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淵，字叔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為太原留守。不久於太原起兵，攻克關中，武德元年（618年）受隋恭帝禪讓稱帝，國號唐，定都長安，最終一統天下。
其開創大唐基業，本應是賢明君主，但他卻猜忌多疑，少容人之量，好玩弄權術，終遭反噬。
那麽，他都幹了哪些事情呢？
誅殺降王，無論功過
縱觀隋末諸路反王，無論是與唐廷作戰失敗被俘，還是主動向唐廷納款投降，高祖盡皆誅滅，幾無幸免。以李密、竇建德、蕭銑和杜伏威4人為例。
（一）
武德元年（618年），瓦崗軍領袖李密被洛陽王世充擊潰，兵敗來投，可以說是真心降唐的。李密入關時率領著兩萬人馬，「謂其徒曰：‘我有眾百萬，一朝至此，命也。
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
比於竇融，勛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索賄，意甚不平……高祖使密以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略世充。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征之，密大懼，謀將叛」。
李密兵敗之後，想入仕唐廷，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負。本以為自己率軍來投，而且在山東還有大量城池和部眾，有大功於唐，理應賞賜高位，加以重用。
結果高祖名義上厚遇李密，實際上卻待遇輕薄。試想如果真的受寵重用，又怎麽會有小人前來索賄呢？這使得李密心生不平。
後來高祖派遣李密前往山東招撫舊部，其走到半路又被召回，這本身就是對李密心懷猜忌。
自古君疑臣則臣必死，李密在唐不受重用，且又被猜忌，知道自己回去必死無疑，便不聽詔令，想要逃回山東。於是率部攻破桃林縣（今河南三門峽市西南），向南進入了熊耳山，打算前往襄城（今河南汝州）投奔舊部。
然而唐軍早已在途中埋伏，李密最終在陸渾縣南的邢公峴被唐將盛彥師斬殺。由此可見，高祖並不信任李密，想殺他又需要名正言順，於是先逼迫李密抗旨不尊，再趁機調兵誅殺，上演了一出欲擒故縱的戲碼。
（二）
夏王竇建德農民出身，重信然諾，勤政愛民，禮賢下士，有俠義之風，頗得河北軍民之心。說竇建德不應該被殺，主要是因為建德有三功：
一是占有大義。當時宇文化及弒君稱帝，是天下國賊。武德二年（619年），建德引兵討伐化及，迎蕭皇後於聊城。「悉收弒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世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轅門之外。化及並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
李淵是楊隋勛戚，又受隋禪位登基，名義上理當為隋室報國仇。而建德迎鳳駕、除國賊，可以說占有國家大義。
二是與唐廷為善。武德二年（619年），「左武衛大將軍李世績、皇妹同安長公主及神通並為所虜……高祖遣使與之連合，建德即遣公主與使俱歸」。
竇建德曾擒獲過許多唐朝官吏，如趙州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等，盡皆釋放，可以說與唐廷關系較好，並無多大仇怨。
當時唐踞關內，鄭有河南，夏處河北，中原呈鼎足相持之勢。正所謂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建德馳援東都王世充，其實也是出於自保。
三是獻土歸國，以禮來降，使唐廷不戰而平山東。這等彌天大功，足以抵罪。建德被俘，「余黨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人。’
遂以府庫財務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偽官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
建德雖敗，余黨猶存。燕趙自古多豪傑，如果建德養子善行有雄心，振臂高呼，居河北之地，擁百萬之眾，完全能與唐廷再爭天下。
退也可北連突厥，固守一方，割據稱雄。但他解戈卸甲，以禮來降，高祖理當封侯晉公，以示恩寵。奈何據其地而背其義，納其降而戮其主，實在是有失明君風範！
而且此舉影響甚廣，以致山東諸將人人自危，降而復叛，變亂屢生。「會高祖征建德故將範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
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仇，實以恥見天下人物。’」
（三）
眾將於是推舉劉黑闥為主，舉兵叛亂。後來劉黑闥等人勾連突厥、高開道，攻略山東，為唐大患，至武德六年（623年）才重新平定。
梁主蕭銑雖然誌大才疏，但卻並不應當治死罪。武德元年（618年），蕭銑遷都江陵。當時梁國東至三峽，南盡交趾，北據漢川，擁兵40余萬，儼然是南方最強霸主。
武德四年（621年），高祖命趙郡王李孝恭與李靖率兵討梁。李靖趁水漲之際急下以逼江陵。蕭銑覺得等待援兵到來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堅守的話又害怕唐軍破城之後殺掠百姓。
於是率領梁國百官不戰而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囚之，送於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余萬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於孝恭。
銑至，高祖數其罪，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於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為罪，甘從鼎鑊。’竟斬於都市」。
蕭銑雖無勇略，卻好儒學文風，為民請降，也是仁義之舉。如果他堅守待援，依靠江陵的富庶，完全可以與唐軍周旋，只需幾日便有10余萬大軍來援，並不是不能戰守保全，即使不敵，也可以隱遁南方。
但他束手速降，舉國附唐，這無疑是一大功，卻因為見高祖時言語憨直，便被誅殺，不免有些荒謬。
（四）
吳王杜伏威出身微末，隋末時擁兵數萬，縱橫江淮，且頗得民心。如果他真有異誌，完全可以割據江淮，南面稱尊，效仿東南六朝的故事。
但伏威並無九五之誌，大業十四年（618年），「仍上表於越王侗，侗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
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台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李氏，豫宗正屬籍」。
當時唐廷尚未統一中原，唐與吳相比其實並不占太大優勢。而伏威北面降唐，後來更是親自入朝，以示忠心，「拜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書令。
留於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上，以寵異之」。但卻因江淮軍輔公祏叛亂而被牽連。
高祖不查明真相便將伏威罷官奪爵，籍沒其家，史言「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如此巧合，想必其中當有貓膩。伏威之死，唐廷難脫幹系。
此外，伏威有一個義子叫闞稜，隨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舊唐書】卷五十六【闞稜傳】），助李孝恭破輔公祏，有大功於唐。
因在戰後處置江淮軍官員及財產問題上與李孝恭有爭論，被其以謀反罪就地誅殺。闞稜是從三品將軍、正三品都督，李孝恭在沒有向唐廷上奏的情況下便擅自將其誅殺。
這裏面如果沒有高祖事先授意，想必李孝恭也不敢擅自斬殺朝廷三品高官。其目的應該是想盡除江淮軍骨幹首腦，以便朝廷掌控江淮。
伏威父子忠心降唐，終究下場淒慘，不免太過冤屈。因此太宗即位之初便為二人平反，並撫慰江淮軍民之心，以穩固東南。
任用奸邪，猜忌群臣
高祖刑罰倒錯，用人也是尤為偏私，而且性好漁色。封倫在隋之時依附於楊素，入唐後也是首鼠兩端，周旋於太子與秦王之間，本就是諂詐之人。
虞世基也不是正人君子，而且是弒君國賊宇文化及的內史令；而高祖竟然以封倫為左仆射，虞世基為中書令，可見其好用奸邪小人。
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兄弟，其人也不過是中人之資，並無什麽大功績，與虞世基同歸關中，也是備受重用，驟升高位。可能是高祖在隋朝時深自結托，而且其妹是後宮昭儀的緣故。由此可知，高祖好用親舊，賞罰不明。
（一）
高祖未起兵時為隋太原留守，裴寂私自以晉陽宮的煬帝妃嬪侍奉高祖，劉文靜以此脅迫裴寂勸高祖起兵，「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
裴寂本是諂媚之人，除勸高祖起兵外並無其他大功，而且有拒宋金剛之敗，卻被封為右仆射，冊司空，忝居高位。
而劉文靜是舉義首謀，也是從龍之臣，開國元勛，先是定非常之策，後有聯結突厥、破屈突通的大功，「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
於是與裴寂有嫌隙。後來因為與其弟劉文起在自家宴席上醉酒而出怨言，高祖竟然以此為由，將他們誅殺，籍沒其家。古人雲：「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言不虛。
劉文靜之死，其實也是因為高祖的猜忌。文靜才幹不凡又傾向秦王，而且是唐廷與突厥的中間聯絡官，功勞甚大。或許是因為高祖擔心其日後功高難制、又有突厥為援，順帶打壓秦王勢力，因此以醉言為由將其誅殺。
（二）
高祖寵愛尹德妃，對其親屬也是百般縱容。「尹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為橫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罵雲：‘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兇暴，淩轢妾父。’
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非妃嬪之家，一至於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
尹德妃與太子李建成親近，其父明知杜如晦是秦王府重臣，卻令家僮毆打，然後惡人先告狀，讓尹德妃在高祖身旁吹枕邊風。而高祖不查明真相便怒責秦王，給人一種偏聽偏信、好色昏庸的印象。
其實這些只是表象，以高祖開國君主之明，不難知道尹德妃傾向太子，尹阿鼠毆打秦王府重臣，背後必然牽扯到太子與秦王的奪儲之爭。
而高祖不待查明真相便斥責秦王，實際上已經對秦王不滿，心懷猜忌。後來更是調離秦王府諸多文臣武將，試圖削弱秦王勢力。
史書常言秦王功高蓋世，為太子所忌，但其實真正忌憚的又何止是太子呢？縱觀魏晉南北朝數百年歷史，文臣篡位、武將奪權、皇家父子相忌、兄弟相殘之事數不勝數。秦王勢大且素得軍心，謀士如雲，武將如雨，自然為君王所忌憚。
臣子功高震主，對於君主而言是不能容忍的。即使他沒想過要造反，但是卻有造反的能力，這就是臣子的過錯！秦王雖然沒有造反，但又何嘗沒有造反的能力呢？
只是當時國家還不是很太平，秦王身為皇子又富有才幹，高祖尚需依賴，待天下大定，自然是恩寵盡收，遭受打壓。
（三）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於玄武門誅殺太子李建成及齊王李元吉。高祖只得立秦王為太子，史稱玄武門之變。但是玄武門之變，追根溯源，高祖也是難辭其咎。
登基之初，已經立嫡長子李建成為太子，名分既定，卻又寵用秦王以建不世軍功。而且賞罰不明，使得兄弟生隙，禍起蕭墻。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太子舊部楊文幹於寧州舉兵造反。高祖召來秦王說：「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
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茍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秦王於是前往寧州平定叛亂。平叛後不久，高祖便改變心意，對秦王說：「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台，居於洛陽，自陜以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
秦王將要前往洛陽，因為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所阻撓，高祖又改變了心意。當時秦王已經功高難封，高祖允諾秦王去寧州平叛歸來後，便改立其為太子。
後來又說讓秦王如梁孝王故事，這些很可能是口頭嘉獎，口惠而實不至。如果真像高祖所說的那樣，其實是給唐廷自己樹兵立敵，有失遠略。
秦王英姿過人，或許不是太子與齊王所能比擬。但其軍功卓著，勢壓太子，以至於賞無可賞，封無所封，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當皇子之中出現更加優秀的繼承人時，原先的太子地位便會動搖，隋朝廢太子楊勇便是前車之鑒。當時秦王勢大，對太子李建成造成巨大壓力，確實也算是逼迫。
而齊王與太子合謀來對付秦王，也是無奈之舉，畢竟高祖嫡子之中只剩這三子，合弱攻強也是順應時勢。
所以矛盾激化，玄武門之變驟發，雖然出乎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此舉影響甚廣，貽害無窮。玄武門之變開李唐皇子武裝奪嫡的先例，終為後世子孫所效仿，政變頻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