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世界歷史而言，列寧的影響力與馬克思、恩格斯齊名。

馬、恩是共產主義理論的創造者，但是第一個真正的實踐領袖人物卻是列寧。

列寧在俄國領導了十月革命之後，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掀起了一股革命的熱潮。無論對於俄國，還是對於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列寧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心目中，都是一個半神的人物。對於這樣一個人物，他的存在和離去，都顯而易見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

尤其是列寧的去世，有許多謎團，其中最突出的一個謎團，便是列寧的「政治遺囑」。一般而言，史學家都認為列寧在臨終前曾經留下3份非常重要的「政治遺囑」，雖然這些「遺囑」不是以遺囑的名義發出的，而是以口述檔或信件的形式出現的，但是這三份重要的資料，都被史學家看作是列寧的「政治遺囑」。

在這三份「遺囑」中，其中非常重要，後世史家認為若是那份「遺囑」發揮作用的話，那麽必將覆寫俄國的歷史走向。可是，歷史不容假設，那麽這3份「政治遺囑」的命運如何？為何沒能發揮重要的作用？細說起來，十分復雜。

列寧交代「後事」，是在身體健康出現嚴重的惡化之後，即1922年12月16日後，當時列寧的右臂和右腿失去了肢體行動能力（癱瘓），身體只能固定在一個範圍之內，比如椅子上或床上，此時的列寧無法繼續再寫作。

這對於靠筆桿子作武器的列寧而言，是一件莫大的痛苦事。不過，上帝為他關上一扇門的同時，為他開了一扇窗——他的說話功能在醫生的治療下，稍有恢復，雖然說話不是十分清楚，但是秘書完全可以聽懂並記錄下他說的話。於是，便產生了那些「重要遺囑性的資料」。

通常情況下，人在大病臨身、或者自感不好——在這生命之火日漸微弱的時刻，精神都會高度集中，洞察力也會格外敏銳，對於生前的大事，都會做出更為正確或準確的判斷與交代。

列寧也不例外，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作為當時的俄國領導人，對於俄國的政治和國家的命運，自然是最為關心的。因此，從1922年12月23日開始，在列寧的要求下，開始口授一封信，這封信叫【給代表大會的信】（給俄共十二大準備之信件），雖然名義上是信，但是實際卻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政治檔。

這封信被史家定義為列寧的第一份「政治遺囑」（【給代表大會的信】）。

該信在列寧口授的時候，由他欽點的沃洛季切娃記錄。

這封信或者說這份政治檔（政治遺囑）大概口授了三天，從23日到26日，徹底完成。

在口授這份檔，以及其後口授的其它檔的時候，列寧對沃洛季切娃進行了一番特殊的交代，他說要把他口授的一切都要當做絕密檔保存在一個有專人負責的專門地方，不得隨意向任何外人公開。

那麽在【給代表大會的信】中到底寫了什麽，為什麽被史學家，也被列寧看作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檔？

因為史料的解密，使得我們今天有幸一睹那封信的內容，在這封【信】中，實際上主要說了一件事，那就是為了防止黨內分裂，確保政局穩定，要求對俄國中央委員會進行改革。

有關黨內分裂問題，列寧指出了兩點：

第一點是兩個階級之間的分裂，即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但是列寧認為這個事情近期不可能發生，他更擔心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點是基於黨內領導人個人特性之間的分裂，並且指出了兩個人，說黨內分裂會在史達林和托洛斯基這樣的人身上發生。

對於這兩個人的情況，列寧也是「火眼金睛」，指出了各自的問題。

他說——「史達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又說——「托洛斯基同誌具有傑出的才能，但過分自信，過分熱衷於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

這兩個人幾乎代表了黨內的兩派，如果這兩個人發生問題，那麽黨內就會發生問題。因此，列寧認為為了防止出現這一情況，唯一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行改革，把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從50人增加到100人，並且要求其中應該有幾十個普通工人。

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呢？這就要來看看列寧在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另一封信，或檔，即【對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補充】。

為了避免分裂、確保穩定的政治局面，列寧提出了兩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便是增加委員人數到100人，他認為這樣做的「重大好處在於減少中央委員會決策時的個人的、偶然的因素，為決策作更多的準備，更精細地檢查在這些會議上做出的所有決定······又能防止在這個機構與群眾聯系不夠的情況下可能引起的分裂。」

如果說第一個建議是宏觀的，沒有針對的，但是第二個建議就十分、特別敏感了，因為列寧的第二個建議是調整總書記人選。

當時的總書記是史達林（實際上，史達林還是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一身三職，權力最大），而列寧的這個建議，對於史達林而言就像一顆炸彈。

那麽，為什麽要調整總書記史達林？列寧在口授的補充信中說到：

「史達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了不可容忍的了。」

列寧對於史達林的判斷是比較準確的，1922年的時候，列寧尚沒有離開，史達林已經開始了自己的獨斷專權生涯，而且在好幾個問題上與列寧針鋒相對，比如喬治亞事件。

當時，列寧想解決喬治亞事件，在1923年1月24日，向值班秘書福季耶娃索要喬治亞問題的材料，準備在大會上使用，著手解決該問題。但是，遭到拒絕，秘書福季耶娃說材料在史達林那裏，但是史達林說沒有政治局同意便無法提供。

實際上，在列寧重病之後，史達林便已經開始暗中動作不斷了，尤其是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專門在1922年12月18日就透過會議成立了一個由史達林牽頭負責的醫療小組，說白了就是對列寧進行軟禁措施。在此期間，主要是不讓列寧看報紙和了解外面的政治情況，以封鎖訊息。

不管史達林如何動作不斷，列寧當時的影響力和威望，依然是無人超越。因此，如果他為1923年4月召開的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給代表大會的信】在會上公開的話，那麽史達林的政治命運必然堪憂，俄國的歷史大機率會發生變化。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列寧雖然努力準備了很久，甚至一再詢問醫生自己能否在大會召開的時候在會上講話，他也沒有放棄鬥爭，積極配合治療，不斷口授文章檔，但是最終因為身體原因，列寧根本無法參加會議。此外，史達林的防備更是森嚴，史達林在開會之前，已經知道了信中的內容，所以采取措施沒能讓那封信在會上宣讀。

更為戲劇化的是，列寧的「政治遺囑」原本是為了化解矛盾，解決分裂問題，但是在列寧去世之後，他留下的「政治遺囑」卻成了史達林和托洛斯基斷章取義、互相攻伐的工具。尤其是在1926和1927年之間，黨內矛盾達到非常尖銳的程度，雙方都企圖利用列寧的威望扳倒對方。

史達林指責托洛斯基故意隱瞞列寧的「政治遺囑」，並且斷章取義，歪曲理解，對托洛斯基進行攻擊，說托洛斯基這個人不可靠。如是等等。托洛斯基則指出列寧在臨終前曾經要求「解除史達林的職務，因為這個人會給黨帶來分裂和淪陷」。

列寧原本希望當時的6名俄共中央委員能夠互相制衡，穩定局面，結果在他去世後，制衡穩定的局面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人被驅逐暗殺，四人被鎮壓，贏家只有一人，那就是史達林。

這不是列寧想看到的局面，但是這卻是歷史一再上演的結局。翻開歷史去看，類似歷史情節可謂是不勝列舉。

列寧的第二份「政治遺囑」是【關於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

第三份「政治遺囑」是【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該信對史達林的批判也比較嚴重。

根據沃羅季切娃的回憶，列寧這三封信原本是一個整體，都是要交給俄共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但是後來這三封信的命運卻出現了戲劇化的翻轉，不但沒有被當作一個整體在大會上出現，而且被分割拆解開來，被史達林和托洛斯基等碎片化變相利用。

實際上，在列寧去世之前，他的這些口授「政治遺囑」已經開始被史達林率先利用，用來攻擊托洛斯基等。在1924年1月21日晚上6月50分列寧停止呼吸之後，史達林對列寧的「政治遺囑」的拆分、曲解利用達到了新高度，並且采取各種手段扳倒了對手，最終成了俄國的獨裁者。

此後，曾經關乎俄國國運的列寧的「政治遺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列為違禁品，甚至成為罪證（誰擁有列寧的「政治遺囑」檔，就會遭到判刑和流放等。）

有的史家說列寧的「政治遺囑」猶如一個潘朵拉魔盒······一旦開啟，釋放出的政治能量，誰也無法控制······

直到俄共二十大，列寧的「政治遺囑」才在赫魯雪夫的公布下重見天日，真正走到台前。1956年，【共產黨人】不但全文完整地發表了列寧的【給代表大會的信】等文章，而且還收入了列寧文集。至此，真相才全部向世人展開。

但是，此時，歷史的列車已經轟隆隆過去二三十年了······早已物是人非······

參考資料：

1：【列寧傳】77年版；

2：【革命的良心——蘇聯黨內反對派】；

3：【列寧文稿——給代表大會的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