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毅聰
自1917年護法運動開始，到1926年北伐軍到達武漢為止，廣東脫離民國北京政府獨立。那時孫中山在廣州分設另一個中央政府：初時稱軍政府，至1921年孫中山在粵稱「非常大總統」，組「正式政府」（未獲任何別國承認）。1923年將陳炯明驅離廣州後，設「大本營」作中央政府。到1925年夏則成立國民政府。上述無論哪一個政府，均有財政部。
在廣州設一「國家」財政部，實有疊床架屋之味道。因為城內早有廣東省財政廳，到廣州市政廳成立後，廳內還有一廣州市財政局，形成一城出現三個財政機關的怪相。對於所有政府來說，財政部門都是為搞錢而設的。理論上說，不同級別的財政機關收不同範圍的稅（就像如今有國稅、地稅之別一樣），不過當時各路軍隊在粵分割防地、霸占收入，而西南護法各省又形同獨立，無法解款予中央財政部。故財政部其實僅限在廣州一地與其它部門搶奪收入而已，且搶不過那些「地頭蛇」，可見財政部長一席是個苦差。
1917年護法政府初建，為第一次護法；
1920年粵軍推倒桂系統再建軍政府，為第二次護法。中山二次開府時皆任命老鄉唐紹儀為財政部長（時人喜稱「總長」）。中山曾戲言，想發財都跟唐少川，想革命都跟我。可見唐先生搞錢是可以的，中山就是想拉他過來幫忙充裕國庫。不過無論哪一次，唐紹儀均拒絕上任。故當時均以外交部總長伍廷芳兼之，次長則為廖仲愷。
廳長廖仲愷
1923年初成立大本營後，財政廳長為四邑商人楊西巖，財政部長為廖仲愷。不過廖氏從未到職（正在日本陪金主越飛洗溫泉搞馬殺雞），故由建設部部長鄧澤如兼之。鄧澤如是馬來亞華僑富商，在同盟會內、中華革命黨中，均負責籌款、理財。不過此人雖袋中有錢，搞財政亦非專長。
其時孫中山與張作霖同盟，張作霖與北方交通部、交通銀行有關的廣東人頗熟（所謂交通系人馬），於是推薦其中一位葉恭綽來粵幫手。葉恭綽來時帶有張胡子支持老孫的一筆錢，又吹牛自己可以籌得多少萬款項。那時聯軍在東江討陳，需款甚急，孫大元帥聞之大喜，遂任葉恭綽為大本營第二任財政部長。後加設次長職務，由其得力助手鄭洪年擔任。又把曾供職於交通銀行的陳其瑗介紹給孫科，做了廣州財政局長。
前鄭洪年，右後瘦小者為葉恭綽。
廣東省財政紊亂，各軍催款又急如星火。葉恭綽在北京政府時也嘗過各路債主登門造訪的滋味，沒想到在廣州的財政工作更是難做，熬了半年即告假「著草」（北上助中山與奉系做公關）。葉氏任上在穗推行印花稅（爆竹、酒精、火油、奢侈品均征收），算為數不多的政績之一。不過葉氏走時並未辭職，而是由次長鄭洪年代理。1924年年中，鄭氏也告假「著草」，以楊子毅代理，才結束交通系在粵之活動。隨後第三任部長為古應芬、次長林雲陔。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財政部第一任部長廖仲愷、第二任古應芬、第三任鄧澤如、第四任宋子文。
番禺籍人鄔慶時曾著書【窮忙小記】，略述其自1922年入財政部供職至1926年5月出部前之經歷。書中嘆曰：「軍興以來，大局未定，政界變遷真如輪轉。財政部關系度支，變遷尤速。十四年七八九三個月之內，凡五易部長。七月三日古部長調任廣東民政廳廳長，廖部長繼之。八月二十日廖部長遇刺，二十二日古部長繼之，是為古部長第二任。九月七日古部長回廣東民政廳廳長，任鄧部長繼之，是為鄧部長第二任。二十三日鄧部長回兩廣鹽運使，任宋部長繼之。計古部長第二任及鄧部長第二任均十六日，而葉部長則自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十三年十月六日，共一年零五個月任期之長，為近年所僅見。」
據鄔慶時所雲，葉任部長時，部內人員升調最頻，每月之內必將各局職員略為調動，可謂折騰大師。然其未嘗炒一人魷魚，對於鄧澤如留下之舊員不嘗換一人。古應芬做部長時，升調最少，所有職員一仍廖任之舊，亦未嘗撤一差換一人也。鄧澤如時代，對於伍廷芳留下之舊員無不特別優待。葉恭綽時，對於鄧任舊員又無不特別信任。
葉恭綽
鄔慶時又憶道：「自十一年三月入部以後，在部辦事計歷五年。最樂時為鄧任。鄧部長對於屬員不啻家人一般，並無官僚習氣，各同事又皆誌同道合，親愛逾恒。廣雅書局（按財政部地點多變，曾設在廣雅中學）亦雅潔可愛，備極山水友朋之樂。…… 最苦時為葉任，庫儲空虛，入不敷出」，時有軍人持槍到部索錢。「 最窮時亦為葉任…… 最寬裕時為十四年九月。是月三易部長，月薪亦分三次發給，…… 最忙時為廖任，部中檔除機要外大率皆余任之，每日辦稿約30余件。更兼管印花稅票印刷所事宜，窮日之力無時或息。最閑時為宋任，賦稅科之事因各處成立，逐漸分割......」。到此時，廣東省內各路山頭多被革命政府被消滅，財政收入漸趨正常，但一些閑得要命的政府部門終於被裁撤，鄔氏也失業了。
至於歷任財政部長的簽字，也各有特色：「伍總長之畫諾，為一廷字；鄧部長為旁行澤如二字；葉部長為合書恭綽二字；古部長蓋章；廖部長為仲愷二字；宋部長為宋字下截作豆芽形，省去人字，或戲之曰宋下無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