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7年底到1938年春，日本在侵略了大半個中國後發現中國不僅沒有投降，反而還陷入了持久戰泥潭，因此日本開始決定誘降來使自己擺脫危機。1938年7月，日本向國民政府發出風聲，表示日本打算與汪精衛和談，並在11月的時候再次想要引誘國民政府投降。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周佛海等人便逃到越南，發表了投降的電報聲明。
1939年4月，汪精衛在日本特務的護送下，秘密進入了上海。此後，汪精衛加快了和日本方面的聯系，試圖依靠日本力量建立新政權。一個政權宣告上台，自然需要所謂的「全國代表大會」體現政權備受擁護。在這樣的背景下，汪警衛便派人在全國各地網羅有意向的代表。
朱晶華作為國民黨元老，便負責了這次代表大會籌備的平津「選區」，在天津，他透過朋友認識了一個東北同鄉，此時任天津高級法院書記長的李時雨。
李時雨很為難地和朱晶華說道：「我願意當代表，願意為汪先生效勞，可我不是國民黨員怎麽能參加國民黨‘六大’呀？」
對方對此頗不在意，「你不是，我可以讓你是嘛！你就說自己是在北京法學院上學期間，經我介紹加入國民黨的。汪精衛現在急於拉人，壯大勢力，沒工夫審查。」得到對方這一保障，李時雨也不再顧慮，同意以國民黨北方代表身份去上海參加汪精衛組織的「六大」。
在1939年8月那場偽國民黨六大上，共有兩百多名全國各地的「代表」出席，會議選舉汪精衛為主席，周佛海等人為副主席，還透過了一系列修改國民黨政綱、調整中日關系、建都南京的決定，最後，還確定了一項綱領——「和平反共建國」，這無疑是在赤裸裸地賣國投敵。李時雨在會議中認真聽著這些決定方針，並做下了詳細記錄。
同年12月，汪精衛主持六屆一次常委會，決定改組天津、北平、河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李時雨被指定為天津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在上海受到了汪精衛的接見。汪精衛同這些委員握完手後，道貌岸然地感嘆道：「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別的出路。必須與日本攜手，才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實作共存共榮。」
他在這場講話中，透露了他將與日方秘密簽訂【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和【秘密諒解事項】。不久後，中共將汪偽政權的各種投敵賣國行徑揭露、公布出來，激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憤慨。汪偽政府被這一社會聲討嚇得不輕，而在重慶的蔣介石國民黨也很疑惑：為什麽共產黨會對汪偽的絕密掌握得這麽清楚？
關於汪偽政府、軍統的內部資訊，要從這個官至國民黨少將的李時雨身上說起。
1908年，李時雨出生在黑龍江巴彥縣，他原名叫李亭芳，但因對【水滸傳】中「及時雨」宋江的劫富濟貧的仗義性情十分欽佩，便改名為李時雨。1930年，李時雨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學習。
剛進入大學的時候，李時雨對政治、革命這些事物還並沒有強烈意向，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帶給李時雨強烈的沖擊。現實是國破家亡般的慘淡，怎能容他繼續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唯讀聖賢書。1931年12月，李時雨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參與國內的示威遊行，請求南京國民黨政府積極抗擊日軍，還作為北大法學院的代表參加北平學生的臥軌鬥爭。
1934年，大學畢業的李時雨接受黨組織任務，打入東北軍，成為一名警衛室的辦事員。這是李時雨潛伏生涯的開始。次年，蔣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總司令部，調遣東北軍到陜北圍剿紅軍，李時雨便隨著東北軍到了西安。當時李時雨的主要任務是了解東北軍的基本情況，同時在內部宣傳抗日救國的思想，爭取國內和平，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一致抗日。雖然西安事變達到了預期效果，但在護送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張學良便立刻被扣押起來。群龍無首，張學良不在，東北軍又該何去何從？
1937年6月，經歷了幾個月的混亂分裂狀態後，東北軍被整編改組，成立綏靖公署，而李時雨也沒有必要繼續待在這裏了。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李時雨被派到天津，從事北平胡天津兩地的地下情報工作，由何松亭直接領導。
在這期間，李時雨接到了兩項任務：搞到一部電台，營救一名中共黨員。
在那個時候，一部電台的作用和價值難以計算，不少地下黨員為了得到一部電台發送接收情報，或者保護一部電台免遭落入敵人之手，往往願意拼死相搏。也正是由於電台對於軍事價值如此之大，因此在市面上相當於是禁物般存在。李時雨便自己看了相關書籍，研究了配件後，分批次在外國人開的電料行進行購買。但東西買到了，如何運出城？
日軍在通往市區的路口都設了日夜值崗的檢查站，對那些大宗物件更是搜尋得十分嚴格。李時雨思考了很久，最終還是認為找一輛代表著高級身份的車來運輸最有可能。而這個高級身份，自然就是天津高等法院院長了。就在李時雨思考以什麽借口借車時，妻子孫靜雲發來電報，說她月底會到北平，希望他能過來接她。
來得好不如來得巧啊，有了這個再正常不過的理由，李時雨便帶著禮品去拜訪了上司。平日裏，院長便覺得這個年輕人法學知識深厚，又是一表人才，加上李時雨也會為人處世，便欣然應允。又在一番計謀下，李時雨成功透過了日軍的檢查，電台最終成功被送往廊坊的一個接頭點，交給了地下黨同誌。後來，北平地下市委特地轉達對李時雨的感謝。
電台的任務完成了，接下來便是營救黨員馮驥同誌的事。李時雨趁著主管此案的康書記員外出，將馮驥的案卷裝入自己的皮包帶回家燒得一幹二凈。過了幾天後，他又到刑庭去抽查案卷，馮驥的案卷不翼而飛，康書記員自然十分慌張。
李時雨先是嚴肅地批評了他的工作問題，又不經意地問道：「是不是上次日軍攻占天津，被炸丟了？」康書記員見上司有意給了台階，便忙說可能是這樣。然後，李時雨又到監獄檢查，還單獨看了不少的犯人情況，最後偷偷將一張字條塞給了馮驥，要他抵死不認自己的中共身份。
後來，李時雨同陪審推事打招呼，說馮驥是他一個朋友親戚，被人誣陷入獄了，又拜托他們催一下主辦案件的主審推事，又給審判長送了禮物，還設了桌酒席，宴請了這一眾人。涉及案件的上下各方，都被打點好了，又沒有物證證明馮驥的身份，馮驥不久後便被無罪釋放了。
一年多後，作為天津高級法院書記長的李時雨同汪偽政府搭上了線，開啟了另一個更為危險的潛伏階段。
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衛任「國府」主席，陳公博擔任立法院院長兼上海市市長。而李時雨也得到了一個機會：立法院立法委員。李時雨也猶豫過，北平天津一帶他已經比較熟悉，各項地下工作也進行的十分順利，現在要獨身一人闖入汪偽敵軍中心，危險不說，又怎樣才能站穩腳跟，能完成各項任務呢？
但在何松亭的鼓勵下，李時雨也拋掉了這一點不足為意的擔憂，前往南京任職。作為法學院的高材生，李時雨的傑出能力、謙遜姿態給陳公博留下了良好印象，加上李時雨對其恰到好處地崇拜和吹捧，陳公博很快便將李時雨看作親信，李時雨在立法院便是如魚得水。
同年8月，李時雨便升職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作為陳公博的親信，又在上海和南京都有職務，李時雨便能明目張膽地來往兩地，情報工作被開啟了新局面。李時雨得到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包括汪偽政權的人事組織和他們的醜惡行徑。情報收集完成後，他時常以回哈爾濱探望家人為名，將情報成功送出。
但次數一多，這便容易招來懷疑。在黨組織的考慮下，決定讓李時雨全家都遷往南京。李時雨的妻子孫靜雲也是中共黨員，來到南京後，她便負責內勤和情報交換工作。
但世上難有不透風的墻，情報工作雖然進行的很順利，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註意。一天深夜，日本憲兵隊闖入李時雨家中，由於李時雨身兼國民政府的官職，日軍不便直接動他，便將孫靜雲逮捕了。
日軍對孫靜雲用了各種酷刑，想要審出李時雨的身份，以及他們夫妻二人同何松亭的關系，但孫靜雲扛著疼痛，始終沒有吐露一字。李時雨也直接去請求陳公博出面，此事才得以平息下來。
不久後，上海警察局打算派一批人去日本考察，李時雨也想借此避避風頭，陳公博也認為出去走一圈，日本人對此事也不會那麽關註了。李時雨一行人在日本參觀了監獄、法院、警察機關等地外，還看到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政府大力發動戰爭，國內經濟蕭條，男人都被派往前線，工作的人竟幾乎都是女人。戰爭不僅給被侵略國家帶來了傷害，也讓自己的國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回國後，李時雨途徑沈陽、長春等東北大城市，也看到自己國內民不聊生的慘痛景象，他給組織寫了一份材料，報告了日本和東北淪陷區的實際情況。
雖然被日本懷疑，但情報工作不能就此停止。李時雨主管的秘書處掌管著保安司令部的文書檔案，經手著汪偽政府各類機密檔，北方分局決定在南京設立情報轉運站，並增派了一名聯絡員到上海配合工作。
由於汪偽政府和日軍勾結加深，加大了圍剿中共的力度，陳公博也忙得團團轉，保安司令部的很多事務都交給了李時雨處理，這為他獲得更多情報提供了機會。此後，李時雨又在陳公博的提拔下擔任了軍法處處長和「全國清鄉委員會」第四處處長。
在李時雨的努力下，日偽的不少掃蕩計劃資訊都被送到了中央，因此新四軍能夠根據敵軍行動的規模和自身兵力，作出撤退或者設防的部署，日偽計劃的清剿常常慘敗收場。同時，李時雨響應陳公博的「廉潔政治」，對在「清鄉」運動中進行敲詐勒索、抽煙吸毒賭博等人員進行了嚴懲，受到了陳公博和日軍聯絡官的褒獎，李時雨的名氣和地位也因此大漲。而他也利用這樣的優勢，同社會各界廣泛結交，打探情報。
1943年8月，李時雨又兼任了警察局司法處處長。此時，李時雨任三處處長，在汪偽政府中，政、軍、警都握有大權。此時李時雨在南京負責的情報站也直接歸中共華中局領導了，並派華中局社會部副部長張執一去協助李時雨工作。
1944年，新四軍進入戰略反擊階段，李時雨在這時也不僅只從事情報工作了，武裝力量仍是獲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上海保安總隊中的第一團團長和教導團團長同李時雨的關系較為親近，他便從這兩人入手，時常和他們談論國際國內局勢，又悲嘆汪精衛的「曲線救國」方針實際上是賣國行徑，而自己是否要陪著他一起遺臭萬年。
1945年，蘇北新四軍擊敗汪偽軍，占領了阜寧城，劉鐵城表現出了起義傾向。此時，中國抗戰局勢也發生了絕對的逆轉變化，汪偽政權內部更是人心惶惶，李時雨趁機為新四軍收集軍備物資。
他利用職權拿到武器調撥單，蓋上了司令部大印，20支德國手槍、100支美國碳烯槍和3萬發子彈，就這樣順利地運往了新四軍的地下轉運站。新四軍的陳毅看到李時雨的信和這一堆軍備物資，爽朗大笑，向身邊的參謀長說道：「他一個人抵得上兩個師！」
抗日戰爭已到尾聲，汪偽政權早已名存實亡，李時雨更是加緊了對上海各區的警察進行策反，到1945年7月，策反的軍警人數已經達到兩千余人。李時雨還和張執一等人制定了一個兵暴計劃，與新四軍第二師取得了聯系。雖然長期潛伏為組織收集了眾多情報，但李時雨仍然想率領著軍隊，能從地下走到地面，從敵營中殺出血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但在考慮了國內形勢後，新四軍決定占據山東，奪取東北，因此攻占上海的計劃也被擱置了。李時雨此前的兵暴計劃也就此作罷。正在他等待組織進一步任務時，一個與李時雨過去熟識的律師找到了他。
這個叫余祥琴的律師其實是國民黨軍統的人，現在是軍統滬區指揮站負責人。汪偽政府已經倒台，蔣介石自然要派人來接收南京、上海等地的事務。而余祥琴知道李時雨在上海、南京等地擁有勢力，為了能給自己積攢資本，他便找上了李時雨。「如果你能將警方一些人拉到我這一邊，我可以帶你混進軍統。」
這事讓李時雨也大為震驚，在請示組織得到批準後，他便同余祥琴約見了。他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余祥琴則說：「軍統吸收汪偽的人員叫有利運用，我會說你以前就是我安置進去的，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李時雨也就此加入了軍統。也是足夠荒誕，李時雨兩次潛入國民黨內部，竟然都由國民黨人主動拉攏。
這一時期，國民黨忙著搶占國內各大城市，共產黨的重心也在日軍受降和東北的事情上，因此上海的事情主要由軍統負責。李時雨被任命為上海區二戰社會組組長，平時主要負責逮捕、審訊上海的漢奸，另外還要收集中共的各種情報。
軍統頭子戴笠在會議上還曾問道：「哪個是李時雨先生？」這讓他心裏一驚，以為自己暴露了，但戴笠卻笑道：「我知道你，余祥琴同誌說你很能幹，打入汪偽中央為黨國做了很多工作。」李時雨也笑著恭維這是戴笠領導得好，哄得戴笠十分愉悅、
在軍統內部，李時雨打探了國民黨軍隊的各種訊息，包括部隊番號、兵力、指揮官資訊等等，也知道了軍統特務在全國各地偵破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訊息，從而及時把情報發出去，避免地下黨人士被捕。
但國民黨行動屢次受挫，軍統也不由得懷疑起內部人員。由於孫靜雲曾被日本憲兵隊逮捕過，余祥琴的檔案中也並沒有派遣李時雨打入汪偽中央的記錄，因此李時雨便成為重點懷疑物件。但由於戴笠對他印象良好，所以沒有準允逮捕他。
但1946年，戴笠因飛機失事死亡，余祥琴的死對頭軍統軍法處處長沈維翰便立刻下令逮捕李時雨。李時雨被關押在上海看守處，遭到特務的嚴刑拷問，卻都不承認，還大罵他們迫害黨國的地下人員。李時雨囂張的態度讓特務們也犯起嘀咕，心想是不是抓錯了人。
由於沒有證據，不能定罪，但又不願放人，軍統將李時雨繼續關押著。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在國內形勢和輿論下，國民黨政府釋放了一批政治犯，而李時雨也被保釋出獄。出獄後，李時雨又立刻聯系上了組織，又以一公司副總經理的身份繼續從事地下活動，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聯系金融界、工商界的上層人士。
他在上海的這些動作再次引起了軍統特務的註意，張執一便讓他立即撤出上海，繞道香港到北京。1949年4月，李時雨帶著駐港辦事處人員的情報資料到了北平，完成了他抗戰時期最後一件情報工作。
李時雨無疑是聰明智慧的，潛入敵營18年，頗受重用，卻未被敵軍抓到任何證據，他又是勇猛的，深入龍潭虎穴，先後打入東北軍、汪偽政府、軍統，最後還成為軍統少將。劉少奇在接見他時說：「你一個人頂三個師，在敵人心臟整整戰鬥18年，今日得以凱旋，我看是個奇跡。」正是因為有眾多這樣的人，產生了一次次「奇跡」，新中國的光明未來才得以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