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六大軍區領導開會：毛主席旁敲側擊，誰不講規矩就拿他開刀
新中國剛剛建立時，毛澤東曾發表過一句名言：「我們此次進京趕考，絕不會像李自成一樣。」這句話表明毛主席總是能夠深謀遠慮，站在時代前沿，以最壞的情況來警示黨內同誌。
當時，中國北方基本上已經平定，但西南、西藏、新疆等地仍未被統一。
當務之急是向全國進軍，但毛主席卻在六大軍區負責人面前發表了嚴厲的警告。
在軍委會議上，毛澤東嚴肅地對六大軍區的負責人說：「你們必須守規矩，聽從指揮，否則我就會對你們采取嚴厲措施。」
這番話讓六個軍區負責人無人敢有所動，紛紛屏息凝神。
毛澤東精通【資治通鑒】，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了如指掌。他清楚地知道，每當一個王朝建立之初，總是一片妍妍向榮。
然而，軍隊奪取的政權往往會導致驕兵悍將的出現，這是歷史的規律。盡管這些人可能個人行為端正，但周圍的利益集團往往會為了權力、地位、名譽、財富而誘導軍區負責人走上不歸路。
為了避免歷史的重演，避免悲劇再次上演，必須對這些人進行警告。
與此同時，對軍區負責人的警告也有助於軍隊職能的轉變。
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主要討論了政府財政收入問題。
在支出方面，預計要養活的公職人員有900萬人，其中軍隊人數就占了570萬人。
國家建設支出占24%，而軍費支出卻高達38.8%。
可見，軍事開支占據了主要支出，不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正常發展。
毛澤東在會上還表示：「請各位與會者將預算草案帶回去，讓各地區、各軍區負責人仔細研究。如果不能站在全域的角度思考問題，就很難做好工作。」
當時，毛澤東開始思考削減軍隊編制人數的問題。如果能將軍隊規模減至300萬人，甚至250萬人，情況就會好轉。
這樣一來，「飛鳥盡，良弓藏」就能變成「飛鳥盡，良弓變」，讓更多人參與社會生產。
為此，毛澤東提前向六大軍區負責人發出了通知，讓他們有所準備。
六大軍區是解放戰爭時期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包括東北軍區、華東軍區、華北軍區、中南軍區、西南軍區、西北軍區。
這些軍區的成立日期各不相同。例如，東北軍區於1945年10月9日成立，華東軍區稍晚一些，是在1947年1月21日成立的。
到了1949年，隨著東北地區形勢的穩定，軍隊的任務也從作戰轉向了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和國家建設，東北軍區的領導也發生了變化。
在全國解放戰爭中，各軍區的成立都是根據戰局的需要和地區的情況而定。例如，中南軍區是由華中地區的四野和中原軍區合並而成的。
軍區的重組不僅是為了更好地指揮作戰，也是為了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避免地方權力過大而削弱中央的統一領導。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民解放軍的任務也發生了轉變，從革命戰爭向國防建設轉變。因此，軍隊的規模也需要相應地調整。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軍隊進行精簡整編，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在此背景下，人民解放軍總兵力達到了530多萬，因此中央決定實行精簡整編，以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需要。
在回憶起當時情景時，聶榮臻感慨萬分地說道：
「我們參考了多國的編制經驗，最終確定了一個方案：以師為基本獨立單位，保留軍隊的指揮結構，取消兵團和野戰軍的機構。部份兵團機構被調整用於建立海軍和空軍的直屬機關，整編後的軍隊和師級單位歸屬各大軍區直接指揮。」
1950年10月1日，正值建國一周年，中央軍委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軍陸軍部隊暫行編制表】，根據「三三制」原則，設定了一級軍區、二級軍區和少數三級軍區領導軍隊和師級單位，同時將四大野戰軍與所在大軍區合並，共設立了六大軍區。
六大軍區下設二級軍區18個，三級軍區24個，以及軍分區192個。
需要註意的是，一級軍區與野戰軍同級，二級軍區為兵團級，三級軍區為軍級，軍分區為師級。
此外，一級軍區與中央局、各大行政區保持一致，而二級軍區與大部份三級軍區並列關系（除了隸屬於二級軍區的三級軍區外），僅在級別上有所區別。
然而，精簡整編計劃因韓戰的爆發而被迫擱置。
到了1952年，中美雙方均不願在北韓半島持續沖突，停戰的可能性逐漸增加。
軍委因此有了更多的空間來執行之前擱置的計劃。
1952年1月5日，軍委釋出了【軍事整編計劃】，進一步明確了六大軍區的編制，其中包括：軍分區以上的各級軍官總數為112.4萬人，整編後僅為38萬余人。
六大軍區的機關結構保持不變，二級軍區減少為6個（山東、福建、華南、雲南、西藏、新疆），省軍區則增至32個，軍分區增至203個。
二級軍區數量的減少以及省軍區的出現標誌著人民解放軍軍區體制開始從三級軍區、軍分區向軍區、省軍分區和軍分區的過渡，從而削弱了地方的權力，使其變為獨立的省級單位。
然而，六大軍區的體制很快就因韓戰而發生了改變。五六十年代是冷戰的高峰期，軍委判斷帝國主義可能會采取核武器進行不宣而戰的閃擊，因此根據野戰軍作戰地域的劃分，六大戰區顯然不再適合新時代戰爭的需要。
此外，韓戰停戰後，中國國土軍事防禦的方向和任務發生了變化，防禦重心由東北轉向東南地區，因此軍區設定也需要相應調整。
為了解決軍區調整改革的問題，軍委高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陳毅認為：「保留軍區機構是必要的，取消將犯歷史性錯誤，但需要進行精簡和調整，以提高品質。」
彭德懷則認為：「大軍區的劃分應根據作戰計劃，從未來的作戰區域建立一級軍區（戰時為方面軍），二級軍區（戰時即集團軍）。」
1954年2月，中央軍委頒布了【軍區領導機關編制表】，規定一級軍區機關下設司令部、政治部、後方勤務部、財務部、軍法處、軍區直屬政治部。
然而，這些改革措施並不足以解決問題。12月初，各大軍區領導和總參謀長粟裕討論後認為，應撤銷六大軍區，加強軍委機關，並以短小精悍的機構擔負指揮任務。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粟裕提出了幾個方案，經過討論，選出了最合理的一個方案：將六個大軍區改劃為十二個軍區，包括東北、華北、西北、中南、西南六個一級軍區和福建、山東、雲南、西藏、新疆五個二級軍區，統一編為沈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成都、昆明、蘭州、新疆、內蒙古、西藏十二個大軍區。
改革後，軍區的主要職能限定於國防和軍隊建設，不再擔負作戰和建設的雙重職能。這意味著權力被實質性削弱，各軍區將領在戰時也不再擁有領兵作戰的指揮權，而是交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
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軍區體制下，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滿足了「守疆衛土」的需要，發揮了一定作用。
然而，隨著戰爭形態、作戰樣式和制勝條件的變化，傳統軍區體制逐漸不適應日益發展的資訊化戰爭要求。
因此，在十八大之後，為了實作強軍目標，解決聯合作戰指揮難題，軍委將傳統的軍區體制改為戰區體制，並構建了「平戰一體，專司主營」的聯合指揮機構，打破了軍區獨立山頭的格局，鞏固了軍委的指揮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