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質問胡璉：你和劉伯承住在一個村裏，卻讓他跑了，作何說明
劉伯承是十大元帥中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將領，從南昌起義開始，他作為我軍高級指揮官多次經歷了生死考驗。
尤其是在大別山一役中，他率領的指揮部與敵軍激烈交鋒，這幾乎是敵人唯一一次有可能擊斃或活捉劉伯承的機會。事後在軍事檢討會議上，郭汝瑰、胡璉等將領相互指責，突顯了該戰役對我軍的重要性，同時充分證明了人民軍隊能夠克服一切困難，最終取得勝利的決心。
劉伯承為了實作轉守為攻的目標，親內建領隊伍千裏挺進大別山。1946年初，國民黨軍隊擁有86個軍（整編師），總人數達到430萬，同時擁有大量美國援助的武器。
相比之下，人民軍隊雖然名義上有127萬，但實際只有66萬，且裝備相對較差的正規軍。這種懸殊的兵力差距讓蔣介石充滿信心，認為可以在三到六個月內透過武力徹底消滅解放軍。
面對如此緊迫的軍事形勢，黨中央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方針。在大別山附近的中原解放區，受到敵軍重兵圍困，陷入極為困難的境地。
1946年6月16日，國民黨軍隊對中原解放區進行了進攻，標誌著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在此危急時刻，我中原解放區被迫采取了著名的「中原突圍」計劃，導致國民黨軍完全掌控了大別山地區。
接下來，國民黨軍隊對我軍實施了長達一年的全面進攻，雖然奪取了解放區100多座城市，但也損失了近70萬部隊。於是，自1947年4月起，蔣介石重新調整了軍隊部署，一路向陜北、一路向山東進行了重點進攻。
盡管在山東方向我軍在孟良崮戰役中消滅了敵整編74師，暫時穩定了局勢，但胡宗南集團卻對陜北進行了閃擊，迫使中國共產黨中央放棄了延安。
同時，解放區的群眾面臨巨大的支前壓力，經濟負擔沈重，不得不繼續被動防禦。
在這緊要關頭，毛主席敏銳地察覺到，自1947年1月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北撤黃河後，蔣介石認為中原地區無法開展實質性戰役，於是將河南的王敬久集團調往山東，使國民黨軍兵力在兩翼集中，導致中原地區兵力空虛。
在此背景下，我軍有了在該方向轉守為攻的機會，將戰爭的壓力轉移到了敵占區。因此，在1947年6月底，根據毛主席的命令，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成功渡過黃河，在魯西南連續作戰，殲滅了5萬多敵軍。
當劉伯承要求隊伍進行緊急休整時，突然在7月23日收到了毛主席的電報：「下定決心，不留後方，按照半個月的行程，直接走向大別山。」
到了29日，毛主席再次緊急發電報，迫切要求他們盡快向大別山進發。
實際上，毛主席之命劉鄧大軍進軍大別山，不僅是為了攻敵之虛，而且大別山地區是我革命的老區。從地理角度來看，若能夠掌控大別山，將對武漢和南京形成威脅，迫使蔣介石從其他戰場調兵，以實作調動敵人的目的。
盡管面臨巨大困難，但1947年8月7日，劉鄧仍然釋出命令，指導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四個縱隊和兩個獨立旅開始向大別山進軍。
一旦進入大別山，他們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敵人調動重兵圍困，試圖消滅我軍。經過半個多月的艱苦血戰，直到8月27日，劉鄧向毛主席報告稱他們已經進入大別山地區。
然而，經過千裏轉戰的劉鄧大軍不僅極度疲勞，而且為了快速透過「黃泛區」，幾乎失去了多年來積攢的物資。盡管劉鄧大軍有12萬人，卻只配備了幾十門山炮和迫擊炮，已經無法與敵主力正面交鋒。
更讓劉伯承和鄧小平難以置信的是，一到達大別山，廣大群眾不是熱情歡迎，而是在見到我軍官兵時表現出特別的恐懼，這讓這兩位經驗豐富的我軍高級指揮員感到深深困惑。
後來，在一次公開教育中，戰士們聽到了「三大紀律」，許多群眾才勇敢地向劉、鄧兩位首長表達了他們的困境。
我軍歷史上曾經有四次進入大別山地區，每一次撤退都帶來了當地人民遭受反動派血腥報復的威脅。
更為嚴重的是，抗日戰爭期間，桂系軍隊也在大別山駐紮，多年來與當地的地主甚至下層民眾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
這使得劉鄧大軍一旦進入大別山，不僅需要與正規軍交戰，還必須不斷面對當地保安團、地主武裝甚至土匪的襲擊。
由於廣大群眾害怕敵軍的報復而不願提供幫助，我軍一時難以籌措糧食，也難以獲取情報。
蔣介石明白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後的情勢非常緊張，他清楚一旦我軍在大別山站穩腳跟，將會改變整個戰局。因此，他調動中原戰場的大軍，在空軍的支援下發起了進攻。
一方面，將白崇禧調到武漢組建「華中剿總」，目的是讓他利用桂系的特殊優勢將我軍困於大別山區。國民黨軍隊調動了14個整編師、33個旅，總計30萬兵力，白崇禧親自制定「封鎖為主，作戰為輔」的鐵壁合圍戰術。
國軍采取了滴水不漏的行軍戰術，使我軍引以為傲的「運動殲敵」戰術難以施展。盡管同一時期，陳賡、謝富治兵團約8萬人以及陳毅、粟裕兵團18萬人在中原地區與敵反復交戰，但蔣介石卻視而不見，專註於圍殲劉伯承。
為應對形勢，劉鄧被迫分開，劉伯承在意外情況下利用大霧成功脫險。我軍習慣在惡劣條件下同優勢敵軍作戰，但這次進入大別山所遭遇的困難超出了預期。許多戰士在大別山遭受了嚴重的水土不服，長期高強度機動作戰再加上後勤不足導致我軍出現大量傷病員。
盡管在10月份有兩個縱隊進入大別山並獲得勝利，但敵人對「圍剿」的決心依然堅定。毛主席在陜北轉戰，對劉鄧大軍在大別山的困境感到極為憂慮。盡管他反復要求陳謝兵團和陳粟兵團調動敵人，蔣介石卻仍然拒絕從大別山抽調兵力。
到了11月底，劉伯承和鄧小平都感到在大別山堅持已經非常困難。然而，放棄大別山之前的犧牲將使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義。
12月10日，劉鄧率總部抵達黃陂站紅聯村王家灣。在商討後，劉伯承和鄧小平決定將兵力一分為二。鄧小平領導前方指揮所和三個縱隊繼續與敵人周旋在大別山，而劉伯承率領後方指揮所和另外三個縱隊則設法向東突圍，進入中原地區開展外線作戰。
在之前的戰鬥中，我軍在物質方面已經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全軍總兵力僅剩7萬人。為了減輕負擔，劉伯承指揮的「後指」只帶了一個警衛排，中原局由張際春領導的部份幹脆只有一個警衛班。
11日傍晚，劉伯承和鄧小平分開，帶著司令部900多人和一縱一起行動。面對敵人的重重圍困，劉伯承只能命令三個縱隊分散，尋找敵人薄弱處，再尋機突圍。
1947年12月13日，劉伯承率領的司令部人員來到湖北與河南交界的何小寨村。在連續行軍數十公裏後，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疲憊。甚至在士兵們為他安排住房時，劉伯承就直接倒在鋪滿稻草的地上睡著了。當時，一縱司令楊勇命令20旅作前衛，2旅在左側，1旅在右側，將劉伯承他們保護在中間。然而，由於復雜的地形和強大的敵人，劉伯承幾乎直接進入了虎口。
第二天，司令部通訊員小王準備外出時，突然發現兩名拿著槍和望遠鏡的敵兵。察覺到不妙，他迅速摘下帽子，利用雙方軍服顏色相近的相似之處與敵兵「套近乎」。
這兩位孤立的國軍士兵此時感到又冷又餓，於是被我軍戰士欺騙去吃飯。然而，一進門，他們就被我軍俘虜，進行了突擊審訊，結果讓所有人都感到吃驚。
原來，這兩個士兵是國民黨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編11師（即18軍）搜尋連的成員，而該師的指揮官正是國軍中號稱「狡如狐」的胡璉。他們剛被調來，而軍部就設在何小寨村。
軍政處長楊宇立即從警衛連挑選了八名身強力壯的戰士，帶著一副擔架準備轉移劉伯承。
隨後，楊宇喚醒劉伯承，向他報告：「我們和胡璉住在同一個村子裏。好在是大霧，敵人還沒有察覺。」
劉伯承司令員聽後風趣地回應：「這才是到了利害上了。」
幸好，敵我雙方都沒有立即發現對方，使得劉伯承等人得以從容轉移。然而，實際上這樣的危險局面本可以避免。在前一天晚上，劉伯承部隊前面的一旅已經發現整編11師一部正在修築工事。由於敵情緊急，再加上通訊手段落後，一旅旅長只好派遣一名戰士騎馬前來通知劉伯承。
由於天黑再加上這名戰士對周圍不熟悉，一直到劉伯承下令撤退時他才趕到。劉伯承意識到周圍的敵人比預想中更強大，只得命令部隊阻擋敵人，為司令部撤退提供掩護。
國民黨當局很快透過對情報的整合確認劉伯承可能就在這一片地區。於是，附近的所有國民黨軍隊迅速趕來。這可謂是劉伯承軍教生涯中最艱險的時刻之一。一旅負責掩護司令部轉移，而二旅則奮力抵擋強大的敵人猛烈的進攻。
幸存的老兵回憶稱，當時的戰況僅次於後來的上甘嶺戰役。在戰士們頑強拼死的掩護下，劉伯承和司令部利用復雜的地形最終成功擺脫了敵人的追擊。隨後，劉伯承所部與陳謝兵團等聯合作戰，成功地進行了豫東、開封、襄樊等戰役。
在軍事檢討會上，郭汝瑰提出質疑，而白崇禧和胡璉則試圖推卸責任。
得知無法消滅劉伯承後，蔣介石非常憤怒。此時，陳謝兵團已在中原連續攻占城市，甚至切斷了平漢線。面對中原地區混亂的局勢，蔣介石一直期望能夠集中主力徹底消滅劉伯承的部隊。然而，兩個目標都未能實作，最終他被迫下令從大別山區調出第20軍進入中原戰場。
急於擺脫困境的蔣介石在漢口召開軍事會議，對大別山作戰的得失進行檢討。1947年12月24日，「華中剿總」司令部內，蔣介石對白崇禧等人發泄了怒火。白崇禧此時面色黯淡，他未曾想到，盡管他精明狡猾、在大別山經營多年，卻無法制服劉鄧大軍。
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在總結整個大別山作戰概況後，首先對白崇禧的指揮表現提出批評。
白崇禧進行了辯解：「敵軍常在我軍形成合圍態勢即將合攏之際，采取離心撤退策略，使得撤退的部隊繞到我軍後方，對我孤立的弱小部隊發起攻擊。」「解放軍從背後切斷了我軍的補給線，導致我大軍陷入困境。」「山勢險峻，道路狹窄，部隊無法迅速調動。」
接著，郭汝瑰轉向胡璉提出質問：「劉伯承幾乎和你住在同一個村裏，卻被你放跑了，你能做出何解釋？」
胡璉感到非常委屈，因為他直到劉伯承成功脫險後才得知這一情況。他只能解釋說：「部隊受到敵情的引誘，導致包圍圈破裂，給敵人逃脫的機會……」。
實際上，胡璉的陳述並非完全虛構。在解放戰爭前兩年，由於我軍在人數和裝備上的劣勢，它采取了高度靈活的戰術，廣大官兵吃苦耐勞，能夠進行連續的高強度機動作戰。
相反，國軍雖然在數量和裝備上占據優勢，但其戰術剛性且反應遲鈍。此外，由於當時國民黨基層官兵的士氣普遍低落，他們經常對上級命令打折扣。
因此，這支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往往表現得像一頭笨重的黑熊，視野狹窄且行動遲緩，雖然力大卻難以發揮效能。同時，在陜北，胡宗南指揮的23萬大軍也未能掌握局勢，反而頻頻受挫，與我軍西北野戰軍的區區3萬人形成鮮明對比。
盡管國民黨軍隊多次召開所謂的檢討會議，但最終的結論往往都是問題明擺著，關鍵是找不出解決的有效辦法。
劉伯承成功脫險後，直到1948年元宵節，鄧小平率領的前指終於與劉伯承匯合。此時，我軍透過連續作戰，成功實作了鄂豫皖、豫陜鄂、豫皖蘇三塊新解放區的聯合，使得國民黨軍隊在四面楚歌的中原戰場無法分身。
在淮海戰役於1948年10月爆發之前，敵軍「華中剿總」的主力仍然被我軍引導在大別山區打轉；正是因為有了這樣有利的局面，粟裕才敢於謀劃淮海戰役，將敵「徐州剿總」主力徹底消滅。
可以說，自從劉伯承成功脫險的那一刻起，中原地區的國民黨軍隊再也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