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 12 月 12 日，張學良與楊虎城策動了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
此場事變乃中國近代史上的分水之嶺。
以這場事變為關鍵節點，當事各方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都產生了極為重大的變化。
有人借他平步青雲，有人為他傾家蕩產。
今日我們來剖析一下，西安事變對彼時各方力量的作用，探究誰為最大獲益者。
【張楊的動機】
為明晰此問題，我們需率先厘清張學良、楊虎城這兩位關鍵人物發動此次兵變的利益驅動因素。
現今諸多書籍皆言，此二人乃愛國將領，他們對蔣介石縱容日寇侵略、致使國土淪陷深感悲痛，最終毅然決定，向蔣介石發動兵諫。
這究竟是否為真相呢？毋庸置疑，張楊二位將軍均為愛國將領，其心中皆懷國家與民族。
然而，他們首要的身份並非愛國將領，而是軍閥。他們的一切行為動機，均需順應這一身份。
若要明晰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需將視角轉換至此種身份。
首先談張學良，1928 年張作霖於皇姑屯遭日本人炸亡後，張學良承接其父之武裝，遂成為彼時中國境內，實力僅次國民政府的二號軍事勢力首領。
1930 年中原大戰之際，張學良的人生步入了輝煌階段。
他於雙方僵持之際伺機而動，最終拍板決斷，率領軍隊入關，奪取了京津冀地區的領土。
然而僅短短一年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致使張學良從巔峰墜入谷底，被視為人人皆可聲討的「賣國賊」。
此種落差令他難以承受，故而揮師東北，光復故土遂為其至深之執念。
此為他後續諸多事宜的原始動力。
當年九一八之際，他因聽信蔣介石的謬言而下令不予抵抗，意在期望國際聯盟介入，使日本歸還東北。
自鴉片戰爭起，列強於中國構建起勢力均衡之態，若有一方妄圖打破此均衡，便會遭受反制。
例如在 1900 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之際，俄國借機侵占了東三省，而後列強扶持日本挑起日俄戰爭，將俄國人逐出，東三省遂重歸中國掌控。
此前存在這樣的成功經驗，張學良對國際聯盟抱有幻想，實屬正常。
我們清楚結果，國際聯盟使他深感失望，延續百年的列強勢力均衡已然消逝。
國際聯盟無法寄予期望，張學良遂將收復失地的期望，寄托於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曾一度消沈，為消解民眾怨憤，其宣告暫離職位，前往歐洲進行考察。
在此次考察過程中，他與法西斯宗主墨索裏尼會面，法西斯集權獨裁的模式使張學良誤以為覓得了人間真諦。
歸來後，他對蔣介石予以大力扶持，期望蔣介石能夠在某一天匯聚全國之力，助其收復失地。
為何張學良在遭遇紅軍後，態度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轉變？
否，張學良之初心始終未改。然遇紅軍後，其覓得一更簡捷之途，故而決然背棄蔣介石。
民國時期，在新疆存在一位軍閥，名為盛世才。
這盛世才曾為張作霖東北軍內一名毫不起眼的小軍官，其資歷甚至遠不及能為少帥提鞋之人。
其後，盛世才認為自身在東北軍中難以立足，遂攜數名隨從一路奔赴新疆。
盛世才之流在中原軍閥混戰的局面中毫無影響力，然而抵達新疆後，卻形成高維度對低維度的優勢，迅速成為當地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一股勢力。
為達成統一新疆並消滅其他割據勢力之目的，盛世才意欲尋求史達林的支持。
他將自身佯裝為馬列主義者，借此順利獲取了史達林的信賴。
而蘇聯向來對新疆存有企圖，史達林借此出資、遣軍隊、供裝備，硬是將盛世才推至新疆掌控者的地位。
1936 年，盛世才已然登上新疆王之位。
你言，張學良目睹此般情狀會有何思緒？往昔張氏集團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竟在蘇聯的扶助下妄自尊大，難道我張某不及他乎？
自此，張學良的心境產生細微變化。
收復故土的期望從全然依賴蔣介石，變為嘗試借助蘇聯。
然而，如何與蘇聯取得聯系，實乃難題。緣由在於他曾與蘇聯在中東路爆發過戰事，雙方存有積怨。
因缺少中間人，張學良心中的此想法暫且受到抑制，直至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
紅軍抵達陜北後，雙方數次交戰，張學良察覺到自己的東北軍，居然無法戰勝這些歷經挫折的隊伍。
彼時，他內心聯蘇抗日的念頭，無可阻擋地擴散開來。
中國共產黨有意爭取張學良，遂將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釋放，令其對張學良開展工作。
雙方需求各異但基本契合，隨即張學良秘密探訪紅軍，並就停戰抗日事宜達成共識。
然而張學良未察覺的是，蘇聯實際上對中共頗為不滿，史達林將抗日的期望全然寄托於蔣介石，他此舉可謂是徒勞無功。
接下來我們將目光再度聚焦於楊虎城。
怎料人於家中安坐，災自天而降。
起初，在其身旁出現了一個劉誌丹，致使陜北被紅色力量所影響。
其後，蔣介石以剿共之名，將其結拜兄弟張學良派至陜西。
然而，楊虎城的狀況尚有挽回余地，倘若如「貴州王」王家烈那般讓中央軍進入，那便全然無望了。
為防止成為又一個王家烈，楊虎城在剿共方面曾竭力行事，旨在杜絕蔣介石借機入陜。怎奈力有不逮，難以取勝！
既然短期內難以剿滅共產黨，那麽張學良的方案未必不可視為一劑救急之策。
西北具山河之險，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倘若紅軍、西北軍、東北軍緊密聯合，據守西北，且與蘇聯結盟，即便蔣介石，恐亦不敢貿然行動。
此後西安事變發生後，確曾有過這樣的局面一度呈現。
【西安賽局】
在此，張楊二人暗中與中國共產黨之周恩來、李克農進行聯絡，而在彼處，南京國民政府的蔣介石則借由安插於東北軍內的密探獲知了此訊息。
蔣介石盛怒，此般軍閥，無一可信，看來須得自身親為。
處於盛怒之中的蔣介石，作出了一個令其懊悔終生的抉擇，即親自前往西安督戰。
臨行前夕，他喚來親信戴笠，探問西安那處是否穩妥。
戴笠言辭篤定地宣稱：張楊僅為通共之情形，不存在任何心懷異誌的表征。
這著實不應歸咎於戴笠的情報工作存在疏漏，實際上張學良、楊虎城的確無不良企圖的表現。
西安事變之時，張楊二人皆不知其發展態勢究竟如何，戴笠又豈能知曉？
12 月 1 日，蔣介石的專機抵達西安。他對楊虎城心存疑慮，故而未入住西安城內，選擇在城外的華清池駐留。
彼時，西北軍居於城內，東北軍處於城外。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其結拜兄弟張學良，頗為信任。
然而，與張學良的會面，致使蔣介石怒不可遏。
此次會面後，張學良的態度發生顯著轉變，不再對他予以支持，而是不斷督促其停止內戰，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
其後數日，雙方每日皆會碰面，然而每日皆起爭執，彼此言語全然不合，根本無法達成有效溝通。
蔣介石已然無法再容忍，徑直下達最終指令：爾等要麽自行剿滅共產黨，要麽準許中央軍進入進行剿除，東北軍調往福建安頓，西北軍前往安徽駐守。
蔣先生所設定的最終期限為：12 月 11 日。
就這一結果而言，楊虎城的憤怒程度甚於張學良。
張學良本為無家之人，去往何處皆無差異。然而陜西乃其屬地，前往安徽？蔣介石此等言論，著實荒謬。
安徽位於何處？此地曾為蔣介石的重要據點，與南京僅一江之隔，他若前往，恐難折返。
其後張學良暮年對外宣稱，西安事變系楊虎城鼓動他所為，此說法大機率屬實。
那麽張學良如何呢？
他因錯估形勢，覺得全國抗日氛圍熱烈，遂認定自己此般作為順應天理，符合民心。
屆時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合抗日，收復東北，如此則個人名利與國家利益皆可得。
此二者，其一為貪念，其一為懼意，當中亦摻和些許愛國情愫。
在這當中，張學良的愛國成分更為突出，因其尚未陷入絕境，原本並非必須這般行事。
多種復雜情緒相互交織，致使他們於最後通牒期滿後，引發了西安事變。
【誰是贏家？】
然而，西安事變的結局，遠超張楊二人的預想。
預想中的全民支持並未顯現，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眾人的嚴厲指責。
當時中國雖名義上為現代社會，實則仍處於封建時期，君君臣臣之類的封建糟粕尚有廣泛影響，他們此般行徑乃以下犯上的嚴重不敬之罪。
原本期望成為英雄，最終卻淪為罪人。此結果與張楊二人的預期，可謂截然不同。
此種情形為始終未涉其中的共產黨，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
彼時，中國共產黨遭蔣介石自江西追襲至陜北，毫無喘息之隙，當下最為迫切的乃是獲取得以立足紮根的時間契機。
故而，保留蔣介石的性命，於我們來說極為關鍵。
鑒於蔣介石亡故，國民黨或將推選出另一個如同蔣介石之人，對共產黨的圍剿仍會持續。
唯有使蔣介石存續，並迫其應允抗日，方可謀取喘息的時機。
張學良自始至終都不存在殺害蔣介石的念頭，其工作開展相對順利。
楊虎城乃堅決的反蔣之人，其本在當地頗有勢力，若非蔣介石步步緊逼，他豈會陷入如此境地？倘若張學良未加阻攔，他早已將蔣介石除去。
張學良與宋美齡關系特殊，故而事後未失性命。然楊虎城與蔣介石毫無瓜葛，若放蔣介石離去，必遭其報復清算，既然這樣，倒不如將其殺之！
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在此事上均為局外者，對蔣介石之生死並無決定權。然當張楊二人僵持之際，中國共產黨之作用便得以彰顯。
若欲使楊虎城應允，務必要賦予其安全感，此點紅軍能夠做到。
是否還記得此前提及的關於紅軍、東北軍、西北軍聯合互助的方案呢？
彼時我們將此稱作「三位一體」，其曾於西安事變後，在西北地方短暫構建起一個政治同盟。
恰是此保障，促使楊虎城做出了讓步。
然而，此「三位一體」旋即瓦解。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後，張學良為表其誠意，親送蔣介石返南京，卻遭扣押達半生之久。
在他離開後，東北軍內部出現老人幫與少壯派的爭鬥，最終被蔣介石收編。
而楊虎城的部屬，在蔣介石的糖衣炮彈攻擊之下分崩離析。
楊虎城陷入孤立無援之境，無奈被迫出國，其原有地盤為胡宗南所占有。
抗戰時期，他欲回國抗擊日寇，卻遭蔣介石監禁，在解放前夕不幸被殺害。
唯有中國共產黨於此次事變後，獲取最為珍貴的休整時機。
抗日戰爭結束之際，我們不但得以復原，且實力遠超往昔，達數十倍之多。
蔣介石於日記中哀嘆：十年「剿共」之績一朝盡毀。
張學良、楊虎城之舉，著實斷送了其唯一之機遇。
對於張學良和楊虎城，或授權謂是工於算計，卻反倒害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