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在流動人口管理法律制度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造就了無比璀璨的大宋王朝。 宋代的流動人口管理法律制度對於維護政權、社會穩定，提高國家財政收入，促進經濟科技文化的高度發展等方面起，著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對宋代社會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由於政治經濟環境戰爭等原因，這些往往會帶來大量的人口流動，對社會秩序帶來大量的影響。既影響政府賦稅的征納， 又不利於社會的穩定。為了避免百姓逃亡導致的人口流動出現失控狀態，統治者清醒地認識必須加強管理。宋代政府制定和出台了各項流動人口管理法律制度政策，確保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因為內亂而遭滅亡的朝代。這正是得益於宋代對流動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 宋代的保甲制度，加強了政府對基層的控制，對於維護政權的鞏固、社會的穩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宋代的戶籍制度並沒有像前代王朝那樣嚴厲，禁錮百姓的自由遷移，反而具有很強開放性，法律制度上保障人民的自由遷移， 沒有造成更大的社會矛盾。同時面對大規模的受災流動人口時，宋代往往采取積極的處理救助措施，朝廷和社會上的力量能夠及時伸出援助之手，妥善安置流民。
積極進行救濟，比如無償發米賑災，免費提供住宿。此外設立保障機構對流動人口的權益進行保障。 有時減少甚至是免除流動人口的稅賦，對他們就籍附地等。這些有效的流動人口管理法律制度，將流動人口帶來的社會秩序的沖擊降到最低，從而維護了社會安定。
【宋史】記載：「詔赦兩河、京西流民為盜者，仍給復一年。」
在特殊情況下，流民為盜，宋政府還會給予減刑，不讓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比如為了安撫流民， 徽宗曾下詔大赦因盜竊而入獄的流民，給他們一年機會不作惡，便可無罪。這些管理措施對於宋代的政權穩定和社會秩序的維護，起到積極作用，實作了國家的長治久安。
二、提升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鹽之市。」
流動人口對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國家富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經濟繁榮。 宋代工商業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透過制度改革，加強了對城市和鄉村流動人口的稅收管理，大大提高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為了方便征稅和征兵，宋政府摒棄了傳統的「租庸調」和人頭稅，以財產為根據，對人口進行戶籍劃分， 根據每戶的貧富實際情況，實行財產稅。在這種稅制體制下，上等戶繳納稅款多，下等戶繳納稅款少。
政府不再以每戶的人口來派發徭役，而是對每戶進行貧富等級劃分的基礎上，實行以錢代役的模式。 這樣一方面百姓就可以不用因為徭役而被限制外出，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同時宋朝從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全方位改革，放寬對流動人口的種種限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被打破， 很多農民熱衷於從事商業活動，比如南宋時期，嶽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社會存在「貧富無定勢」的價值理念。這使得宋朝政府稅收除了農業稅外，還能收取大量商業稅，而且商業稅收的總量大大超過農業稅收。
對流動人口管理極大的推動了宋朝市場經濟發展、稅收的提高。據史料記載，宋朝建國初期財政收入為1600萬貫， 是唐朝的2倍；到了紹熙元年，政府財政收入為6800萬貫，是唐朝的8.5倍。這與宋代對流動人口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法律制度，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是分不開的。
在宋代以前，國家對城市管理實行的是坊市制度，即限制商業交易區域和時間。這種管理制度使得國家的商業發展 、手工業發展都會受到嚴重制約，城市經濟的發展繁榮就無從談起了。對於流動人口而言，城市失去了吸重力，阻礙了城鄉人口的深入交融。
為了滿足市場發展需要，以及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都市，就要求必須改革舊有的坊市分離體制。為了順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潮流 ，宋代對傳統的坊市制度進行不斷改革和創新，突破了舊的坊市制度，買賣商品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再也沒有空間、時間上的限制。促使了人口的流動性越來越大，工商業更加繁榮，為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同時隨著宋朝社會制度的深入變革，國家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法律制度的開放性，商人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甚至一度呈現出「全民從商」的態勢。 這些流動人口無論是從事經商，還是成為手工技藝者甚至是成為一般的雇工，不僅自身能夠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還能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這極大的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對後世產生重要的影響
首先是後世沿襲了宋代相關法律管理措施。宋代在推動城市發展的同時，為了確保社會穩定， 宋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勵百姓回鄉，如免除徭役、稅賦等。
【宋史】記載：「日數之多寡，人給兩月糧，令歸治本業。」
史料記載隆興二年，為了實作紹興城鄉均衡發展，知州趙令良根據百姓返鄉的時間，施行免費發糧的政策。 另一方面宋代還會對那些流動人口就地附籍，也就是說只要在一個地方生活一年，就能擁有所在地的戶籍。
宋代的這些管理制度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借鑒作用，明代就沿用了，據【明史】記載，對於逃跑的百姓， 政府下令「還本籍復業，賜復一年」，到明正統元年，政府采用就地附籍的方式安置流民。
到了明朝中後期，由於社會體系黑暗，百姓生活拮據，流動人口規模不斷增大，政府無法將他們全部遣送回鄉， 只能采用流民附籍的方式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從此以後，流民附籍等法律治理措施，也逐漸成為明朝流動人口管理的法律制度。
其次是後世農商並重觀念的逐漸形成。在宋代，政府推崇農商並重原則，對農業和工商業同等重視。 士、農、工、商「同是一等齊民」，工商業不再受到政府政策的歧視，相反得到政府的支持與鼓勵，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事手工業、商業，大大促進了宋代經濟的快速發展。
宋政府摒棄了傳統的抑商政策，確保商人能夠和其它坊郭戶一樣獲得編戶齊民的資格。隨著宋代社會的不斷發展， 很多商人不再局限於謀取財富，將目光轉向政治舞台。比如，宋朝有工商之子不受社會偏見，可以正常參加科舉考試，實作入朝為官的夙願，這表明宋朝商人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從宋朝開始，歷代統治者逐漸意識到工商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此，為了推動國家經濟、政治發展， 他們摒棄了傳統重農輕商的封建思想，施行「扶商以裕國」的政策方針，構建完善的法律體系，確保市場經濟平穩發展，實作社會快速進步。
此外，當局者為了保證商品經濟的規範執行，一方面出台一系列扶助商業的措施，鼓勵百姓從事商品交易， 實作政治清明、市場有序的交易環境；另一方面政府積極推動社會意識形態轉變，鼓勵百姓從事工商業，弱化傳統農耕生活模式。
正是得益於宋代對商人這些流動人口管理的重視，形成了重商氛圍，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 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對後世的農商並重觀念的形成，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結語
為了對流動人口進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宋代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人口管理法律及政策，這些法律管理措施保障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有利於人口的自由流動和遷徙，而且還給當時的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效果。不僅鞏固了國家政權，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而且還維護了社會的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宋史】
[2]【續資治通鑒長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