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本身是沒有規律的，但社會是有原理的，具體地說，社會的存在與繁榮必須遵循特定的邏輯，這一原理也被稱為分工合作原理或自發秩序的原理。認識與遵循這樣的原理，才能使一個社會擺脫貧困，走向繁榮。
幾千年來，中國的大歷史邏輯沒有變，那就是人們對這一原理是普遍無知的，並且也是拒絕承認。這也是中國沒有走出歷史的三峽，中國歷史往復迴圈的根本原因。
「社會」關切個人的利益，假如人們想增進自己的利益，那麽他們就要讓自己生活在一個能夠增進自己利益的社會中，因為離開這樣的社會，他們將無法實作這樣的目標。但是，這樣的社會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出現的，要讓這樣的社會得以出現，他們需要利用一種特定的知識，這種有關如何才能使人們擁有一個能夠增進自己利益的「社會」的知識，正是經濟學。
這種知識，是中國人極為匱乏的，人們從來沒有認識到社會（包括構成社會的國家、政府）是增進自己幸福的手段，因此應該參與「制造」一個有助於自己幸福的社會，這是比通常說的「中國制造」更為重要的「制造」。
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區別，就在於傳統社會是建立在本能與經驗之上的，而現代社會是建立在理論與科學之上的。文明、法治、美德等，都必須建立在使社會存在與繁榮得以可能的「邏輯」之上，而不能被視為本能的或經驗的或歷史的。
假如我們想擁有一個能夠普遍增進自己幸福的社會（文明），那就必須尊重這種邏輯，因為它給出了使文明得以可能的原理性知識（科學）。被正確理解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就是發現這一知識與利用這一知識的過程。幾百年來，經濟學對人類的傑出貢獻，就是給出了這種知識，也就是上面說的「社會存在與繁榮的邏輯」。
在傳統社會中，人們不知道「社會是自己的利益」，也不知道如何使自己擁有一個能夠改善自己境況的社會，結果「把社會搞砸了」，進而使自己的利益、自己子孫後代的利益都不能得到改善，這基本上就是中國歷史的寫照。
他們把維護某種經驗性制度（如某種國家形式，如秦制）作為最高目標，視這種制度為不可更改的事物，這使得謊言、殺戮等都具有了合理性，因為這些手段都被認為是實作這一目標的需要。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人們的「共同目標」只能有一個，而且人們也只能有一個，那就是「讓社會成為有助於普遍改善個體境況的場所」。我們稱這樣的社會為「自發秩序」。這樣的社會，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出現，而是需要借助於特定的知識。
如中國歷史上就沒有出現這樣的社會，而西方，他們透過發現與利用了這樣的知識，使社會走上了繁榮之路。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與宗教啟蒙，就是發現與利用這一知識的過程。西方可以定義為「利用這一知識的社會」。
對東方來說，他們仍然受困於歷史主義，也就是說，他們把維護某種具體的制度（包括文化、宗教）奉為最高的目標，這就阻礙了那個有助於普遍改善個體境況的社會的出現，使得後者成為前者的犧牲品。
他們沒有意識到，制度是手段，是可以變的，制度要依據是否有助於個體幸福的普遍增進來進行調整。讓制度保持不變，就相當於強制一個人只能吃青菜，他不能自己選擇吃蘿蔔、吃西紅柿等等。
當人們認識到社會（制度）只是增進自己幸福的手段時，自然地，也會認識到使這種手段得以可能的知識高於任何的制度（國家），或者說，任何的制度都要根據這樣的知識來調整，而不能是「人為的」（強制的），是根據誰的意誌，必須如此的等等。
這樣的觀念，將為真正意義上的法治鋪平道路。即法治是透過這種認知，把制度（歷史）放到這一原理性知識（理論）之下，才實作的。假如沒有這種知識，那麽制度的建構將是任意的、人為的，這意味著對法治的否定。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也可以重新理解「仁」的含義。傳統上，「仁」是讓你接受他為你服務，這樣一種「仁」的概念中，是不包含「自由」的觀念的，它包含的是自上而下的俯視，你自己選擇，不接受他為你服務，那是不行的。
真正意義上的仁，不是這樣的「利他」，而是讓那個有助於個體普遍改善自己境況的社會得以出現，這意味著允許個體自由選擇（制度、文化），不能把任何的制度強加到個體頭上，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維護使得這種社會得以可能的普遍規則，使有助於個體幸福普遍增進的制度得以產生，這才是「仁」。
上述邏輯或原理，是中國人至今都不太了解的，因為中國人都是「經驗地」認識世界，他們對這一邏輯不僅不了解，而且也不信任。這種經驗主義，指向的是摸石頭，假如一個民族被這種經驗主義支配，那麽就會不斷地摸石頭，而不能踏上持續的繁榮之路。
如米塞斯說，「文明是一定世界觀的產物」，假如一個民族對上述邏輯缺乏了解，那麽這個民族將長期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有一天被文明世界征服、改造。當然，一個民族也可以透過「主動」接受這樣的邏輯而避免這樣的命運。假如一個民族有勇氣這樣做，那麽這個民族就是看到了光明，在心靈上走出了黑暗，讓時間真正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