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和宋慶齡是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東京結婚的。當時因為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亡命日本。宋慶齡就是去和這一位政治流亡者結婚的。
這件事立刻給她在國內的親戚帶來了麻煩。在莫理循的檔案裏有一個檔談到這事，那就是1915年12月12日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勞勃·爾·蓋利寫給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的一封信。下面是這封信的主要部份：
孔先生（朱註：孔祥熙）最近在北京去找過你兩次，你都不在家。他想讓你知道信內所附這一聲明的事實。他是否會告訴你一些最近家庭糾紛以外的事，我不知道。不過，偵探因為這個在作調查，我認為最好把事情告訴你，那怕它是孔先生向我私下說的。孔夫人（朱註：宋靄齡）有個妹妹叫柯羅莎蒙德（註：宋慶齡的教名），最近剛從美國上學回來。孫博士（朱註：孫中山）引誘這位感情容易沖動的姑娘嫁給他，他為這個目的和他妻子離了婚。這位姑娘和他父親一起住在上海，她母親到山西去和她的那個懷了孕的女兒孔夫人住在一起。她母親回到上海的當晚，這位姑娘跟孫醫生派來接她的密使動身去了日本。她的父母無限悲傷。一有他們女兒行蹤的線索時，就跟著到了日本。但是，到得太遲了，婚禮已經舉行。就是這件傷心事，使得宋先生害了重病，把他的女兒孔夫人叫到他青島家中的床邊。這家人恨透了孫博士，抱怨他勾引一個老朋友的天真、熱情的女兒離家出走；還恨他不忠於跟他共過患難的妻子。他所有的孩子全比他剛娶的姑娘年紀大。（【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冊，第513-514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
這封信還有一個「附件」：【有關孔祥熙先生和夫人的聲明】。蓋利問莫理循：是不是將這附件送給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看。這時正是袁世凱的天下，孫中山是亡命日本的革命家。孔祥熙完全沒有預料到，忽然成了這個革命黨的親戚，他聽說官方已經派出偵探，「調查我的一切，特別是想知道有關我妻方親戚們的事。無疑，我們犯有和我們看不起的革命黨人站在一邊的嫌疑，不知道下一步還會發生什麽事」。（同上書，第515頁）他認為有必要為自己洗刷一下。於是有了如下的聲明：「這樁婚事並沒有將孔先生和革命黨人結合在一起。恰恰相反，這樁婚事消除了宋小姐（朱註：指宋慶齡）和他們的任何關系。孔先生在東京期間，忠誠地擁護政府，這種事實是可以證明的。」（同上書，第516頁）這時孔祥熙害怕的，是他會因這門新親戚而得禍。他沒有想到的是，將來他會以此為榮，並且從中得到很大的實惠。
關於這件事。宋慶齡自己有一個說明。那是她應外國友人白賽脫的提議，1921年4月28日為【字林西報】記者費金寫的自述。其中說：
由於家父是孫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誌之一，因此從孩提時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誌向。
我在家讀書，一直到十二歲才被送入教會學校，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我在中西女塾就讀，直到我有了出洋留學的機會。在（美國）紐澤西州和南部當了兩年家庭教師之後，我進了喬治亞州梅肯的威斯萊恩女子學院。南方人非常熱情好客，我常常在許多有教養的人家中作客。這些家庭文雅與快樂的氣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我從學院畢業回國時，正處於國內二次革命的初期。我發現我父親在日本政治避難，孫博士也在那裏。從我父親與孫博士的交談中，我得悉我們的民國處在很大的危險之中，因為袁世凱想陰謀推翻它。一些國家在道義上和財政上支持著袁世凱，因為他們被其狡詐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陰險毒辣的宣傳所欺騙。中國民眾之聲被壓制。革命事業似乎無望。孫博士的某些追隨者，在絕望中把革命事業看作失敗的事業而放棄了。
僅僅為了滿足一個自欺欺人的虛榮心，而把我們的民國倒退到君主國的想法，對我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國勢岌岌可危，非常痛切，決心為我們的事業而工作。我決定在美國攻讀新聞學，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國的真正事實和形勢。我得到家父的同意，懷著這個目的，與家人一起回上海作一次遊歷。家父的健康狀況變得很差，因此在其朋友的勸告下，回來請上海的專家看病。然而由於他身體虛弱，我不能再按計劃回美國。
隨後我又開始在家學習中文。在此期間，我們見到家父的許多朋友，他們來往於上海與我們的東京總部之間。孫博士得悉我正在學習中文，他贈我一些中國文學方面的書籍和有關當代政治方面的英文書。他非常關心我的學習和活動，對我的工作鼓勵甚多，使我不知不覺漸漸地被他吸引，所以當他要求和我結婚時，我就同意了。
我完全明白，如果我家裏知道我同意嫁給他，他們會強烈反對。出於宗教信仰，他們決不會贊同我嫁給一個離了婚的人。因為孫博士與前夫人已離婚，她是受過舊道德熏陶的女人，不喜歡動蕩不定的流亡生活，她希望在中國太太平平地過日子。她不願意跟隨孫博士背井離鄉過流亡生活，卻按照中國的習俗勸他娶第二個妻子。孫博士不同意，因為他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國家，改造國人的家庭生活，於是他們離了婚。他們一致認為各自獨立生活，離婚是唯一的辦法。
我明白我父母決不會答應我的婚事，所以我接受了不經他們同意而結婚的意見。這樣，我在孫博士的一位最親密的朋友及其女兒的陪伴下一起乘船去日本，1915年10月25日我與孫博士在日本的一個朋友家中結婚。（【宋慶齡書信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頁）
關於這婚事，孫中山本人也有個說法。他在【致康德黎夫人函】（1918年10月17日）中說：
從你們最近的來信，我發覺你們還沒有獲悉三年前我在東京第二次結婚的訊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國大學受過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兒。我現在過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種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侶兼助手。
我的前妻不喜歡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裏她從未有在國外陪伴過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親定居在一起，並老是勸說我按照舊風俗另娶一個妻子。但我所愛的女子是一個現代的女性，她不可能容忍這樣的地位，而我自己又離不開她。這樣一來，除了同我的前妻協商離婚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孫中山集外集補編】第22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看了這兩位當事人的自我陳述，大約可以認為蓋利從孔祥熙那裏得到的資訊是合乎事實的。他們結婚之後二十多天，1915年11月18日，宋慶齡寫信給她的朋友阿莉，說：
近日我非常心不在焉，我都懷疑我給你的信發出了沒有。為了保險起見，我再匆匆數筆，告訴你我很擔心、很幸福也很高興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懼怕和疑慮而決定結婚了。當然我感到安定下來感受到家的氣氛。我幫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為他答復書信，負責所有的電報並將它們譯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勞動和犧牲將得到報答，那就是看到中國從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來，作為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共和國而站立起來。
你在蒙泰瑞特（北卡羅來納）見到我時，你不會想到有一天我會變成一個熱情的小革命者。你想到了嗎？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淵博，每當他的腦子暫時從工作中擺脫出來的時候，我從他那裏學到很多學問。我們更像老師和學生。我對他的感情就像一個忠實的學生。（【宋慶齡書信集】上冊，第11頁）
1917年2月22日宋慶齡又寫信給她，說：
你知道我丈夫一直是中國政治改革家，也是我們民國的創始人。你記得嗎？在蒙泰瑞特時我們去聽卡麥隆先生所做的關於中國的圖解講課，他給我們看了一張孫逸仙博士的照片。當時我沒有想象過我們兩人之間會有超過朋友的關系。但這是命運。
他比我年長許多，知道如何使我成為一個英雄崇拜者，雖然我們已經結婚將近一年半，但我對他崇敬之心依舊。像以往一樣，我是他忠實的崇拜者。（同上書，第19頁）
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在1958年出版的【復始之旅】一書中，也記下了關於這件婚事的一些情節，據稱還是宋慶齡本人對他講述的。斯諾是這樣寫的：
「你能確切地告訴我，你是怎樣愛上孫博士的嗎？」我在結識她數年之後問她。
「我當時並不是愛上他，」她慢條斯理地說，「而是出於對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協助他工作，是出於少女的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一個好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他當時在東京流亡，我從威斯萊學院回家的途中，曾去看望他，並主動提出要幫助他。不久，他捎信到上海給我，說他需要我去日本。我父母親說什麽也不同意，想把我鎖在屋裏。我從窗戶裏爬了出來，在女傭的幫助下逃了出來。」
在當時的中國，這對一個名門閨秀來說是一個大膽的舉動，不僅違背了孝道，也違背了基本的家教和國法。孫博士本人意識到，不明確的關系會被人曲解，就做好了結婚的一切準備。「在我到達東京之前，」她說，「我不知道他離過婚，也不知道他打算和我結婚。他向我解釋說，要不這樣辦，他擔心人們會把我說成是他的情婦，而流言蜚語將對革命有害。我同意了，而且從未後悔過。」
在她抵達的第二天，他們就悄悄地結了婚。她剛滿二十歲（朱按：是二十二歲），而他大約已有四十八歲（朱按：是四十九歲），後來還活了十年。第二天，她成了他的私人秘書，開始學習密碼，不久之後就為他譯各種密件了。
孫中山有意把與前妻離婚的事弄得含含糊糊，是為了免遭宋家及其塔克辛奉基督教的家庭的反對，但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宋慶齡的父親多年來一直支持孫中山。這時，他感到他的愛女被他最好的朋友偷走了。
「我父親到了日本，狠狠地說了他，」她說，「他企圖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他失敗了，於是就與孫博士絕交，並和我脫離了父女關系！」（【斯諾文集】第一卷，第103-105頁，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
宋慶齡看了這本書，就在1959年5月答復斯諾的妻子（海倫·福斯特·斯諾）的信裏表示了自己的不滿。這信中說：
……對於過去，我們必須不斷加以研究，從歷史事件中獲取經驗。在這方面，也許我能夠作一些貢獻。我已經考慮寫一寫我的經歷。特別是我必須還歷史本來面目。因為多年來，我以前做過和想過的事不止一次地被歪曲和錯誤地解釋。不幸的是，我必須把艾德最近寫的書也算入其中，因為他在書中好幾個地方錯誤地引述了我的話，使我看上去只是一個改革者，而其實我並不是。我認為艾德是了解真情的，他在書中對我的描述既不誠實也不友好。（【宋慶齡書信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3頁）
公眾人物的私生活是許多人都很感興趣的。寫的人多，寫錯的也多。不止一個斯諾。在【宋慶齡書信集】裏人們可以看到：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有勞勃·佩恩寫的書（見下冊第687-689頁），到了七十年代，又有利昂·夏曼寫的書（見下冊第683-684頁），這些都很惹宋慶齡生氣，她都寫信給相關的人指出，這裏就不參照了。
宋慶齡在她去世前幾個月，1980年9月17日寫給她的傳記作者愛潑史坦的信中，最後一次談自己的婚事，比她以前談的要詳細具體一些。現在錄在下面，以結束這篇文章：
傳教士往往保守，不求進步。在那些年裏在中國的傳教士強烈反對我同一個離過婚的男人結婚。他們去找我的父母（他們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說明他們的看法並試圖勸說他們把我從日本追回來。我在離開上海去東京時，留了一封信，告訴我的父母，我決心已下，我要幫助孫逸仙並同他結婚，因為他在三月份已同他的原來的妻子離異。她是專門從她獨自生活的澳門前來的。事實上她非常害怕革命，曾請求他不要再繼續從事革命事業了，因為滿洲人會殺他們所有的親屬！因此在孫最後一次流亡日本時，她沒有跟他在一起。但在1915年3月，她同朱卓文一同到東京來。朱是孫的同鄉，一位受信任的革命者。經常在海外陪同孫。她在東京見到了孫，很幹脆地同意離婚。她甚至於不願意寫她的名字（！），所以在離婚書上用紅印泥按了指印。這個協定離婚書印了好幾百份，分發給他們的親友。他的兒子孫科當時在美國加州柏克雷念書，他也給他寄了一份，還附了一封信。孫科後來又收到他父親在1915年10月給他寫的一封信，告訴他關於我們結婚的事。我聽說孫科一直保留著這些信，他的孩子們也都知道並承認這一事實。
但我們的政敵卻同那些傳教士站在一起，責備我們在孫中山還有妻室的時候就結了婚。我的父母還有其他的理由不贊成我同一個比我大二十六歲的男人結婚。因此，在看了我留下的告別信之後，就搭下一班航輪趕到日本來，試圖勸說我離開我的丈夫，跟他們回去。我母親哭著，身患肝病的父親勸說著……他甚至跑去請日本政府為他們做主，說我還未成年，是被迫成親的！當然，日本政府不能幹預。
盡管我非常可憐我的父母——我也傷心地哭了——我拒絕離開我的丈夫。
啊，艾培，盡管這已是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覺得像是幾個月前的事情一樣。（【宋慶齡書信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3-904頁）
文/朱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