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永【1929年朱毛之爭與紅軍權力結構演變】劄記

本文緣起於備考研究生期間放（tou）松（lan）觀看的獻禮片【古田軍號】，但說實話看完之後只是有感於毛在紅四軍創始初期面對復雜局面的遠見卓識，對於古田會議召開的背景及朱毛二人之爭並未有太多關註（影片中似乎亦刻意淡化朱毛二人的爭論，而將引發二人矛盾的原因歸於「空降領導」劉安恭的挑撥離間），加之備考時間緊張，再未就這一影片背後的歷史做深入思考。後來考完試閑來無事整理電腦裏之前下載的論文，發現了張永【1929年朱毛之爭與紅軍權力結構演變】這篇文章，才發現這段歷史有太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論文作者張永現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講課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中國近現代政治史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為民國政治史、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環境史。著有【民國初年的進步黨與議會政黨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梁啟超與護國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鍛造組織——紅軍與蘇區史新探（1927-1934）】（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23年）（題外話，感謝華東師大的甘樂學姐推薦讀【鍛造組織】這本書，簡單看了看電子版，似乎是多篇論文修訂組成的專著）。

主要內容

【1929年朱毛之爭與紅軍權力結構演變】發表在2013年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如作者所言，文章並非是對古田會議的全面研究，而是從紅軍建立到1929年古田會議這段歷史作為討論背景，將「權力結構」作為研究核心問題，探討隱藏在背後的朱毛二人、軍事（槍）權力與政治（黨）權力、集權與民主等多對矛盾之間的轉化升降與演變。

作者首先對紅軍初創時期的高度民主進行分析。對於大革命失敗後CPC[1]及其建立的工農紅軍為何能在短短20年間從幾乎覆滅到成為執政黨的原因，作者給出其答案：紅軍相比於其余軍隊，遵循了完全不同的建軍、治軍原則。而作者將工農紅軍最獨特之處歸為民主二字。究其原因，在於這支軍隊的領導者和骨幹大多接受過五四時期德賽二位先生的洗禮，受其影響，在初創時期的紅軍中存在著熱烈的民主氣氛。在這一部份中，作者分「官兵平等」、「黨內民主」、「軍政分權」以及「分權的副作用」四個分論點加以論述。

在官兵平等方面，著重介紹了軍隊中的民主主義以及承載這一原則的載體--士兵委員會。關於民主主義在紅軍的作用，毛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進行了闡述：「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余一點作零用......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感覺國民黨軍隊和軍隊是兩個世界。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在敵軍不勇敢，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僱用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2]。士兵委員會則淵源自十月革命及蘇俄初期的士兵委員會，在中國則在保留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本土化。三灣改編時確立了「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官兵平等」等原則。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在軍隊內部設立士兵委員會。三灣改編後，紅軍連以上單位都設立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的任務主要是參加軍隊管理、維持紅軍紀律、監督軍隊經濟、做群眾運動、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可見，委員會不僅承擔軍事任務而且兼具政治使命。士兵委員會具有很大的權力，不僅可以左右紅軍作戰計劃，而且掌握選舉各級軍官的大權。在黨內民主方面，則體現為軍隊中各級黨組織都實行委員會形式的集體領導，召開代表大會，選舉領導人以及決定重大問題。

軍政分權方面，體現為軍事長官與政治長官的權力均勢。在大革命時期，「軍政平等」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國民革命軍仍然存有大量舊式軍隊的殘余思想，名義上的政治長官--黨代表的權力以及地位遠遠低於軍事長官。但紅軍建立後尤其是紅四軍建立後，政治領導的影響逐漸上升，與軍事長官平起平坐，並對軍隊建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紅四軍中實行民主分權固然有許許多多的好處，但也不可避免地產生副作用。因為紅軍建立之後就面臨著殘酷的生存問題，而在緊急關頭事事經過民主決議顯然不能適應現實需要。正如作者所言，「集體領導常造成眾說紛紜，決策困難」「激烈戰爭中的決策需要豐富的實戰經驗和專門的軍事才能，只要有一絲一毫的偏差，就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項極端民主化的士兵委員會甚至會舉手透過打連長、排長屁股的事。很快，不加以變通的民主給紅軍帶來嚴重危害，如文中列舉的紅軍史上著名的「八月失敗」，由於29團具有濃厚的鄉土意識，企圖卸甲歸田、回家務農。哪怕是朱德、毛澤東、軍委輪番勸阻，29團仍然強行透過士兵委員會達成決議，我行我素，最終遭遇失敗。

其次，作者著墨於1929年春夏之交的朱毛之爭。以朱毛二人為代表的認識到極端民主的出現的問題，但在采取何種方式加以調整的問題上產生分歧，毛傾向集中權力，而朱則堅持分權；個人性格方面，毛嚴厲細致，生活存在特殊化，朱則對下屬寬容，與下級打成一片，有「夥夫頭」之稱。朱毛二人的矛盾，實際上也是分權與集權、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這一系列矛盾早已埋藏在紅四軍中，只是尚未激化，而軍事觀點的逐漸擡頭加之中央特派的高級幹部劉安恭的到來則成為矛盾爆發的導火索。劉安恭是留蘇的高級軍事幹部，又是朱的舊部與同鄉，而對毛這個「山溝溝裏的Marxist」則頗為不屑，加之毛將權力集中於前委與劉安恭的軍委相抵牾，劉於是向毛發起了挑戰，將朱毛劉三人的矛盾公開化，最終在紅四軍七大上迫使毛離開領導崗位。

再次，作者從較為宏觀的角度考察紅四軍的爭論。集權民主之爭並非僅僅孤立存在於紅四軍內，在當時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內部，同樣出現較大紛爭，如北方順直省委[3]之爭、托陳派的分裂活動等。在處理上述紛爭中，中共中央逐漸認識到極端民主化的危害，為了維護黨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傾向於集權，最終在陳毅到上海報告後，於1929年9月起草了著名的指示信--【九月來信】，在信中批評紅四軍的極端民主化，並大大加強政治領導與毛個人的權威，以此信為指導召開的古田會議將政治權力提升到權力結構的核心位置，權力亦集中於政治領導人。

簡評

作者從朱毛代表的兩種權力的矛盾沖突切入，著重探討CPC及工農紅軍由初創時期的高度民主至出現極端民主化再到權力集中於政治的演變過程，揭示背後權力結構的變化。不僅改變了「朱毛是鐵板一塊兒」、「二人在會師之後沒有矛盾」這樣的刻板印象，而且透過對這一深層歷史的實證研究，為理解近現代政治演變內在力量變化提供的另一視角。

文中亦有些問題有待商榷。作者雖承認未加變通的分權民主制會帶來極端民主化，但存在著過分武斷與偏見化的論述。如在談到紅四軍七大時，舉蕭克的回憶：「如果在‘CR’前夕我們還能保持像四軍‘七大’那樣一種批評精神，‘大躍進’和‘CR’也許就搞不起來。」再如文章末尾認為過度集中導致了建國出現的種種失誤。並且在對毛進行描述時有某些用詞、敘述有失偏頗。

註釋

[1] 亦有另一種縮寫CCP，二者差異及政治意蘊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為避免麻煩，采用官方通用的CPC。

[2]毛：【井岡山的鬥爭】，【毛選 第一卷】第65頁，1991年版。

[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北方地區建立的地方領導機關。1927年4月，中共北方區委遭奉系軍閥破壞後，為恢復黨在北方的領導，5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共順直省委（「順直」即順天府和直隸省的簡稱。北京曾名順天府，河北省曾名直隸省），彭述之任書記。8月初，中共順直省委在天津建立，彭述之任書記。8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劉伯莊任書記，彭述之負責宣傳。下轄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察哈爾、熱河、綏遠、豫北、陜北，省委機關設在天津。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負責管理順直、山西等地黨的工作。1928年六七月間，順直省委發生嚴重政治、組織危機。六大召開的同時，中共中央設立中央處理順直問題特派員機構，派中央委員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到天津，負責處理順直省委黨的問題。7月，劉少奇、陳潭秋在天津主持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對省委進行改組，韓連會任書記。劉少奇、陳潭秋以中央特別處理順直問題專員的名義常駐順直省委，以加強中央對順直黨的領導。11月，中央又派周恩來赴順直解決順直黨內矛盾。1929年5月，盧福坦任書記。6月，王藻文等投敵叛變，盧福坦等被捕，省委遭到嚴重破壞。6月下旬，中央決定組建新的順直省委，張金刃任代理書記。9月，中共順直省委在天津召開擴大會議，選舉產生新的省委，張金刃任書記。1930年2月，賀昌任書記。8月，根據中央指示，順直省委撤銷，順直總行動委員會成立。10月，順直總行委撤銷，恢復中共順直省委。12月下旬，中共順直省委撤銷，中共河北省委成立。

後記

這篇文章從考完研開始看，中間因為甲流、期末考、回家耽誤了好幾天，直到昨天才草草讀完。該文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民主與集權之間的平衡應該如何衡量？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應隨形勢的變化而調整。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

研究生初試暫告一段落，但復試的準備、畢業論文又提上日程，希望自己能盡量平衡好復試準備和看畢業論文參考文獻這二者的時間。最後感謝一下 軒然冉冉紫陳 ，說來慚愧，馬上本科畢業，我卻連篇符合規範且連貫的讀書劄記都寫不出來，之後借鑒優秀者的劄記，我的讀書劄記的行文方式大多仿照這位up的，只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總有東施效顰之感，希望寒假多寫多練，能有所長進。

2024年1月14日寫於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