁任公的文字說理清晰、透徹，而且有一股特殊的魔力，他說的話，都是我想說而又說不出來的。
黃遵憲說得最好，梁任公的文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他說任公的文字對許多人產生了「鼓舞奮發」的作用，近年來「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折，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由此可見梁啟超的著作影響深遠。嚴復對他的評價是：「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1929年胡適寫給梁任公的挽聯則說「中國新民，平生宏願；神州革命，文字奇功」。這些看法都是對任公的一生很貼切的評價。他的思想有如深谷中流出來的一條清溪，明白透徹而發人深省，難怪清末民初之時人們譽之為「言論界的驕子」。而且，他不但「坐而言」，又能「起而行」。他以無比的熱情推動中國從專制走向共和，希望能建立一個富強與自由的理想國度。
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也都認識到梁啟超的影響力。誠如蕭公權所說，「他的言論對於近代的中國發生過廣大的影響」，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尤其是「五四運動的領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曾因讀他的文字而得著啟示」。深入研究梁啟超、明治日本與西方的日本學者狹間直樹也說：「在上一個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傳統中國向近代中國過渡的文明史轉型時期，他［梁啟超］……發揮了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梁任公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影響力乃是毋庸置疑的。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之所以能發揮重大影響力，不但因為他的文字所具有的特殊魅力，而且與他淵博的學問有關。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梁啟超和嚴復、胡適類似，都是學問淵博的「通才」，而不是在「象牙塔」之內沈浸於純知識領域的「專才」。這種「通才」很類似陳澧、曾國藩、錢穆等人所提倡的「士大夫之學」，這種學問「將‘有益於身’與‘有用於世’二語，懸為著書講學之標幟」 。梁啟超和嚴復、胡適都是這一型別的學者，他們以學術研究來「修己治人」，不但能夠依賴學問來「安頓身心」，更借此關懷中國的現狀，並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其中梁任公又比嚴復、胡適更接近傳統的「士大夫之學」。
我認為梁任公淵博的學問源自他的個性及人生觀。在個性上，胡適說任公心直口快，「不通人情世故」，有著「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的個性，絕不是一個「陰謀家」。這種有一點「任性」的個性影響了他的一生。從他與友人的書信可以看出來，梁啟超的休閑時光主要花在飲酒、抽煙及打牌上，「相與痛飲」「大醉而歸」，是屢見不鮮的，而打牌一次十幾二十圈也是常有之事。同時，梁啟超也常常熬夜，或是打牌，或是讀書寫作。胡適一直到晚年還常和人提起：「任公絕頂聰明，惟用心不專，起居無節，興之所至，無論打牌讀書，往往夜以繼日，飲食不離牌桌書案。」
由此可見，梁啟超興趣十分廣泛，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他的打牌、飲酒、讀書都是真性情的表現。當然在他一生中最重視的還是成就其「士大夫之學」的閱讀、教書與寫作，以及由此而培養出的淵博的學問。這應該是源自他以「趣味」來追求知識的人生觀。
梁任公的人生觀簡單地來說是一種「趣味的人生觀」。塔克辛仰的是「趣味主義」，他說倘若用化學分解「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的一種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來，只怕毫無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總是盡量做得津津有味而興會淋漓。因為趣味是活動的源泉，如果趣味幹竭了，活動便會停止。
梁任公認為，凡人必須要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才有價值，否則每天哭喪著臉，生命便有如枯木或是沙漠，了無生趣。那麽什麽才是人生的趣味呢？宋朝名相王安石曾經在一本叫【字說】的書中解讀每個漢字的意思，書中有些是穿鑿附會，但是對「趣」的解釋則很到位。他說：「人之趣在步履間，隨所得而取之，故趣字從走從取。」這真是一個有趣的說法，他認為人生若能邊走邊取而有所得，便是有「趣」。此處所說的「取」或「得」，更確切地說，或許是指一種成就感或進步感。梁啟超所說的「趣味」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每當我們做一件事情的時候，總希望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而時有所得。這種不斷努力，企圖攀登生命之高峰的過程，真是再有趣不過了。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梁啟超認為我們不但要在成功之中感到趣味，也要在失敗裏頭體驗趣味。這是因為失敗比成功能讓我們得到更多的人生啟示。1923年他的弟子徐誌摩要與妻子張幼儀離婚，另娶有夫之婦陸小曼，梁任公寫了一封長信勸他，說道：「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若爾爾者？孔子贊【易】，無取以未濟終矣。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他的最後一句話「吾儕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真是充滿了無窮的智慧。我想一個人如果不能從失敗與挫折中感受到人生的趣味，大概沒有辦法成為一個生活的藝術家！
然而在梁任公看來，從成功與失敗之中體會生命的趣味仍然不算最高境界。因為有時趣味之可貴，正是在超越上述利害、得失之心之後，以一種「無所為而為」或「為而不有」的超然心態來面對生活。
出於這樣的原因，梁任公反對美國以「功利算計」為原則的「實利主義」教育，認為追求學問要勝過實際的利害得失。他說：「她［美國］的教育過於機械的，實利主義太深了，所以學校教學生總是以‘夠用了’做標準，只要夠用便不必多學。所以美國的學問界淺薄異常，沒有絲毫深刻的功夫。因為實利主義太深，所以時刻的剖析異常精細，如此好處自然是有，我現在不必多說；而他壞的方面就是一個‘忙’字。……這種實利主義的又一結果就是將人做成一部份的人。我們中國教人做人向來是做一個整個的人，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一部份的人，未免辜負上帝賜給我們所人人應享的‘一個人’的生活了。」
總之，他認為讀書、做人都不應過於功利、過於現實，有時不實用以及與得失無關的東西反而可能有大用。因為得失主要是關心事情的成功與失敗，然而成敗常常是相對的，從一方面來看是成功的，從別的方面來說也可以是失敗的，或是有些事現在看來是成功的，將來卻發現其實是失敗的。上述所謂「無所為而為」或「為而不有」的心態，就是說在讀書、做事的時候，把成功與失敗的念頭都拋開，一味埋頭埋腦、趣味盎然地去做，這樣才能體會個中的真味。孩子們其實最了解這個道理。我們問小孩為什麽要玩遊戲時，他們的回答往往是「好玩」或是「為遊戲而遊戲」。其實，世間很多事情都可以用這種態度來面對。
然而要註意的是，梁任公說有些事情開頭時很有趣，但愈做愈沒趣，甚至產生了相反的效果，這就不能算「趣味」了，例如賭錢、酗酒、縱欲等等，開始有趣，結果卻常常無趣。（他也免不了做過這些不該做的事。）如果要問有哪一件事情可以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梁啟超認為最好的例子，大概是「學問的趣味」了。
這種對純知識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比較盛行，中國文化之中相對來說卻不甚發達，我們總愛提出「文以載道」「通經致用」的高論，好像不能載道而致用的東西便沒有價值。梁任公認為這樣的想法並不算真正了解學問的趣味。中西偉大的學者以畢生之精力做出偉大的成果，而其動力往往是一種超越實用的求知欲望，也是一種「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的精神。在他看來，這種欲望有點像鴉片煙癮，一定要天天做，不做不行。所以他勸人每天一定在正常的勞作之外，騰出一些固定的時段，來研究自己所嗜好的學問，每天這樣做，就可發現學問的趣味有如倒吃甘蔗，愈往下吃，愈得好處。
梁任公以過來人的經驗指出，具有此一態度，一定會被你所鐘情的學問引到「欲罷不能」的地步，這時就嘗到學問的甜頭了。正是這種對知識與學問的熱忱使他能夠將自己鍛煉成「百科全書式」的巨大存在。的確，要討論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無論是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史學、哲學、宗教等，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領域能回避梁啟超的影響。
（本文節選自【文字奇功：梁啟超與中國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一書）
本書為一部研究梁啟超與近現代中西思想文化之關系的學術著作，全面梳理其一生中學術思想的流變過程、研究進路，展現了其豐富而深刻的學術探索和精神世界。
作者以梁啟超為研究物件，對其陽明學、墨子學、西方哲學、中國史學等方面的學術研究做深入分析，並聚焦於其學術研究對近代中國轉型的影響，旨在以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現代詮釋，來呈現清末民初中國學術轉型的復雜過程。此外，作者還闡釋了梁啟超如何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來解析各種議題，並以中西比較的方法探索中國的獨特性，建立新的學術典範，並最後歸結到「新民」「新國」與「鑄造國魂」的現實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