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9年1月20日，理察·尼克森宣誓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
論及尼克森其人，可謂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分子，早在1950年競選參議員時，他就曾毫不留情地攻擊對手「同情共產黨人」，從而在右翼票倉中拉到大量選票。
恰巧這一年，韓戰爆發，成為參議員的尼克森在國會猛烈抨擊杜魯門政府對蘇聯和新中國態度軟弱，要求美國政府對社會主義陣營保持強硬態度。
美軍在北韓戰場的慘敗引發了國內強烈的不滿情緒和政界對亞洲局勢的憂慮，這恰巧讓尼克森一炮而紅。
1952年，年僅39歲的尼克森就任艾森豪政府的副總統，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之一。
毫無疑問，尼克森是個才華橫溢、思路敏捷、手段老到的政客，1959年7月他存取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在美國展覽館廚房用具部就美蘇的社會制度展開激辯，史稱「廚房辯論」。
當赫魯雪夫十分認真地說道：「我敢保證，將來你的孫子一定會生活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之下！」時，強硬的尼克森則寸步不讓地回敬道：
「我的孫子會不會生活在共產主義旗幟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的兒子一定會生活在資本主義旗幟下！」
「廚房辯論」使尼克森大出風頭，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但他卻在1960年總統大選中慘敗給了家世顯赫、如同開掛一般鋒芒正勁的甘迺迪。
在臥薪嘗膽8年後，尼克森卷土重來，他抓住美國軍隊在越南戰爭中的窘迫處境猛烈抨擊民主黨失敗的亞洲政策，使得共和黨以壓倒性優勢在總統大選中獲勝。
登上總統寶座的尼克森意氣風發，這位深知新中國才是北越背後最大支柱的新總統，迫不及待地想要給毛主席和新中國一個下馬威，為自己順利解決越南問題積攢籌碼。
上任7天之後，尼克森舉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當被記者問到：「請問總統先生是否打算同‘共產黨中國’改善關系？」時，尼克森並沒有直接回答。
他先是列舉了新中國對美國的「敵對行動」，隨後又故作深沈地說道：「在他們未做某些改變之前，我們的政策不會很快有任何改變。」
隨後，尼克森命令國防部增加在越南的軍事存在，企圖從武力上壓迫北越政權就範。
美國國防部很快調動了4萬多美軍投入越南戰場，使得此時的駐越美軍人數接近越南戰爭爆發以來的峰值。
與此同時，美軍的飛機和軍艦變本加厲地侵入中國領空、領海進行偵察，使得兩國關系驟然緊張。
尼克森似乎並不滿足於美國政府的挑釁行為，3月14日他又在媒體上公然宣稱：「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威脅以及一次意外進攻的危險是不能忽視的。」
一時間，「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國防部試圖說服國會追加70億美元的投資研發新的反彈道飛彈系統，以應對新中國日漸壯大的核力量。
而在全球範圍內爭霸，處處作對的美國和蘇聯，竟然在針對新中國的態度上有些曖昧起來了。
3月2日，中蘇兩國軍隊在珍寶島爆發沖突，戰鬥持續了大半個月，雙方各有傷亡，兩國關系越發緊張起來。
3月14日，美國國防部長在國會作證時意味深長地表示：「中國（竟不是蘇聯？！）仍然是亞洲和平最危險的潛在威脅。」
這是一個不祥的訊號，證明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很有可能在壓制中國的問題上采取聯合的立場。
畢竟在最為現實的國際關系中不存在永遠的朋友和敵人，今天劍拔弩張的兩人明天就有可能因為共同的利益把酒言歡。
就是在這樣嚴峻的外部形勢下，毛主席依然以他的超凡睿智和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新中國謀劃著破局之道。
二、毛主席托周總理給陳老總帶話：「交給你們一個重要任務」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對新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做了最新的研判，認為美國和蘇聯在爭奪全球利益的賽局過程中「既互相勾結，又互相爭奪」，其最終目的無非是想要重新瓜分世界。
毛主席高屋建瓴地指出：帝國主義們雖然氣焰囂張，但實際上正處於內外交困中。
布里茲涅夫領導的蘇聯雖然想要在世界上稱王稱霸，但它的力量與它的野心並不相稱，蘇聯又想要在歐洲和美國領導的北約競爭，又想要調動大批軍隊威嚇中國屈服，同時還在幹預非洲局勢，導致它背負的包袱越來越沈重。
而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已經自顧不暇，更不要說還要同時在歐洲帶頭死扛蘇聯幾百萬大軍和核武器的壓力。
所以，這年8月份美國已經放出了要和蘇聯進行關於「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談判」的風聲，其主要目的就是打算暫時緩和歐洲局勢，盡可能地把資源抽出來解決越南問題。
至於美國所宣稱的要對中國施壓的立場，同樣是力不從心。
因為按照美國這個國家的秉性，能用武力解決的問題絕對不可能用談判解決，能夠不講理的就一定不講理。
正如毛主席所說「如果美國願意講一點道理的話，那是被逼得實在沒有辦法了。」
要是和中國開戰可以解決問題，尼克森早就毫不客氣地打起來了，而不僅僅是現在在媒體上唱高調。
當然，也不排除帝國主義者狗急跳墻，向中國發動常規戰爭，乃至核戰爭的可能性。
最後毛主席鼓舞大家說：「如果他們一定要打，我們奉陪到底。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打出來的。」
直到這時，中美關系依然像隆冬臘月裏凍得死硬的堅冰一樣，絲毫看不到松動緩和的跡象。
但鮮為人知的是，毛主席雖然在「九大」上表明了對帝國主義堅決鬥爭的立場，實則也在不斷尋找新的機會。
中國要發展，需要的是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現在蘇聯長期在中國北方囤積大軍，動不動就發起武裝挑釁，這也是擺在新中國領導人面前的巨大難題。
假若中蘇真的爆發戰爭，不計其數的蘇聯裝甲部隊將能夠快速穿過外蒙古大草原，然後打穿內蒙古，突破長城，在短短幾天之內抵達北京城下。
即便是雄才大略如毛主席，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此刻中蘇軍事實力的差距。
同時大洋彼岸那個財大氣粗的美國又一直聯合西方世界封鎖、制裁中國，使得中國想要發展自己的經濟和科技，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存在不小的困難。
他們知道不可能靠武力擊敗中國，便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了長期打壓圍堵我們，企圖讓中國從內部發生矛盾，自己瓦解自己的險惡陰謀上。
新中國應當如何破解美蘇的聯手合圍？毛主席想到了長期以來一直跟隨自己參加革命軍事鬥爭，為人民解放事業立下不朽功勛，具有敏銳戰略眼光和過人思維能力的老帥們。
這時的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四位開國元帥，雖然暫時離開了領導崗位，但並沒有離開北京，也沒有遠離毛主席的視野。
這幾位開國元勛，都是從槍林彈雨、屍山血海中走過來的了不起的國之棟梁，不世出的大英雄、大豪傑。
在「九大」上，四位老帥都被選為中央委員，「九大」閉幕之後，毛主席隨即向周總理通了氣，希望能由陳毅陳老總牽個頭，組織幾位老帥對中美蘇之間的鬥爭和賽局形勢做一次深入的分析和研判。
沒過幾天，周總理便秘密請來了陳老總，要他向徐帥、聶帥和葉帥轉達毛主席的意見，每周抽空多看看有關國際形勢的資料，每個月盡量安排三次小範圍「研討會」。
周總理怕陳老總思想上有包袱，又解釋說：主席交給你們這個特殊任務的考慮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是主席覺得對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因為按照辯證法的規律，事物總是在發展變化的，人的認知也應當與時俱進，希望你們不要被「九大」的結論框住。
第二點是現在的國際鬥爭形勢復雜，國與國之間、陣營與陣營之間鬥爭激烈，但是現在外交部「工作特忙」，熟悉業務的同誌很多不在崗，我的精力時間又抽不出來，你以前主管過外事工作，由你牽頭主持正好。
第三點是你們四位老帥都不在領導崗位上，「無事一身輕」，主席請你們幫助，正是看中了你們的戰略眼光，可以幫助他更好地掌握有戰略意義的國際動向。
最後，周總理再三叮囑：這個任務很重要，你們不要看輕了！有了成熟看法之後就交給我，我給大家參謀參謀，再轉給毛主席。
這件事情不能讓閑雜人等知道，為了保密，周總理「點將」了剛剛從駐英代辦處代辦崗位上回國的熊向暉和外交部歐美司司長姚廣配合四位元帥工作。
說起熊向暉，那可是赫赫有名的「後龍潭三傑」之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長期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眼線在胡宗南身邊工作。
盡管胡宗南在陜北屢戰屢敗，對熊向暉的忠誠依然深信不疑，後來還親自作保送他出國讀書，熊向暉的保密工作能力可見一斑。
更加難得的是熊向暉文武全才，他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後棄文從武，是黃埔軍校第15期畢業生，1949年又獲得美國凱斯西儲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英語嫻熟。
姚廣也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老同誌，新中國成立後在外交戰線工作了十多年，對歐美國家的情況比較熟悉，而且因為工作的關系，還能了解到一些西方國家政界最新的動態。
於是，只由這六個人組成的「業余外交智囊班子」在中南海悄然開始運作。
三、四位老帥一致向毛主席、周總理上書：「大戰打不起來」
此時的中美蘇三國關系，只能用「撲朔迷離」來形容。
一方面，美蘇在反對新中國一事上相互勾結。但另一方面，兩國在世界其他地方又極盡勾心鬥角之能事，只要有兩國同時出現的地方，必定是雞飛狗跳，國無寧日。
新中國在反對霸權主義，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的問題上和美國、蘇聯都有矛盾，但本質上還處於鬥而不破的狀態，三國互相牽制，互有忌憚。
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陳毅、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四位元帥在中南海舉行了第一次研討會。
陳老總給會議定的調是：獨立思考、客觀分析，雞毛蒜皮的小事可以不管，但對關系到黨和國家安危的大事，不能不管，不能不議。
四位老帥心裏都如同明鏡一般，所謂「關系到黨和國家安危」主要有兩件事：第一就是蘇聯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可能，第二就是美國是否會擴大侵越戰爭。
不得不說，老帥們對國際形勢的預料確實勝人一籌。
細心的熊向暉註意到，從6月初到7月初，國內媒體的主要都是揭批美蘇共同反華、大規模侵略戰爭迫在眉睫的論調。
確實，現在北面的大規模戰事看起來一觸即發，南面的美軍又加緊侵略，怎麽能不讓人緊張呢？
但老帥們的討論給國際形勢一錘定音，即：無論美國還是蘇聯短期內都不可能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
他們認為，現在世界上三足鼎立的格局，並非一戰之前的同盟國、協約國兩大陣營對立，也不是二戰之前的英、美、法、蘇、德、意、日七大國對峙的局面。
首先，美、蘇兩國相互忌憚，矛盾根深蒂固，他們口頭上叫嚷著要對中國「強硬」，但卻十分擔心陷入與中國的大規模沖突，從而被另一方有機可乘。
歸根到底，美國也好、蘇聯也罷，都十分清楚彼此才是真正你死我活的對手，而中國只不過是「潛在的威脅」罷了。
其次，從國際上看，其他國家對美、蘇的反華叫囂反響平平，以法、德為首的歐洲國家和美國為了爭奪歐洲的主導權存在尖銳的矛盾。他們根本不想給美國反華充當打手。
而廣大的亞洲、非洲、拉美國家更是已經厭倦了美蘇兩大國無休無止的冷戰，他們要麽對中國表示友好，借以抵抗超級大國的控制和壓榨；要麽對美蘇重新瓜分世界心懷不滿，甚至公然反抗。
就算是日本這樣暫時屈從於美國的國家，也只不過在口頭上響應美國的反華論調，他們之所以喊得兇，真正的目的還是想要從美國那裏撈到更多的好處，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美國經過韓戰、越南戰爭，早就被人民解放軍打怵了，這次很難再找到作為替死鬼的小弟出場，他們自己當然更不會親自下場和中國動手。
第三，必須看到歐洲才是美國真正的戰略重點，也是美國和蘇聯全球爭霸的核心焦點。
從50年代末期以來美國把大量資源和兵力困在越南，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其在歐洲的地位和號召力，如果貿然和中國開戰或者擴大越南戰爭，其結果只能比現在更慘。
那些精明的美國投機政客，是絕對不會把更大的賭註下到這場沒有贏面的賭局上的。
第四，布里茲涅夫領導的蘇聯雖然嘴上喊得兇，但對美國的防範卻是根深蒂固，從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等人的言行來看，他們早就明白美國其實是想鼓動中蘇開戰，自己坐收漁人之利。
蘇聯高層也十分清楚，與中國根本不可能速戰速決，盡管蘇聯坦克可以在短時間內攻入中國北方，但面對中國南方的江河水網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嶺卻是毫無辦法。
一旦遠東戰火爆發之時，就是美國帶領北約盟國直搗華沙，把蘇聯在中東歐的影響力徹底淪陷之日。
這種賠大本的買賣，蘇聯方面自然不幹。
而且，打仗打的都是錢，現在蘇聯國內的經濟局面頗為緊張，既要應付在歐洲維持軍事部署的大量開支，又要在遠東持續不斷地投錢增兵備戰，還要向自己的盟國經濟輸血，實在是捉襟見肘。
蘇聯擺出所謂的對華強硬的姿態，實則也是在迷惑美國，掩蓋它向東南亞、中東擴張的真實目的。超級大國之間的勾心鬥角，比我們從表面上看到的復雜得多。
基於這樣的分析，老帥們不僅認為「侵華戰爭現在打不起來」，更得出了「美蘇矛盾依然是國際上主要矛盾」的宏觀論斷。
這兩個重要的意見，和媒體上連篇累牘地宣傳反美反蘇，極力地渲染「要準備打大仗」的氛圍截然相反。
四、事實在一步步印證元帥們的觀點
還在新中國全國上下同仇敵愾，加緊準備狠狠打擊霸權主義對中國的入侵時，國際上的風向出人意料地變得很快。
首先就是慣於做生意的美國人眼看在越南戰場難以速勝，竟主動改口了。
1969年7月25日，尼克森在關島發表演說，承認美軍在越南的軍事行動效果不及預期，並且宣布將會調整政策，實作「戰爭越南化」。
這意思就是說：在越南虧多了，我不玩了，以後你們自己玩吧！
更加驚人的是，尼克森在發表演說的第二天就閃電般接連存取了東南亞和羅馬尼亞。
在布加勒斯特，這位曾經強硬的右派總統一改之前的反華論調，直接提出：「我們不應該孤立中國，不論是蘇聯還是中國，美國願意與對方都建立友好關系。」
相比於右翼分子的標簽，尼克森更是一個了不起的實用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
尼克森這種不按套路出牌的操作讓蘇聯方面又氣又急，氣的是羅馬尼亞多少年來一直都是是蘇聯的基本盤，尼克森突然訪羅，說不定是和羅馬尼亞領導人達成了什麽桌子下面的交易。
急的是原本說好一起反華的盟友現在居然第一個反水，搞得蘇聯裏外不是人，在國際上頓顯孤立。
更可惡的是美國在東南亞插旗劃界，擺明了在防備蘇聯趁美國從越南撤軍之際搞偷襲。
果不其然，尼克森在羅馬尼亞講話的當天，蘇聯外交部高級官員就緊急約見我方使節，提出希望舉行兩國之間的高級會談。
用徐帥的話說就是「蘇聯怕後院出問題，不得不向我們遞出橄欖枝。」
陳老總更犀利地說：「現在美帝憋不住了，蘇修也憋不住了，它們的矛盾不可開交，都向中國送秋波，都向對方打中國牌。局勢到了轉折關頭，後面還會有文章。」
姜還是老的辣，美國想要拉中國共同向蘇聯施壓的心態，被「業余外交班子」拿捏得八九不離十。
葉帥形象地說：現在我們的任務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
當中美關系停滯時，我們就打蘇聯牌，當中蘇矛盾突出時，我們可轉而打美國牌。
不久，老帥們便起草了一份【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經周總理送呈毛主席。在這份重要檔中，開創性地提出了兩點意見：
第一，現在中國的外交形勢到了一個比較有利的節點，即美、蘇兩強均對中國與另一方加強聯系感到緊張。
第二，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向美方提出啟動雙方更高級別的會談，相信就算我們不提，美國方面遲早也會提，到那時雙方就可以商談比大使級會晤更高級別的戰略問題。
果然，1969年10月17日，對中美局勢變化深感焦慮的蘇聯政府決定先下手為強，主動與中國方面達成協定，宣布將於10月20日在北京就邊界問題舉行副部長級的談判。
而得知中蘇雙方已經恢復談判之後的尼克森也坐不住了，在他的直接授意下，1971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秘密存取北京並與周總理會談。
1972年2月，尼克森突然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存取，在世界外交史上，這一周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
而這一切變局，早在2年多以前老帥們就預料到了。
毛主席在中、美、蘇三國關系微妙敏感的復雜環境下，以大魄力、大格局走出中美對話這步棋，從而徹底盤活了全域。
縱觀古今，怕也沒有幾人能有主席這等雄才偉略，但四位老帥們以超前視野和智慧向毛主席建言獻策，可稱為毛主席決策扭轉中美關系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