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地上望星空
窯洞文化撞擊企業家精神
彭衛
在中國先秦諸子思想中，「有」和「無」是道家學派提出並論述最多的一對概念。【老子】第十一章提出了三個「無」和「有」用的例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結論是：「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按照我的理解，這段話表達的是只有有「無」才可能有「有」，只有「無用」才可能出現「有利」即「有用」。老子的這一思想，被莊子概括為「無用之用」。
顯然，如果按照這種理解，老莊哲學中的「無用之用」與近代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作為「無用之用」之學在含義上有著很大不同。但由於「無用之用」所包含的極具辯證色彩的表達，使得它能夠引起人們廣闊的聯想：它既可以解釋一種不能帶來實際利益的工作的重要性，也可以消解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內心的自卑情緒。因此，王國維和顧頡剛巧妙地參照了這句名言對歷史學功能所進行的概括能夠引起廣泛共鳴，是在情理之中的。
如果結合老莊哲學「無用之用」的本義以及中外史學觀念的歷程去看待歷史學之用在於「無用之用」，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第一，歷史學「無用之用」說實際上提出了一個不能回避的有意義的問題：即歷史學的科學性如何獲得？同時還蘊含著另一個重要問題：歷史知識的「用」是以何種方式加以體現？求真無疑是歷史學家的首要的也是重要的學術和社會擔當。 在歷史真相被扭曲、被遮蔽之時，如果歷史學家放棄了尋找和開啟歷史真相的努力，他就放棄了學術良知，放棄了對社會應有的責任。就此而言，追求歷史真相並將歷史真相告知公眾，就體現了歷史學之大「用」，這不是「意外之用」，也不必待「他人」或「後世」而援申。
從歷史學的形成開始，歷史學家——無論哪個地區和哪個民族——都將記述真相作為自己的一項基本目標。在古代西方，赫洛多德聲明他的責任是「報道人們所說的一切」，同時他還提醒讀者，他本人「並不一定就相信這些事是真實的」。隨後的修昔底德則更明確地指出對歷史材料的確定，要用「最嚴格、最仔細的考證方法檢驗」。這種懷疑的精神正是西方後來的歷史學家努力追求歷史真相的一種思想基礎。在古代東方，「不掩惡，不虛美」、「不諱」的「直筆」和「事核」的「實錄」兩個彼此相關的概念（「直筆」是手段，「實錄」是目標）的確定，為中國史學家提出了科學與道德兩項基本要求。總之，一個學科的功能與這個學科特有的內容和體系密不可分，拋棄了對這個學科的必有要求，也就意味著喪失了學科的自律，從而其呈現出的「知識」也就必然成為不屬於這個學科的內容。
有研究者將錯用歷史知識以為現實所用的做法概括為三種型別：其一，借古諷今，錯誤類比。如20世紀40年代，中國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配合國內國內革命鬥爭的需要寫了許多借古說今的文章，卻對當時的革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其二，以被歪曲了的「史實」激發愛國熱情。如19世紀德國史學界的普魯士學派為喚起同胞奮鬥，用假的「歷史知識」來「教育」民眾。其三，史實基礎全錯，但研究結論卻有學術價值或現實意義。第三個型別實際上與不同的人對歷史資料的不同理解有關，不屬於我們所說的濫用或誤用歷史知識。而前兩個方面均屬於以對歷史真實的扭曲和歪曲為代價，以獲得所期待的特定時代的社會效果，具有程度不同的主觀故意性質。一時所期望的效果可能達到了，但當人們最終看到了鼓舞他們的歷史知識是虛假的，所帶來損害是不言而喻的。19世紀英國史學界輝格黨人最具代表性的史學家麥考萊（T.B.Macaulay，1800—1859）為維護黨派利益，在【英國史】一書中歪曲歷史，聲稱：「事實不過是歷史剩下的渣滓。」對此馬克思批評說：這是為了討好輝格黨而「偽造了英國歷史」。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範文瀾在自評成書於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通史簡編】的不足時，特別強調了其中的非歷史主義的觀點，包括否認和縮小統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如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等人在歷史上的貢獻，以及「借古說今」。他的自我批評，不僅表現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的糾錯精神，也顯示了遵循求真是流淌在歷史學家心靈深處的清澈泉流，顯示了歷史學科中只有忠實於事實才能忠實於真理的鐵的自律。
盡管歷史學所追求的「真」與自然科學所說的「真」有所不同，盡管歷史學中的「事實」與自然科學中的「事實」有某些區別，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真」是歷史學的基礎，努力尋求過往歲月的真相是歷史學者的首要職責：「給歷史編造的謊言，只能說明有人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不惜借用這種知識去達到宣傳的目的」；因此忠實於歷史事實，「把歷史當作一個整體來探究的使命，實在是一種嚴肅的責任感」。反對所謂「片面」和「盲目」追求歷史真相的說法，所忽視的正是歷史研究的這一基本準則，失去的是歷史學的底線。
在歷史學非「科學」的那個方面亦即人們所說的歷史學的「藝術性」中，與本來意義上的「藝術」最為接近的因素是想象。歷史敘事和研究可以接受有時也需要適度的想象，但歷史學在「藝術」上的這個表現，與文學中的「藝術」極為不同。歷史的想象與藝術的想象亦即在歷史事實上所進行某些推理和對不存在的事物的編造加工迥然有別，因而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也判然不同。這兩種想象的方式及其效果不僅為各自共同體所接受，也為讀者所認可：對於一部文學作品好壞的判定，不在於它是否嚴格遵循了真實的事件，而在於它是否能夠有效地將歷史的「真實」轉換成攖動人心的藝術表現；而一部好的歷史作品在想象力的使用上是謹慎和有節制的，偏離了這個軌域，就會受到質疑，就會破壞歷史學所固有的科學性，正如有的評論者所說的：「從最純粹的藝術觀點來看，除非歷史學家盡最大努力來保持對事實的忠實，否則歷史就不值得稱贊」；「真實地說明過去是歷史和歷史傳記的真髓，是區別於一切其他文藝部門的特點」。歷史和文學藝術以各自的方式，表達著對現實的關註，其不可通約性，不僅體現了人類知識的分工，更重的是它表達了不同知識的有效範圍。讀者和評論家不會用1928年發生的渭華暴動中真實的人和事以及每一個歷史細節去懷疑小說【白鹿原】所再現那段歷史的藝術真實性，但如果一部歷史著作寫成了歷史小說，那就必然會被人們質疑。一些早期歷史學著作包括在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的巨著如赫洛多德的【歷史】、司馬遷的【史記】和李維的【羅馬史】，因沒有徹底區別開歷史的想象與藝術想象，將歷史事實當做文學描寫的素材而被後人詬病，原因正在於此。
第二，歷史真相本身的發聲是有限的，歷史真相的意義只有透過對它的思考才能得以拓展。 所有的歷史既是「當代」的歷史，也是「思想」的歷史。由真實的歷史所形成的歷史知識對社會的影響，正是由同一時代的不同個體，不同時代人們的不同認識，而被不斷地啟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學之「用」，確實有待於「他人」和「後世」的參與，確實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也確實可能在所有對歷史知識有興趣的人的參與中獲取到「意外之用」。但由於歷史學家是歷史知識的主要提供者，並在為歷史知識的真實性提供保證的道路上獲得了最有資格的發言權；他對歷史知識的整理和陳述不僅來自於其必有的專業訓練，也來自於他對現實的感悟，來自於他對歷史的思考中形成的批判精神，「他是寫過去而不是為過去而寫，他是為今天和明天的公眾而寫的」，因此，這些「他人」可以是政治家、社會改造家或教育家，但首先應該是歷史學家自己。歷史學家如果拒絕對歷史經驗進行總結，拒絕在自己的研究活動中體現出對於當下的實踐性，那麽他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意義就會受到限制。
第三，歷史學是實踐中的歷史學，這種實踐性來自於歷史學家對現實的感受。 由於現實不可能完全重演過去的一幕，也由於當下的人們主要不是依靠過去的經驗而生活，因而我們就必須考慮歷史學實踐性的有效範圍。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歷史學的知識價值與國家治理密切相關，如劉知幾所倡言的「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可以說對於歷史經驗重要性的認識，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為充分。但具有吊詭意味的是，對於歷史經驗的高度重視，並沒有阻止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覆滅。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以申明「窮探治亂之」[58]為主旨的【資治通鑒】編纂完成，而在這部專門為治國而編修的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以古鑒今的著作問世後不足五十年即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便滅亡了。歷史經驗的歷史悲劇引起了人們的關註。明人方孝孺列舉了自秦而下一些朝代借鑒歷史經驗的失敗：
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而為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
歷史經驗對今天的作用之所以不能盡如人意，方孝孺的解釋是「人事」可盡力而「天道」難違背。在【深慮論】這篇強調歷史經驗價值的不長的文字中，方孝孺已經意識到了歷史經驗的局限性。對歷史經驗作用的誇大，同樣出現在西方歷史學界。按照莫裏遜的說法，如果沒有近代美國、法國和英國歷史學家的著作，就不會有美利堅聯邦的長期存在、拿破侖三世的政治賭博以及英國政治制度的延續。這種將歷史經驗作為萬能的上帝，認為歷史經驗可以解決現實中一切問題的看法，與將歷史經驗棄如敝履，認為歷史知識沒有任何益處的看法一樣極端，也因而一樣無效。然而，在中國古代，試圖運用歷史經驗保證一個朝代長治久安努力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誇大了歷史經驗現實意義的方面，更有政治決策層篩選歷史經驗的因素，「好」的歷史經驗可以被拋棄，「不好」的歷史經驗同樣可以成為走向未來的依據——這個責任是不能由歷史經驗本身來承擔的。觀察往昔，一個好的、尤其是被廣泛認可並在實踐中得到證明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這正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最重要的歷史經驗之一。
總之，與可以直接套用並能立見成效的科學技術不同（科學思想不在其列），歷史知識不是一個可以直接搬來使用的工具，更不是萬能的工具，現實對歷史學的提問與歷史知識對現實的支持並不能完全重合——我們可以由此晰明歷史學實踐性的有效範圍：歷史是人類的活動，歷史學是一門關乎人文的學問，歷史知識是人類精神的體現，歷史思想是歷史知識的結晶，因此歷史學的實踐性就必然集中表現為對人類智慧的提升方面。這種智慧可以表現為有益於當下某些問題的局部修正；可以表現為透過對歷史上某種發展趨勢的梳理為今天送出出更多的判斷；可以表現為對歷史上帶有規律性的各種事物的總結，為今後的發展道路提供更多的知識。但這遠不是歷史學實踐性意義的全部所在。哲學的本質是「愛智」，它不僅追求知識，也追求真理；歷史學在這一根本點上和哲學是一致的。但歷史學又有著自己的特質：我所理解的歷史智慧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在於，透過我們所記憶的流動的歷史河流——其中交織著成功和失敗、幸福和苦難、明智和愚昧、開明和強橫——啟蒙人類的心靈，提高人類的判斷力和道德感。這種啟蒙力、判斷力和道德感的獲得，是我們能夠進步的根基，它的存在，不僅使過去的錯誤、痛苦和災難不再重現成為可能，也能夠幫助人類在未來任何時刻努力將我們的創造致力於造福於最廣大的人群。歷史學的這種「用」是模糊的，也不能立現，但這「無用之用」卻是歷史學的最大「用」，是歷史學實踐性價值的最終體現。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原題為「再論歷史學的實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