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進士到實授官職要多久？如果在康雍乾三朝，起步就得5年。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無數讀書人。在古代科舉制度下，多少年輕人畢生心血都傾註在了一紙黃卷之上，但即便透過了層層篩選，最終獲得了光榮的進士頭銜，他們距離真正步入仕途，開啟人生新篇章，也還有一段漫長的旅程要走。究竟這段旅程有多長？需要付出怎樣的努力和等待？面對重重阻礙，他們又是如何堅持下去的呢？
功名之路曲折漫長
大明王朝開國之初，為了樹立統治的合法性，朱元璋頒布【洪武禮制】，確立了科舉制度。這一制度延續至清代，成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渠道。但要獲得頂級功名利祿，登上仕途高峰，前路縱然光芒萬丈，但骨子裏也充滿了坎坷。
簡而言之，要獲得進士頭銜並不容易。首先要透過鄉試，不出歲入或五年一次的鄉試壓力巨大。即便幸運透過，也僅是登上漫漫長路的第一步。接下來是艱辛的會試，分為初、復、通三場，專挑剔貧、瘠甚至怪誕的考題，如一絲馬虎便遭嚴厲擊殺分數。若再獲佳績，才有資格參加最後的殿試。
步步為營，層層篩選，就連宋儒張載也自嘲:＂三舍身外身，九度塵世塵。六經去作墻，四子在心冥。＂顯見科舉競爭之激烈，考生付出之艱辛。或可設身處地想象一下，近代高考生熬夜復習時的艱辛，不過是滄海一粟。而當年的考生究竟承受了多少壓力，可想而知。
雖然，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清明，社會相對穩定，但依舊阻擋不了科場的嚴酷與競爭。清世祖可謂格物窮理之人，他為尋訪人才，大興科舉。科場規模擴大，考試制度精細入微。就拿會試來說，設立3重門檻:初場通常15日應試；復場5日；大比復場3日。 第一重門檻已淘汰逾三之二，復場僅存數千人。最終脫穎而出成為進士的，只是極少數佼佼者。
可見，清代科舉制度極為嚴酷，才子雖有大把，但能獲得功名利祿，執掌權柄者僅是少部份。即便是這少部份佼佼者，也要經歷重重波折，克服艱難險阻，方有機會進入朝廷，開啟新的人生歷程。更不消說，康雍乾三朝，在嚴酷的選拔制度之下，新科進士要經歷漫長的候補時光，才能真正入仕。那段艱辛的等待之路，無疑是對他們毅力意誌的終極考驗。
權力的遊戲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重視等級森嚴的社會，即便是在世代刻薄的讀書人群體中，也存在著明確的等級劃分。這種等級制度在清朝官場尤為顯著，新科進士想要在這場權力遊戲中立足，面臨著重重障礙。
首先是官缺的匱乏。清代中央政權高度集權，中央與地方官員缺額有限。每科進士規模雖大，但能獲實職者卻寥寥無幾。以乾隆朝為例，各省待補進士之多令人咂舌:江蘇235人、浙江251人、廣東283人、山東173人、直隸151人，就連偏遠的雲南也有66人，貴州49人。這麽多進士都在候補，放個實缺就如探囊取鑰，可見競爭有多激烈。
其次是朝綱森嚴，任人唯親。雖然科舉選拔看似公平，但實際上仍難逃朝野人緣、門閥世族這一陋習。朝中大員子侄多在幕僚核心地位，聲望自不必說。即便是那些京營子弟，也往往捷足先登，獨占資源。相比之下，底層出身者就顯得無權無勢，就算是功名圓滿的進士，想要獲得上佳差遣，也要費盡周折。
由於時代的局限性，為了獲得權力的認同與分配，科舉人才無不搖唇鼓舌，上下勾心鬥角。雖然個中齷齪令人作嘔，但對於那些苦熬半生，不惜孤註一擲的讀書人而言，卻是迫不得已的權力遊戲。他們中的佼佼者會窮極心計，要不然就是茍且偷生，只求得一官半職，好過俯仰皆是。
即便是享有最高殊榮、名列前茅的進士，其遭遇亦是如此。乾隆進士尚書出身的紀曉嵐便是一例。他曾為狀元，卻遭乾隆疏離二十余載。在其【還湘記】中，不無自嘲地寫道:＂兩鬢兒華發，當時作少年。爭些兒名韁，徒勞耽光陰。＂
從他的遭遇可見一斑，即便手持頂級功名，如不阿世逢時，依舊會在朝野漩渦中墜入深淵，被這場權力遊戲玩弄於鼓掌之間。這正是新科進士們在步入仕途時所面臨的殘酷現實，不得不在爾虞我詐的官場掙紮求存。
不平則鳴
雖然康雍乾三朝的科舉制度嚴酷無比，新科進士上仕之路也是坎坷曲折，但這並未完全壓制了他們發出質疑與控訴的呼聲。相反，正是由於困境的存在，許多進士才勇敢地揭露了現狀的不公，直抒胸臆，呼籲改革。
其中，狀元諫諍最為響亮。乾隆十九年，狀元張兆騫上疏，控訴當時進士補員的困境。他寫道:＂臣於近年朝考，見從生至老，亦無蔭庇，操戈耕讀，曾幾無告。＂＂人人懷才抱誌，孰不將膺恩紆，一旦登科及第，未嘗貽閑羈緩。＂這番質問，將新科進士的困境娓娓道來。
類似的控訴不勝列舉。乾隆二十五年，進士胡繼樞便上書批評了銓選體制的不公，認為＂今日之制，無所悉心＂。他還建議＂諸生自舉才俊，庶幾不備塵餒＂。
還有些人則是直接陳情肺腑，揭露現實的殘酷。陸陸續續爆發的洪承疇、潘佩等進士的＂貽笥之爭＂，便都在反映這一矛盾。他們中不乏目空一切、銳語驚人之輩，如潘佩便曾痛斥朝廷＂公行私為＂。
在這些進士的不懈努力下，無疑也給當權者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每當遇到上疏之人，朝中大員往往會左右為難。比如康熙年間，就有人專門建議將上書者＂列為姦黨，收押入獄＂。不過，康熙卻並未這麽做，反而努力平息矛盾，並親自跟部份進士透過書信，對其理解及懷才的心情表示贊同。
即便在其後的雍正、乾隆年間，朝廷雖然加大了審查力度，但仍無法完全遏制進士們的疏詰之聲。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開明與寬容。君主們或多或少意識到，此等發聲雖然棘手，但卻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讓蟄伏已久的人才們噴薄而出，大有裨益。
總的來說，清代新科進士雖然處境艱難，但並非完全沒有發聲的機會。相反，正是由於他們的不懈控訴與建言，才為激流勇進、扭轉困境帶來了一線曙光。
坎坷終遇轉機
歷經康雍乾三朝數十載的沈屙，進士上仕之路的困境終於在乾隆晚年開始有所緩解。這主要是由於當時國家面臨的內憂外患，令清廷不得不權衡利弊，開啟改革大門。
乾隆晚年，中原疆域屢遭外族入侵。首先是準葛爾族於1783年進犯新疆，攻陷伊犁。次年，清軍雖成功收復失地，但準葛爾族仍繼續騷擾，新疆吐番地區局勢一度十分混亂。
更為嚴峻的是1788年白蓮教起義，導致今河南、山西、陜西、甘肅等數省遭受重創。起義軍攻陷開封、洛陽等府城，直逼京師。雖然朝廷調遣重兵最終平定，但戰禍無疑給國力造成了沈重負擔。
就在這股浪潮中，乾隆帝不得不開啟選拔人才的大門。為了充實國力，他頒布了一系列恩詔，縮短進士授官時限，以增加儒生入仕的希望。例如1789年詔書明確規定:＂茂才新進，宜行優恤。＂1790年又下旨將各省外起居滿三年者列為優選。
在這一利好政策的影響下，進士補缺狀況頗有改觀。以洪親王所轄地河南為例，其補員時曾一度高達百余人，但在乾隆晚年連年得緩，到1795年只剩49人。廣東、浙江、江西等省亦有相似狀況。
乾隆晚年的重大軍事征伐，無疑加速了這一改革行程。以白蓮教起義為例，朝廷為了打壓叛亂，除了派遣重兵之外，還曾在戰場上直接錄用新科進士充任參謀及文職人員。其中如呂壇、呂留良便是由進士遽為軍教，前往陜西、山西等地剿匪。
有趣的是，在這個歷史大潮中，不僅有新科進士憑籍從軍，便是一些已蓄須久候的陳進士，也被朝廷臨時拉上戰場。如晉商出身的孫雲錫，1791年中進士後，竟被征調組建＂察哈爾營＂，赴新疆討伐準葛爾人。這些充滿戲劇性的事例，無疑反映出當時清廷用人用才的決心。
總的來說，在動蕩年代的沖擊下，清朝統治集團終於意識到，必須開啟選人用人的大門，以壯大國力。這直接導致了新科進士上仕之路的暢通，為他們帶來了轉機。
功名正果
經過乾隆晚年的改革，進士上仕之路終於開始通暢。尤其是在嘉慶、道光兩朝，官場風氣稍為開明，新科進士紛紛得以大顯身手，在治理天下中貢獻了自己的智慧與力量。
嘉慶帝繼位之初，便在官員遴選上破除了一些陳規。他對人才使用較為寬松，凡有才幹者，都會優先錄用。正是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一批新科進士得以快速嶄露頭角。
以江蘇進士蔡祈為例，他在1806年中進士後僅四年，便捷足先登，擔任了禮部侍郎一職。其後不久，又飛黃騰達，升任兩江總督。如此仕途坦蕩，實屬難能可貴。蔡祈不僅是當朝要臣，而且在治理長江流域、整頓軍務等方面亦建樹頗豐。
此外，還有以進士身份出身，在政治軍事上雙料摘桂的人物。比如山東進士李祥，1817年入翰林院後，數年間即陸續被命為各部侍郎，並擔任過山西、湖廣等省的巡撫重任。尤其是在湘軍將領一職上，李祥鍛煉出了過人的軍事指揮才能，為鎮壓幾起重大農民起義出了諸多力。
清中後期，類似的人物不勝列舉。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體現了新科進士所獨有的特質——既有紮實的文化功底，又不乏治理實務的機智。按理說，這本應是朝廷最佳的用人標準，可惜在長期的等候期間，他們的這份才能往往會被忽視。
好在，至少在嘉慶、道光兩朝，這些人終於得到了施展的機會。尤其是在道光朝，一大批進士得以迅速重用，較之前代有了長足的進步。如杭州人張蔭桓、兩廣人錢大鎗、湖南人劉銘傳等，都是這個階段功名粲然的典型代表。
正是憑借著這批新科進士的貢獻，朝廷才得以在動蕩的年代繼續維系中央集權。雖然到了後期，新政艱難推行，但這部份功臣們為朝野開啟了新的可能性，並成為了歷史轉折關頭的關鍵力量。從這個層面上看，他們的堅持與努力終究還是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