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交通線
■賈 永 院 浩
1931年12月底的一天，瑞金葉坪。
急促的馬蹄聲越來越近，毛澤東走出房門，迎接遠方而來的戰友。
「恩來！」「澤東！」
跳下戰馬的正是周恩來。寒風之中，兩人緊緊擁抱。這是兩位戰友廣州一別後第一次重逢。此時的毛澤東，是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小他5歲的周恩來，即將履職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那一天，恰好是毛澤東38歲的生日。
老友相見，感慨萬千。大革命失敗，周恩來、毛澤東先後在江西南昌和湘贛邊界發動武裝起義，從此天各一方。他們之間的聯系，靠的是兩人共同領導開辟的一條路：中央閩粵贛秘密交通線。
這是一條既充滿希望又充滿兇險的路。周恩來，就是沿著這條路，剛剛從上海來到贛南閩西中央根據地的。
遙 望
長汀，閩贛交界處的一座小城。1929年3月14日，「朱毛」紅軍在長嶺寨殲滅守敵郭鳳鳴旅，乘勝占領福建長汀城。
自從1月14日離開井岡山，連續轉戰整整2個月的「朱毛」紅軍，終於得到了一次人員休整和物資補充的機會。紅四軍前委向中央報告：「井岡山出發以來的疲敗精神，業已恢復，士氣亦已振奮起來。」
長汀沒有讓紅軍失望，短短幾天，紅軍就籌得5萬大洋。這是紅四軍成立之後籌集到的最大一筆款子，一部份遠送上海作中共中央經費，另一部份用於縫制紅軍軍裝。在長汀，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率醫護人員用2周時間，為紅四軍指戰員接種了牛痘。後來，傅連暲參加紅軍，將醫院整體遷往瑞金，成為中央紅軍第一所正規醫院。朱德回憶說：「長汀果然是中國革命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脫下襤褸的衣衫，換上整齊的軍裝，紅四軍官兵的思想並沒有及時統一。來到遠比井岡山富庶的閩西，主張「走州過府」攻打城市的呼聲增多，建立農村根據地的熱情卻在下降，圍繞紅軍如何建設和發展的爭論，愈發激烈。
一個繁星閃爍的早春之夜，毛澤東又一次遙望北方。他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寫道：「福建省委並飛轉中央……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範圍，從遊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線……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
這一天是3月20日，春分前一天。趁取春光，莫負今朝。「飛轉」兩字，表達了毛澤東此時此刻的心情：建立贛南閩西根據地的設想，需要中央大力支持；成長之中的紅四軍，急盼中央有力指導。
同一時間，上海雲南路447號，一棟以「福興」商號作掩護的臨街樓房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也在眷註著「朱毛」紅軍。從城市暴動的接連失敗到農村割據的逆勢而起——中國革命逐漸形成上海黨中央與「朱毛」開辟的紅色根據地遙相呼應的格局。這時的中央，同樣需要把「朱毛」紅軍的經驗與教訓，推廣或借鑒至其他根據地。
然而，從井岡山到贛南閩西，紅四軍始終面臨著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圍困，與上海方面的聯系困難重重。來自中央的指示常常滯後，甚至脫離現實。1929年2月，受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錯誤判斷影響，中央要求朱德、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上海工作，紅軍分散匿伏於贛南農村。發自上海的「二月來信」直到當年4月才送達毛澤東手中，這時的贛南局勢已經隨著贛軍北調兩湖作戰發生了變化。若不是毛澤東勇敢地堅持正確意見，就不可能有後來贛南閩西的紅火局面。
顯然，上海與蘇區之間，迫切需要建立一條資訊快速流通、人員和物資安全運送的交通線，把中央這個「中樞」與蘇區這個「軀體」連線起來。否則，中央對蘇區革命形勢就難以作出正確判斷，紅四軍與中央也難以在行動上保持一致。
血 脈
1930年春天快要到來的時候，毛澤東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央的「單獨的指示」——
「中央認為必須與閩西紅軍、朱毛紅軍共同設立一獨立的交通網，這一交通網，可以解決紅軍與江西或廣東的聯系問題，可以解決你們與紅軍及紅軍與中央的聯系問題。」
信件，出自周恩來之手。這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
接到中央來信，毛澤東很快委派了一位名叫盧肇西的年輕人前赴上海，執行探路重任。
盧肇西，時任中共閩西特委委員、紅四軍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永定客家人。雖然只有25歲，卻是一位參加過北伐戰爭、組織過家鄉暴動的「老布爾什維克」。
從瑞金到上海，便捷的道路自然是北經南昌或東去福州。不過，這兩條路線皆為國民黨重點把守之地，一路盤查嚴密，不具備建立秘密交通線的條件。
盧肇西化裝成商人，越過敵人的封鎖，從閩西進入粵北，在廣東大埔縣青溪鎮乘船南下，憑著一口地道的客家話和機敏的應對，闖過國民黨軍警和地方民團一道又一道檢查，一路有驚無險地到達了汕頭，沿途的重要情況被他默默記在心裏。
此時的香港，是共產黨地下活動的重要樞紐。由汕頭轉香港再往上海，便順利得多了。見到盧肇西的那一刻，懸停在周恩來手中的棋子終於落定：「寧可放棄蘇區一個縣，也要辦好交通線！」幾個月後，當盧肇西沿著同一條路線返回瑞金，一條凝聚著毛澤東和周恩來心血的秘密交通線初現雛形——
這條跨越大海、穿越深山的交通線，由上海經香港回轉汕頭，溯韓江而上粵北，穿過山高林密的閩西，最終到達贛南——迂回曲折，水陸兼程，全長3000公裏。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在上海成立，由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等組成委員會，吳德峰擔任交通局局長，擔負建立通往蘇區的交通線和全國的交通網，輸送黨的幹部和蘇區急需的各種物資。直屬中央交通局的香港總站和閩西大站，分別由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饒衛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交通科科長李沛群負責，兩人參加過省港大罷工和廣州起義，對敵鬥爭經驗豐富，且都是廣東梅州人，熟悉粵閩贛交界地域的語言、民情和地形。隨即，兩個秘密交通中站在汕頭和大埔建立，前者以上海中法藥房在汕頭的分號為掩護，後者以青溪永豐客棧為掩護……自此往北向東，建立了跨越三省的大大小小幾十個秘密交通站點。每個站點職責略有不同，有的負責采購軍火，有的負責中轉物資，有的負責傳遞情報和經費，有的負責護送人員往來。而第一個用雙腳踏出這條紅色之路的盧肇西，則受命秘密創辦閩西蘇區武裝交通機關，與中央交通局直接對接。
汕頭中法藥房設在繁華的鎮邦街，這裏靠近碼頭，既方便人員撤離，也利於為根據地轉送藥品。周恩來選派中央交通局副局長陳剛任汕頭中站站長。陳剛此前擔任中央提款委員，有過只身將蘇區打土豪所得的千兩黃金如數送達上海的傳奇經歷。
中央特科還從全國抽調精幹隊伍擔任重要站站長，交通員都是經過反復遴選出來的對黨絕對忠誠、軍事素質過硬、能夠吃苦耐勞、應變能力和記憶力超強的優秀黨員——許多情報傳遞為「無紙化」，需要交通員全部背記下來。選拔交通員還有一項苛刻條件：不能說夢話。
交通站執行嚴密的執行方式和嚴格的紀律制度。比如，貨物運輸時間一般選在晚上，線、站只與所在地黨組織書記一人聯系，不準與別的負責人發生關系。站點之間、交通員之間，實行單線聯絡。
也是在1930年10月，剛剛贏得中原大戰的蔣介石立馬轉頭向南，調集10萬重兵「圍剿」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幾乎在同一時間，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劉伯堅、鄧發、葉劍英、左權、蕭勁光、徐特立等，先後從上海神秘消失——當他們穿過敵人「圍剿」大軍層層布防，陸續出現在贛南閩西，意味著這條秘密交通線已經受住了考驗。
奔 赴
周恩來從上海啟程的時候，是1931年冬天。
本來，這年年初，周恩來已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由於黨中央接連遭遇一系列重大險情，行程一推再推。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先後由項英和毛澤東代理。
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供出了黨在上海的多處重要地下機構。得虧打入國民黨中統內部的共產黨員錢壯飛及時送出情報，中央機關才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禍不單行。6月22日，碼頭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又被捕叛變，暴露了中央秘書處辦公地。
危急關頭，周恩來組織相關人員緊急撤離，一大批高級幹部順利轉移到了贛南閩西。山高水長，處處關隘。在中央機關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紅色交通線為什麽依然安全暢通？
原來，深謀遠慮的周恩來未雨綢繆，早已派出中央特科頂尖特工陳彭年，在汕頭中法藥房附近的海平路97號設立了一個備份交通站：華富電料行。這處絕密交通站由周恩來、吳德峰直接指揮。陳彭年早年在法國做過勞工，又曾在蘇聯接受過訓練，交際能力出眾，很快在汕頭開啟了局面。汕頭中法藥房人去樓空，秘密職能由華富電料行接續。除了轉移從上海來的重要人員，大量的電子管、銅線圈以及各種小型器械等稀缺物資，也是在這裏精心偽裝，源源不斷運往中央蘇區的。
周恩來的蘇區之行，並不順利。
當一副工人打扮的周恩來在經驗豐富的交通員肖桂昌一路護送下走出輪船，陳彭年已經在碼頭恭候多時。一行人準備入住由外國人開辦的當時汕頭最大的旅館——金陵酒店。剛要上樓休息，周恩來神情一動，陳彭年趕緊掃了一眼，原來，樓梯轉角處的照片墻上，有一張1925年汕頭各界歡迎黃埔軍校學生軍時的合影，當時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赫然在列。陳彭年不動聲色，馬上帶著周恩來來到棉安街16號——那是陳彭年掌握的一處絕對保險的小旅社，幕後老板是粵軍獨立第二師師長張瑞貴。忙著緝捕共產黨的張瑞貴不會想到，在這樣一個夜晚，已經被國民黨通緝了4年多的周恩來，就睡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接下來的行程，依然險情不斷。次日一早，周恩來再次易裝，變成了一位頭戴禮帽、一襲長衫、身背畫夾的畫匠。護送隊伍裏增加了熟諳當地情況的交通員邱延林。三人計劃先乘火車到潮安，再轉火輪至大埔。考慮到周恩來的身份和裝束，邱延林買了二等車票。上車一看，車廂內只有他們三人，一旦遭遇不測，幾乎沒有回旋余地。三個人迅速擠進人多嘈雜的三等車廂，誰料剛剛坐定，緊張的一幕出現了——周恩來發現，檢票員居然是一位熟人。躲避已經來不及，周恩來一面拉低帽舌望向窗外，一面輕聲告知肖桂昌。肖桂昌機警地站起來擋住周恩來，向邱延林遞去一個彼此熟悉的眼神。邱延林心領神會，主動上前把車票拿給檢票員檢查。那人一看是二等車票，用手指了指二等車廂，示意他們坐錯了車廂。肖桂昌後來回憶，那個檢票員沒有再回來，他們三人便一直在三等車廂坐著不動，有驚無險地到達了潮安。
與周恩來的蘇區之行，是肖桂昌最後一次執行護送任務。1933年5月，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的肖桂昌因叛徒出賣被捕，抗戰爆發後經組織營救出獄，先是擔任中共長江交通局處長，後調香港負責南方工委秘密交通和情報工作，1945年增補為黨的七大代表。另外兩位優秀交通員陳彭年、邱延林犧牲在了長征路上。
從廣東大埔到福建永定，是秘密交通線上最為危險的路程，除了一小段水路外，盡是毒蛇出沒的險峻山路。這裏屬於赤白交界地，敵我雙方犬牙交錯。夜幕降臨，周恩來又換上了一套牧師服裝，胸口佩戴了十字架，紅軍6名槍手躡足潛蹤、鹿伏鶴行。在那個寒冷的冬夜，由多寶坑小站交通員鄒日祥、姜春英夫婦帶路，周恩來一行翻山越嶺，終於在三更分時到達了蘇區第一站：伯公凹小站——大山深處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子。交通員鄒端仁一家早早就為客人燒好了泡腳的熱水，還殺了一只母鴨待客。萬籟俱寂，夜闌人靜。那是周恩來多少年來睡得最踏實的一覺。
隨著第三次反「圍剿」作戰勝利，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已經連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一片火熱景象，讓周恩來振奮；上海黨中央面臨的殘酷現實，卻令周恩來揪心。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國民黨特務無孔不入，中央在上海的處境越來越難。周恩來此行，還有一項重要使命，為中央首腦機關最終遷往蘇區作準備。他要求閩西大站搬到永定邊界，已經調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的李沛群再度擔任站長。
1932年10月，國民黨特務展開大搜捕。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得到情報迅速轉移，僥幸躲過一劫。上海危如累卵，撤出已成定局。1933年1月17日，臨時中央決定遷往江西蘇區，留在上海的機構改稱「白區中央局」。
1932年底，張聞天先行一步，離開上海去江西。幾天之後，博古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陳雲同行，秘密離開上海。博古、陳雲是由交通員卓雄從大埔護送至瑞金的。18歲的卓雄時任紅色中華保衛局執行部執行科科長，手下的隊員為清一色的年輕人，個個機警幹練。卓雄晚年回憶，護衛博古、陳雲的路上，差點出了大事——
穿越高山密林進入永定境內，卓雄安排博古、陳雲二人棲身在一處隱蔽的小煤窯，不知何故，竟然走漏了風聲。當時，幾百個敵人包抄了過來，卓雄手下只有十幾名隊員。關鍵時刻，卓雄帶著兩個隊員繞到山後開槍射擊——急促的槍聲，將敵軍吸引了過去。趁著沈沈夜暗和紛飛的大雪，其他隊員保護著博古、陳雲沖出包圍，化險為夷……卓雄說，到達根據地，陳雲往地上一躺，伸開手腳，呈「大」字形，高喊：「到家了，總算到家了！」
家！這是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出生入死，於國民黨軍隊層層封鎖和重重圍困中建立的「家」，這是共產黨人自己的「家」，這是屬於成千上萬的勞苦大眾的「家」。
行走生死之間，步步驚心動魄。就是在這樣一條危機四伏的交通線上，英雄的交通員安全護送了200多位中央領導、軍地高級幹部，運送了蘇區每年所需的價值900萬元的食鹽和價值600多萬元的布匹及其他緊缺物資……
英 雄
1933年9月的一天，一位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外國人，從潮安登上了一只開往大埔的隱秘小船。
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船被灌木覆蓋著，我幾乎平躺了兩天兩夜，不敢出聲。一天傍晚，船終於開動了，這只小船與許多小船一起由一條輪船拖著，駛向上遊。沿途停了很多次，我的上面是人的腳步聲，我的下面是流水聲。有幾次很顯然是盤查，說著粗魯的話和口令。第三天我們才上了小船的船板上，船夫們拖著小船在韓江上緩慢前行……天黑上岸，潛入一個村莊，那裏迎接我們的是幾個帶毛瑟槍的少年，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的中國紅軍的戰士。」
這支紅軍小分隊的領隊，就是卓雄。
李德到來的時候，正值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當時，國民黨各路「圍剿」軍兵力50萬人，紅軍總兵力10萬人，力量對比並不是歷次反「圍剿」最為懸殊的一次。然而，正是共產國際派來的這位洋顧問脫離實際的指揮，導致紅軍一敗再敗——1934年10月，黨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長征。隨即殺進蘇區的國民黨軍開始了掘地三尺式的殘酷「肅紅」，分布在紅色交通線上的交通員首當其沖，成了敵人搜捕和殺戮的重點物件。
曾經接待過周恩來的交通員鄒端仁被反動民團槍殺後，又慘遭焚屍；交通員鄒昌仁被砍頭示眾，弟弟鄒佛仁被挖心……僅是小小的伯公凹村鄒氏一門，就有7人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由於秘密交通線上的交通員彼此之間大都為單線聯絡，相互保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後，也沒有人能準確統計出，到底還有多少無名英雄把鮮血灑在了這條紅色之路上。
英雄雖去英魂在。當年，毛澤東在談到中央閩粵贛秘密交通線時，曾經這樣說過：「交通線就像我們身上的血脈。」90多年過去，這條漫長而又兇險的小路，已經隨著山河歲月的變遷難覓其蹤，但是，那些用勇氣和智慧開辟這條希望之路、用生命和熱血守護這條生死之路的名字，將永遠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
（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