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人類一直難以擺脫內部爭鬥的困擾。即使大家有著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敵人，這種現象也難以避免。這種內部爭鬥不知毀掉了多少曾經輝煌的國家和政權。
蘇維埃政權在誕生初期，就因為一些與此相關的狀況而感到無能為力。
在1919年的俄共（布）第八次大會上，列寧無奈地表示：「我們只能讓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代替勞動群眾進行管理。
」這似乎是在推卸責任，其實是在表達無奈；他的言外之意是：「我們也束手無策，他們願意怎麽做就怎麽做吧。」那麽，究竟是什麽讓列寧如此無奈呢？
讓我們從一個小故事開始。在聖彼得堡的一家工廠裏，一群布爾什維克正在開會，他們痛罵沙皇制度的腐朽，講話者義憤填膺，恨不得把沙皇本人抽筋剝皮。
然而，當他們收到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的電報時，會場非但沒有歡呼，反而陷入了沈寂；剛剛還在痛罵沙皇的講話者甚至掩面哭了起來。
從這個小插曲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事實：盡管推翻腐朽制度、建立新政權是革命群體的共同目標，但仍有相當一部份革命者沒有做好迎接變革的準備。
中堅群體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那些只想著怎麽填飽肚子的勞苦大眾了。實際上，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最初一段時間裏，當局陷入了極大的困境。
百姓的不信任、階層之間的相互猜忌、地方勢力與權力中心的爭鬥，每一條都讓「十月革命」的成果搖搖欲墜。
列寧未曾預料到，新政權對大眾的「給予」也會遭到質疑。卡岡諾威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一些國家政策無法迅速落即時，他表示無能為力。
當時，莫斯科面臨「聖旨不出京城」的困境，上頭的命令在州、市兩級執行力極差，大部份地區無人理睬。這種情況在農村尤為嚴重，甚至連管理農村的資料都沒有，相關調查也從未發生過。
列寧起初認為這是正常現象，畢竟蘇俄剛從沙俄手中接管國家，人手不足。作為民主國家，幹部應從基層選拔，這個過程不會太艱難，列寧還給相關部門定了個「小目標」：不僅要挑夠幹部，還要從中選出一批值得培養的好苗子。
雖然當局的構想和做法完全正確，但從俄國基層百姓的角度看，整個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過去，舊制度下的殘余勢力仍在對基層人民進行荼毒，有些人甚至對沙皇制度心存好感。但新政權一來，就將沙皇全家革了命，誰知道他們以後還能玩出什麽花招？
而且，以前做官叫做「做官」，現在叫做「當幹部」，誰知道裏面又有多少套路？再加上莫斯科還有一群穿著深色制服神出鬼沒的人，自稱「契卡」。
萬一想撈點油水，他們就可能找上門來。因此，與其冒險，不如老老實實地種自己的地實在。蘇維埃政權最初采取普選的方式選拔幹部，每個人都有選票。
然而，投票開始後，持票人要麽不把選票當回事，要麽積極得有些反常。當局調查後發現，其中很多人都是被收買的。
投機者稍微給點小恩小惠，就可以從老實巴交的農民那裏騙到選票。得票最多的那部份人中，相當一部份並不是好東西。
實際上，當時基層也有一些年輕有為、踏實肯幹且能力出眾的好苗子，但街坊鄰裏就是看不慣隔壁家小孩比自家的強，偏要把票投給路人甲。
結果，第一次選舉表面上看起來很熱鬧，但結果卻很糟糕。這場鬧劇讓列寧感到既好笑又無奈，他理解了相關部門的困難，對當前群眾的整體政治素質失去了信心。
因此，在俄共（布）第八次大會上，他宣布要轉變思路，試圖以強硬的行政手段取得突破。
「按照計劃，我們本應動員5000名基層幹部，但到現在為止，響應者只有1000人。」他把蘇維埃政權當下的處境稱為「危急狀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列寧決定放權，允許地方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官僚機制。莫斯科不再直接插手，而是轉而暗中觀察，定期吸收其中的佼佼者。
然而，這套辦法不久後就陷入了困境。地方政府並不傻，很快就察覺到了異樣：我們辛辛苦苦培養的優秀人才，為何你們可以說調走就調走，簡直是「官大一級壓死人」？
為了防止被剝削，也為了鞏固自身勢力，地方政府故意把真正有能力的年輕人隱藏起來；那些被放在顯眼位置上的，往往只是平庸之輩。
總之，民眾對當局的不信任、地方與高層的智鬥，都讓蘇維埃政權在最初幾年遭受了巨大損失。每年選拔出來的年輕幹部雖然不少，但真正能夠承擔重任的卻寥寥無幾。
面對人才短缺的困境，當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方向，無法做到專人專用。許多幹部為了獲得更好的發展，不得不主動放棄自己的專業，臨時「轉型」以求晉升；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導致了許多本來有大作為的才俊被埋沒。
1923年，卡岡諾威治無奈地承認：「無可否認，當前政府在用人問題上已經陷入了徹底的混亂。」
實際上，直到列寧去世，這個令人頭疼的問題仍未得到實質性的解決，反而出現了內耗等問題的加劇。這也是史達林在接手最高領導職務後，立即重新定義了革命群體和革命事業，並整肅幹部群體的原因。
然而，當人的欲望被充分激發，任何政策都可能失去效力。史達林嘗試過強力打壓，也嘗試過高薪養廉。在各種嘗試的不斷變化中，蘇聯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這都是後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