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擔任國民黨西北軍政副長官兼新疆警備總司令的陶峙嶽中將，聯合地方政府領導包爾漢、屈武等人，積極響應共產黨的偉大號召，毅然擺脫蔣介石政權的羈絆，率領所部近10萬官兵和平起義，協助解放軍入疆部隊順利進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評價說：「新疆的起義，全省的和平解放，傾註了陶峙嶽的大量心血。這是他戎馬生涯中最光輝的一頁，也是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
起義後的1949年10月7日，陶峙嶽長途驅車來到了酒泉，這裏是奉命西進的解放軍第一兵團司令部所在地。在酒泉，陶峙嶽見到了彭德懷和王震，這是他與解放軍高級將領的首次接觸。「都是湖南老鄉哩！」王震以他一貫的豪情，握住陶峙嶽的手大笑，朗聲說：「你是寧鄉人，彭總是湘潭的，我是瀏陽的！」彭德懷稱贊陶峙嶽「為新疆和平解放立了大功。」
三位湖南老鄉聚在一起，鄉音未改，又都是性情中人。他們暢談故鄉風情的秀美、軍教生涯的烽煙、中華河山的壯麗、祖國命運的曲折，陶峙嶽更談到自己畢生追求真理而不可得的遭際，情到深處，聳然動容，三人像老朋友一樣親密無間。「陶將軍，今後我們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麽顧慮，繼續大膽工作，把部隊帶好。」彭德懷語氣和藹隨便，同時又充滿信任。
這僅僅是初次接觸，陶峙嶽比彭德懷大6歲，比王震大16歲。但他深感與彭、王二位相識恨晚，真正稱得上是「傾蓋如故」。他對兩位「胸有十萬甲兵」的將軍深為佩服，自是不在話下，而兩位像老同事、老朋友那樣對待他，更使他倍受感激。交談中，陶峙嶽表現出無比的興奮，自稱這是「生平之未有」。
這次拜訪，對陶峙嶽來說，可以說是滿載而歸。他在酒泉停留了3天。其間，他參觀了解放軍軍營，看到了解放軍戰士嚴明的紀律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看到了高級將領的工作和生活，感受了解放軍融洽的官兵關系；他詳細地匯報了新疆形勢，認真聆聽了彭德懷、王震對新疆局勢的看法與處理意見。此外，陶峙嶽還和兩位將軍討論了起義部隊的改編問題。
按照酒泉會談計劃，由王震率領的解放軍第一兵團大部隊，於10月下旬進入迪化（1954年恢復原名烏魯木齊）。陶峙嶽會同起義將領和政府官員，出城迎候。面對到處歡騰祥和的氣氛，雅好詩詞、諳熟歷史的陶峙嶽大為感慨，他寫下了一首【七絕·迎王震將軍入疆】：「將軍談笑指天山，便引春風到玉關。絕漠紅旗招展處，壺漿相迓盡開顏。」在這首詩中，陶峙嶽將王震比作抗敵衛國、功勛卓著的清朝名將左宗棠。對此，王震謙虛地說，這不是對他個人的恭維，「而是充分表達了陶將軍和塞外軍民對解放軍的熱烈感情」。
在醞釀起義的過程中，陶峙嶽屬下的3名將領：馬呈祥、葉成、羅恕人，曾力主率主力東進，在星星峽設防，阻礙解放軍入疆。當他們聽聞和平起義的計劃後，便數度密謀，企圖拘捕陶峙嶽和包爾漢周圍的進步人士，破壞新疆和平起義，並稱之曰「清君側」。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陶峙嶽以其過人的智勇，孤身與之談判，引導他們棄暗投明，穩定了新疆大局。在解放軍神速進軍的形勢下，這些人又寄希望於胡宗南殘部的援助，但又很快被廣大官兵所識破。在他們惶恐不安的情況下，陶峙嶽允許他們以及20多名同謀的軍政官員從南疆出境，排除了起義的最後障礙，避免了一場危及新疆各族人民安寧和國民黨官兵的災難。
起義成功後，有些人對陶峙嶽上述舉動頗有非議，他們向王震反映，說是放走了反革命分子。陶峙嶽對此感到不平。王震當著許多將領的面對陶峙嶽說，這件事做得對，不僅不應受到指責，反而應該受到表揚。他講了一段自己親歷的往事。
1939年冬天，在蔣介石發動反共高潮時，359旅奉命從華北抗日根據地進駐陜甘寧邊區的綏德地區。當時綏德專員是胡宗南委派的何紹南，此人被邊區軍民稱為搞反共摩擦的「專家」。王震對他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何紹南呆不下去了，只好逃跑。王震便下令副旅長郭鵬扼守要道把他抓住。郭鵬喜歡下棋，何紹南逃經其駐地時，郭鵬正下得難舍難分，結果讓何紹南逃之夭夭。事後，王震發怒要處分郭鵬。毛主席知道後風趣地對王震說：「你要撤郭鵬的職，我還要嘉獎他呢！抓住何紹南我們還得給他飯吃，蔣委員長來電要人，也不能不送，能不講統一戰線嗎?」王震聽後豁然開朗。
陶峙嶽在反動將領交出指揮權後把他們禮送出境，同郭鵬由於麻痹大意讓何紹南跑掉，情況大有區別。王震講這段話，意在說明毛主席主張的對敵鬥爭的策略以及效果，在這兩件事中是相通的。王震的坦誠、友好、說話算話的作風對陶峙嶽的思想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他進一步認識了共產黨人及其政策，聽講後的感受，同王震當年一樣，所有的不快和委屈也隨之煙消雲散。
1949年12月，根據毛主席、朱總司令的指示，新疆軍區正式成立，彭德懷以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兼任司令員，王震、陶峙嶽和三區民族軍首領賽福鼎任副司令員，陶峙嶽還兼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同時，原新疆起義部隊也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陶峙嶽擔任兵團司令員，王震擔任兵團政治委員。他們為了保衛新疆、建設新疆，開始了親密無間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