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 兩大文明「互動互譯」
1661年，15歲的萊布尼茲在萊比錫大學讀書，25歲的路易十四開始親政，8歲的康熙則剛剛登基。
1666年，萊布尼茲拿到博士學位，並出版了第一部哲學著作【論組合術】。路易十四則在本年建立了羅馬法蘭西學院，躊躇滿誌於「文化國家化」的宏願，並使之制度化，以國家資助的方式，將文化名流以及各種人才納入國王彀中，為他的國家服務，這一切的動力，恐怕來自對中國皇帝治下的向往。而少年康熙的同時期，正在上演著宮鬥劇，捉拿權臣鰲拜，開始親政。
萊布尼茲生活的時代，是君主制世界最好的時代，他與康熙和路易十四並世而立，從路易十四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康熙帝對西方科學的追求中，他一定看到了東西方文明之「前定和諧」的前緣，在世界文明的兩極對話中，他放眼展望大同世界。他以哲學家的眼光，目睹了歐洲17—18世紀從東方舶來的文化調性，看到了好君主——開明君主制，帶給人類的希望，他並沒有生出多少對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或歐洲更多的期待，反而是在仰慕東方的康熙皇帝時，唯恐歐洲滯後於歷史。
就像跨欄賽跑，他們在跨越世紀之初後，便各安天命了，萊布尼茲逝於1716年，路易十四逝於1715年，康熙逝於1722年。當我們用萊布尼茲的視角把東西方的時空串聯起來時，發現歷史邏輯的奧妙即文明轉型，必假以幾個天才般的歷史人物的引流，還要假以時日的歷史演練，因為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那時的歐洲，正處於民主前夜的君主時代，尋找一種更好的君主制度，還是哲學家們的執念，如萊布尼茲就表現出了對東方君主制的極大熱情。他說，天意要讓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地域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使得位於它們之間的各個民族都過上一種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他稱「支那」為「東方的歐洲」。
同路易十四對中國皇帝的憧憬相比，康熙帝則更多關註西洋人的實用科學和實用藝術，他們皆為對方所吸引。
1687年，路易十四以「國王數學家」的名義，派遣五位耶穌會士前往中國，並給康熙帝送去30箱科學儀器。
洪若翰、張誠、劉應、白晉、李明五人，因科技精湛，在紫禁城被康熙帝召見，尤以白晉對康熙帝影響最深。隨後，張誠、白晉分別為康熙講授測量學、幾何學、解剖學等科學知識。
1693年，康熙帝罹患瘧疾，法國人進獻西方特效藥金雞納霜，引起他對西醫藥的重視。1697年，康熙派白晉返回法國，希望他募集科學著作以及征求來華科學家。期間，白晉寫作【中國皇帝康熙傳】，路易十四正是透過這本書對康熙有了初步了解。【耶穌會士中國通訊集】，被歐洲人看作是啟蒙時代最好的百科全書作品之一。由巴黎耶穌會總會長兼中國耶穌會總辦郭弼恩編輯，從1702年到1776年，共編輯了34卷，收集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的白晉、馬若瑟、宋君榮、馮秉正、沙守信、傅聖澤等法國耶穌會士的通訊。郭弼恩在編輯並出版了八卷後去世。杜赫德後繼，再編輯並完成了從第九卷到二十六卷的出版，後續，又有他人出版若幹卷。看得出，【通訊集】是歐洲人在比較東西文明異同的過程中，第一次嘗試更為理性地反省自身文化存在的問題，同時，他們在康熙帝和路易十四之間，搭建了一座通暢的文化橋梁。
當然，兩大文明的「互動互譯」早在法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德國人湯若望，1620年就來到了澳門，那時他27歲，從此，直至去世，他都沒有離開中國，在異國他鄉整整生活了47年，完全可以說中國是他為之投註所有生命熱情的第二故鄉。
湯若望以一身的博學，侍奉了明、清兩朝，除了傳播基督教的福音文化，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參酌西洋歷法修訂中國歷法，還有就是鑄造大炮，這兩項成果，皆完成於崇禎年間。
1634年，他協助徐光啟完成【崇禎歷書】，共計46種，137卷，它標誌著中國的天文歷法開始了跟世界的接軌。清初，他又重新修訂「崇禎歷」，進呈攝政王多爾袞，更名為【時憲歷】，封面刻有「依西洋新法」字樣，頒行天下，成為各地農時的天文依據，由此，清廷命他為政府欽天監監正。
可【時憲歷】一問世，就遭遇了朝臣楊光先的攻擊，他留下一句：「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此話聽起來荒唐可笑，卻至今耳熟，其余音，每每凜然唾液星濺，致晚清史劣跡斑斑，成為歷史上一個口號式智障標記。
更有甚者，楊光先不但撰文【辟邪論】，還誣告湯若望謀反，必欲除之而後快。鰲拜執政期間，楊光先達到了目的，湯若望被判淩遲罪，幸得孝莊皇太後斡旋得以留存性命，但追隨的同僚必須為這場歷法之爭付出生命的代價，史稱「康熙歷獄」。
不過，最搞笑的是，清廷一再提拔楊光先為欽天監監正，但他自知不懂歷法，也一再堅辭不就。清廷不允，無奈，他只好再推舉一個副監負責歷法推算，以舊歷取代【時憲歷】。
不久，鰲拜倒台，康熙帝親政，清廷重新開機【時憲歷】，少年天子，青春無敵，尤重西學，為湯若望平反。五年後，這位繼利瑪竇之後來華傳播西學的文明使者，安然逝於南堂。
比利時人南懷仁於1658年來到中國，1660年，他前往北京，參與湯若望修訂歷法，因受牽連而入獄。1668年，應帝詔被重新開機，開始節錄艾儒略【西方答問】，編著並更名為【禦覽西方要紀】，進呈清廷。1669年，受帝命，掌管欽天監，原欽天監監正楊光先被革除。1678年，南懷仁開始做蒸汽動力試驗，並著手轉譯科學文獻，在葡使傅汎際與明朝大臣李之藻合譯的邏輯學著作【名理探】20卷的基礎上，續譯改編為60卷的【窮理學】，於1683年完成，並進呈給康熙。
1662年，葡使郭納爵、意使殷鐸澤，合譯了儒家「四書」中【大學】部份，還將【論語】譯成拉丁文，取名為【中國智慧】，成為第一部中文與拉丁文雙語對照的儒經譯著，也是第一個從左至右橫向排版印刷、以及最早使用圓弧括弧的出版物。
1687年，法使柏應理與人合譯「四書」，在巴黎印行，譯名為【中國哲學家孔子】，附【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譯本。1711年，比利時人衛方濟在布拉格大學刊印【四書】譯本，系統介紹儒家經典，為歐洲最早【四書】全譯本。
1712年，法人恩脫雷科利斯（Entreecolles）撰成【中國陶瓷見聞錄】，由法國耶穌會出版，引起歐洲社會興趣。
更為有趣的是，轉譯【四書】與介紹中國陶瓷書籍以及中醫藥書籍，對於歐洲，可謂接踵而至，他們用來解決歐洲人的國計民生問題。何以言之？當時歐洲最大的國計，莫過於解決開明君主制的問題，而【四書】則為此提供了一個中國解決方案。
民生之大，對於當時的法國來說，莫過於餐具之於食品安全問題。當時歐洲瘟疫頻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安全的餐具。其時，法國國庫虧空，國王路易十四為了削減開支，主動將銀質餐具換成相對廉價的陶瓷餐具，還專門向魯昂陶瓷廠訂購彩陶餐具，倡導臣民舉國效仿，引領餐桌革命風尚。
在歐洲，法國首先開始普及並推廣以陶瓷取代金屬餐具的餐桌風尚，不僅給歐洲帶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人類衛生以及餐飲文明的前進演化，都具有劃時代的史詩級別的啟蒙影響。
銀質餐具昂貴難以普及於社會，而普遍使用的木質餐具又容易滋生細菌，錫金屬餐具含有重金屬超標的潛在威脅，玻璃餐具則尤其易碎、遇高溫易裂、燙手等，這些問題始終是歐洲餐飲前進演化中的「疑難雜癥」。歐洲中世紀的幾次大的流行病，與餐飲器具的使用習慣不無關系，以至於令今人談瘟疫而色猶變。
試想，如果中國人沒有發明陶瓷，路易十四的人生光譜上沒有陶瓷，歐洲人的餐桌上沒有陶瓷，那麽關系到人的生存根本的、餐桌上的人類文明前進演化史將如何書寫？路易十四的花式抱負又該如何抒寫？歐洲人的護生飲食將會終結在哪一種餐具上呢？沒有辦法，歷史發生了，我們的提問只能如解玉砂般愈發把歷史琢磨得剔透如青花瓷，時間不可逆，直到今天，瓷器仍然是餐桌上最好的餐具。
而中國方面，對於歐洲的需求，在民間立場，除了白銀，還是白銀，以至於在全球史上，造就了一個「白銀時代」。
之於中國朝廷，則不止於白銀，還多了一點科技，帝諭：西洋人有技藝巧思者或內外科大夫，急速差人送京。
1719年，中國首份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成書，歷時30余年，在法國人的參與下，輾轉各地完成實測，這是中國第一部透過實測、采用經緯圖法、梯形投影繪成的全國地圖集。1737年，【中國新圖集】於巴黎出版，圖集縱52厘米，橫38厘米，收黑白圖42幅，此圖正是依據康熙年間的中國實測資料編制而成。
這樣，一批行走於東西方之間的文明使者，不但在促進文化交流和商貿往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還在國際關系方面，協調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並影響了世界歷史的行程。1689年，康熙帝派出他非常信任的法國人張誠，協助索額圖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邊界歸屬。
在【中國近事】的序言中，萊布尼茲特別提到兩位法使——徐日升和張誠，應康熙之邀，由太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國，在中俄兩國之間斡旋溝通，為條約簽訂發揮了重要作用。
【尼布楚條約】將世界兩大文明中心——中國與歐洲，透過一條正在進行時的文明開化帶——俄國，不僅以地緣政治的方式，更以文明會通的方式，連線起來。當時，歐亞三個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帝國，都投入到條約中來了，康熙帝和彼得大帝作為兩個當事國代表，路易十四則以派遣傳教士的方式參與。
這是中國與近代主權國家間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在條約中，「中國」第一次作為主權國家的國號，出現在一個國際化的條約裏，不是作為中國傳統裏的那個天朝體系，而是被「歐洲共識」所認可。被【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系所接納的「中國」，是用滿、蒙、漢三語統稱的「中國」，在劃分疆界與人民歸屬時，「條約」中使用了「中國」與「中國人」，中方首席代表索額圖的全銜是：「中國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國際條約中作為主權國家的專稱。「中國」在條約裏，用拉丁文譯作「Dulimbaigurun」（直譯是中央之國），立界碑時，條約規定要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鐫刻，「中文」非獨漢語，還包括了滿語和蒙語，故界碑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為滿、漢、蒙三種文字。
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後因世界歷史中心的轉移以及中國的歷史地位被一而再邊緣化而忽略。
路易士十四的「浮世繪」
當歐洲人透過傳教士發現一個與他們迥異其趣卻可以並論的中國時，與之呼應的作為絲、瓷、茶的母國的反應是開放的。似乎這時不同文明之間，尚未分泌誰優誰劣的文化情緒，心理落差也並不明顯，對待異域文化饒有興趣並關註學習。
雍正以後，歐洲由君主制國家轉型為近代化的君主立憲制或民主制的民族國家，而王朝中國卻未發生這樣的轉型，傳統天下觀無法應對新世界格局，於是，開始排斥和封閉，形成一個作繭自縛的內卷閉環。
還有另外一種「隔代呼應」，風起雲湧於一百年以後。18世紀啟蒙時代，歐洲面臨「中國乎？希臘乎？」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其實也面臨同一問題的選擇。
選擇希臘，意味著民主制，選擇中國，幾乎可以肯定，那個被歐洲看作君主制理想國的康熙時代，已然過時。即便是康熙時代，那也不過是開明君主專制，在那個君主制的盛世，連歷史都還沒有準備好給中國出選擇題，不著急，歷史會給出選擇的，19世紀末，是全世界君主制的末日。
若想看君主制的盛世風景，不妨從黑格爾和謝林對中國「冷」批判上溯至萊布尼茲的「熱躉」，就會發現，這位哲學前輩的中國靈感，與路易十四的「中國熱」的一致性，甚至超過傳教士，並為歐洲的「中國熱」提供了一個形而上學的憧憬。
就像大航海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康熙盛世，是歐洲人發現的一座「文化新大陸」，康熙帝為歐洲提供了一種君主立國的理想樣式，他開放包容，不斷學習，其麾下，儒士、教士統用，中學、西學齊上。「太陽王」路易十四與康熙大帝，法國與清朝，在東西方各自的天際，露出一抹新王朝的帝國使命感。
路易十四，完成了黎塞留和馬紮然的遺政，實作了絕對中央集權，歷經戰爭考驗，贏得歐陸霸主地位。戰爭、擴張以及因強大催生的榮譽，額外刺激了路易十四的藝術激情，太陽王的浪漫，風靡了一個時代，連充滿血腥的戰爭都被他風格化了。正如他在芭蕾舞中扮演的太陽神阿波羅神那樣，以藝術之神的名義，他創造了全世界對於文明與生活的無限想象，他對東方宮廷的傾心向往，其靈感來自於他要再造一個具有藝術品位的君主世界。
而對於康熙來說，似乎皇帝的一切也並非都是被允許的，他的自律，為君主蒙上了儒教聖王色彩，他懂得妥協，必須勤治，才能在大明皇帝的寶座上，坐穩愛新覺羅氏的天下。他還知道，天下不只有大清，大清之外，還有好多個「天下」，中國境內就有西洋布道之士行跡宇內，振鐸之聲響徹深山。當文明的使者來到大清國時，他未禁止他們傳道受業，而是向他們開放。
歐洲同樣流行「中國風」。歐洲的藝術家們也熱衷於「中國風」的藝術創作，從當時獲得巨大成功的掛毯藝術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路易十四對世界那一邊的中國的向往。
名為「中國皇帝」的系列壁毯，是典型的臆想中國皇帝日常景象的最早一批作品，大約在17、18世紀交匯時，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舉辦了名為「中國皇帝」的舞會，由皇家博韋作坊（Manufa－cyureRoyaledesBeauvais）制作了這批藝術掛毯。
壁毯作品，共有九件，分別為：【皇帝出行】【皇帝上朝】【皇帝登舟】【皇後登舟】【皇後茶飲】【狩獵歸來】【天文學家】【采鳳梨】【便宴】。要做就做得最好，那些博韋皇家藝匠們，使這組掛毯與同一時期的泰瑞阿農瓷宮成為整個巴洛克時代中國風藝術的精品，影響頗廣。
法國哥布林和博韋的掛毯廠，分別於1662年和1664年建立，博韋從1688年開始生產「中國皇帝」系列掛毯，直到1731年停產。掛毯六聯組合，十幅共十個場景，由三位藝術家設計：蓋·路易·韋爾納薩、豐透納、芭蒂斯特·莫努瓦耶。其中掛毯【天學傳概】表現了教士湯若望和南懷仁在清廷的活動。
九件掛毯，除了帝、後反復出現之外，竟然別有一幀，讓給了「天文學家」，顯得特別耀眼，表明路易十四對康熙帝看得很準，他深知康熙帝所好在天文。
康熙帝看世界，看的是他能看懂的和他需要的。他對西方天文學的興趣，恰恰表明了清王朝從「逐水草而居」的馬上習俗向「安居樂業」的農耕文化的轉型和認同，農耕文化最高級的哲學智慧，就是人文關懷要在參與自然造化的執行中顯現。
盡管人類是從自然之中異化出來的力量，但畢竟還是自然的一部份，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人類據守的底線。「天」，在中國文化中，作為自然的最高代表，居於人的精神之巔，帝為「天子」。「贊天地之化育」，是天之子的最高職責，順因自然，也就成為了農耕政治文明的本色。因此，每一位皇帝，都會關心天文和歷法，亦為皇家欽天監的職責。
除了觀察天象、推算節氣、制定歷法的需要外，皇帝的政治命運與天象變幻有著貞蔔的神秘意蘊。所以，康熙帝格外重視西學中的天文技術，天文學家也就成為東西交流的橋梁。
在法國，幾乎所有的陶器工廠都在嘗試研制中國瓷器的陶土以及工藝，藍調上加五彩，花草植物藤蔓妖嬈，抒情、詩意、浪漫等藝術氣質，舒緩了來自荷蘭怪異誇張的神秘趣味，豐富、奢華、端莊，構成了法國巴洛克時期中國風瓷器特征。
1664年，路易十四開始修建他父親在巴黎近郊留下來的行宮，直到1689年竣工，整整用了25年的時間，建成一座舉世無雙的宮殿，這座具有濃郁東方情調的巴洛克風格的宮殿，就是凡爾賽宮，路易十四終於在其本土再現了對東方奢華的想象。
1670年，路易十四委任建築師路易·勒沃，在凡爾賽宮苑中建造了泰瑞阿農瓷宮，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情人蒙特斯潘夫。據說設計靈感來自荷蘭人紐霍夫【荷使初訪中國記】一書中的插圖【南京大報恩寺疏璃塔】。
當然，瓷宮與寺塔風格相去甚遠，可能因為南京大報恩寺塔在當時的歐洲影響太大了，但凡與中國風「沾親帶故」的建築，坊間都會不吝筆墨地往上靠，隨風傳遍歐洲。不過，捕風還是能捉到影的，瓷宮雖然是單層建築，並非塔狀，但瓷宮內外，為模仿青花瓷，使用了大量的藍色和白色陶磚裝飾，建築外層的陶瓷帶有彩色釉面，產自代爾夫特、韋爾、魯昂和利雪。
泰瑞阿農瓷宮，這座雄偉的建築是歐洲第一個巴洛克中式風格的行宮。作為巴洛克「中國風」的表現，它初露端倪，便成經典，引領並定調歐洲時尚東方帝國的豪華樣式。不過，最終還是因為它的維護成本極高，到1687年，就被拆除了。但這依然影響不了路易十四「攀比」他臆想中的「中國皇帝」的高漲情緒，1700年1月7日，他在凡爾賽宮，舉辦了名為「中國皇帝」的盛大舞會，服裝和舞台設計靈感，主要來自中國戲曲的啟發。如此風光，想必讓太陽王路易十四以為在他的凡爾賽宮裏，就已經能毫無遺憾地可與「中國皇帝」比肩了。
在太陽王狂熱於中國瓷器之際，康熙帝也被法國玻璃工藝吸引，在內務府建立了琉璃和琺瑯彩工藝作坊。
19世紀，隨著康熙時代早已過去，冷卻了歐洲的「中國熱」，流行一轉，從「中國熱」轉向了批判「中國熱」。「希臘乎？中國乎？」兩個古老的文明，接受了歐洲「文明公投」的選擇，東方君主制和王朝中國落選。
（作者近著【走進宋畫——10至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