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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馬敘倫病中擇三個國慶日日選定其一,毛主席看後:同意

2024-01-01歷史

1949年10月1日,馬敘倫作為國家領導人之一,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開國大典。毛主席莊重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主席鏗鏘有力的聲音響徹雲霄,城樓下的人民群眾歡呼鼓舞,掌聲熱烈。

此時,站在主席身後的馬敘倫油然而生一種自豪感,眼前的壯觀景象讓他心中五味雜陳。

欣喜的是,我有幸在有生之年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目睹了革命的勝利。痛惜的是,那些為革命付出鮮血和生命的勇士們未能看到這一歷史時刻。

然而,我深信,這些烈士的犧牲換來了今日的和平,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他們在天之靈一定會感到欣慰。懷著這樣的感慨,我滿懷敬意地寫下「得宿」二字,以此紀念那些英勇的先烈。

北平大遷徙,我迎接毛主席的到來。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深情地環顧四周,心中五味雜陳。這裏是中國共產黨最後一個農村紅色指揮部的辦公室,他們即將遷都北平。

早在1948年和1949年之交,對於中共中央機關遷都北平的事宜就已經有所討論。作為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全權負責這次遷徙。

到了1949年1月,楊尚昆覺得形勢發展迅速,應該提前做好準備。於是,在27日晚上,他找到周恩來商量「大遷徙」之事。

周恩來告訴他,中央讓李克農先去北平,負責一切準備工作,你最後離開。

2月3日,李克農先遣部隊前往北平,為迎接中央機關的到來做準備。經過一個月的籌備,周恩來決定啟動搬遷計劃。

在3月19日的會議上,周恩來向與會者宣布,中央書記處將於25日抵達北平。同時,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遷平組織委員會,提議在毛主席入城時舉行盛大的入城儀式。

毛主席在得知這一建議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入城儀式是必要的,但要避免大規模和浪費。中共中央書記處抵達北平的訊息應當公開,並計劃在西苑機場檢閱部隊和會見民主派人士,但規模應縮小。

3月23日清晨,毛主席率領中共中央機關乘車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在出發時,毛主席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講話,他強調:「我們今天是去北京參加考試,一定要取得好成績,決不能成為李自成!

毛澤東率領隊伍離開西柏坡,順利進駐北平,中央書記處以及各個機關陸續入駐。與此同時,為籌備新政協及新中國的成立,大批民主人士相繼北上。

這一行動從1948年開始,由周恩來親自指揮,華南局和香港工委負責護送20多批,總計350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途徑香港、沈陽再到北平。

第一批秘密北上的人員包括沈鈞儒、章伯鈞等人,而馬敘倫和郭沫若、許廣平母子等人為第二批。第三批的民主人士數量最多。

到1949年1月,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沈陽順利匯合,稍作停留後,林伯渠受黨中央之托專門前往沈陽迎接他們。

2月25日,馬敘倫、李濟深等30多位民主人士抵達北平。因此,從時間上看,馬敘倫等人比中央書記處早到一個月。

在毛主席等人的入駐期間,馬敘倫、郭沫若等民主人士熱情迎接了他。這次會面中,毛主席開始與馬敘倫、郭沫若、李濟深等人商討建國的大事。

北上之路圓滿結束,但這同時也預示著新中國的新旅程即將開始。馬敘倫在病中提出了國慶日的建議。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開。

籌備會委員由各黨派和社會團體推選的134名代表組成,主任為毛澤東,副主任為周恩來、李濟深等人。籌備會下設了秘書處、庶務處、招待處、新聞辦公處等機構。

籌備會根據委員的分布設立了六個小組:第一組組長為李維漢,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代表名單;第二組組長為譚平山,負責起草政協會議的組織條例;第三組由周恩來帶領,負責起草建國大綱;第四組組長為董必武,負責擬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方案;第五組組長為郭沫若,負責起草大會宣言;第六組組長為馬敘倫,負責擬定國旗、國歌、國徽等事宜。

馬敘倫在一屆政協國旗、國會、國都、紀年方案審查委員會會議上,在六個小組的通力合作下,連續確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項:在張奚若的倡議下,國號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毛主席的引導下,五星紅旗被一致透過為國旗;【義勇軍進行曲】則被確認為國歌;同時,梁思成等人親自操刀設計了國徽。

所有準備就緒之後,各項決議稽核全部透過,至此,全國政協大會圓滿結束。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匯聚了30萬民眾,共同慶祝新中國的誕生。

這一天,馬敘倫緊隨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在典禮中,隨著毛主席莊重的宣告,馬敘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幾日後,他深情地寫下了「得宿」二字,以此抒發對革命先烈的深深懷念。隨著新中國的誕生,美國、蘇聯、北韓等幾十個國家相繼發來了賀電。

然而,就在此時,馬敘倫卻發現了重大的疏漏。按照國際慣例,新成立的國家應當有一個國慶日,但政協大會一直未註意到這一關鍵問題。

不過,此時的馬敘倫因為身體不適未能參加開國大典後的會議,因此未能表達出自己的提議。

馬敘倫在病中深感責任重大,關乎國家歷史,於是立即撰寫建議案,建議將10月1日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在當時,他曾選定了三個日期,這三個日期對新中國具有重大意義。最終,他選擇了10月1日作為國慶日。那麽,另外兩個日期是什麽呢?

第一個日期是1949年9月21日,這一天是全國第一屆政協大會開幕的日子。當天,毛主席發表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著名演講,在演講中第一次提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有一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所以,這一天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標誌著新中國的成立。 第二個日期是1949年9月30日,這一天,全國政協對於新中國成立的各項工作審議全部透過,這標誌著新中國的誕生。

第三個日期是10月1日,這一天是毛主席向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子。這天,全世界得知新中國成立的訊息,發來了賀電表示祝賀。

馬敘倫:新中國國慶日的提議者與奠基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如何選擇一個既標誌國家新生,又寓意吉祥的日子作為國慶日,成為了一個重要問題。

馬敘倫,這位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主要締造人,提出了將10月1日定為國慶日的建議,並成功推動了這一決議的透過。

這一建議的提出,不僅填補了中國歷史的空白,也顯示了馬敘倫的政治智慧和堅定信念。在建國後,他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教育部部長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長,他的努力和貢獻,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馬敘倫的孫女馬今回憶,祖父和早期的中共領導人關系密切。特別是與李大釗,他們共同參與了「索薪運動」和「挽蔡運動」。

1917年,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馬敘倫到北大任教。在北大的時間裏,馬敘倫全力支持蔡元培的教學改革,並成為了他的重要支持者。

在北洋軍閥時期,由於頻繁的內戰,教育經費變得更加緊張,因此出現了許多怪現象,比如農商部抵押勸業場,內務部出售貢院,國務院秘書廳拍賣藏書等。

1919年冬季,北京60多所中小學的教職員工發起了「索薪運動」,而馬敘倫也被選為教職委員會主席。他擔任了北京中小學和高校的聯合會主席,並親自到北洋政府國務院交涉。

在他的抗議下,當局終於承諾籌集教職員工的薪資。1921年3月,馬敘倫再次領導「索薪運動」。6月3日,馬敘倫和八校聯合教員聯合會書記李大釗索薪時,遭遇了炮轟,導致重傷。

面對舊友的邀請,馬敘倫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在收到舊友的親筆信,邀請他去北大擔任校長時,他嚴詞拒絕,堅決不去,並且呼籲對方保持晚節。

而在汪精衛的追隨者陳公博來到上海,邀請他擔任偽立法院院長或上海市市長時,他生活雖然艱難,但仍果斷拒絕,並退回了對方送來的錢和米。

這些行為都顯示了馬敘倫堅守正義,反對侵略的決心。 1945年,華北事變之後,馬敘倫與楊秀峰等人組織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國會,積極參與到抗日救亡運動中。

在日本投降之後,內戰一觸即發,馬敘倫再次站出來,投入到了反對內戰的洪流中,並行表了大量的進步文章,以揭露反動派的陰謀。

在馬敘倫的帶領下,於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這個組織的成立,標誌著「民進」開始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重要的作用。

馬敘倫是1946年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的部份代表之一,他們來到南京呼籲和平。然而,當他們下車時,國民黨特務卻對他們施暴,馬敘倫和其他多名代表受傷。

得知馬敘倫受傷的訊息後,周恩來和董必武立即趕往醫院。在看到為和平奔走的馬敘倫先生後,周恩來堅定地說:「你們的血不會白流的」。

在此之前,馬敘倫並不認同武裝鬥爭,但是下關事件讓他意識到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面對國民黨的一切暴行,他深刻地意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挽救中國。

因此,在周恩來來到他病床前時,馬敘倫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然而,外界並不知道,在說完這句話後,馬敘倫還對周恩來說了另外一句話:「中國務總勸你們少要一些兵,少要些槍支彈藥。

看來你們的戰士不能少一個,槍不能少一支,子彈不能少一粒。」

1949年,周恩來探望病中的馬敘倫,從此,馬敘倫心底認同了中國共產黨,積極投入到工作中。他發現,學生課外活動多,學習負擔重,於是向毛主席匯報了情況。

毛主席指示:「健康第一,營養不足宜酌情增加經費,學習時間宜減少,病人應有特別待遇。」之後,毛主席一直關註學生健康問題。

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再次給馬敘倫發函指示:「各校都應註重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要適當增加經費,學習和開會時間要減少,病人應受到特殊照顧。

」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再次發函,強調「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馬敘倫收到指示後,立即組織相關幹部落實解決。

馬今透過照片、詩集和書法了解了她的祖父馬敘倫,並參加了一些紀念活動,親身體驗了祖父的偉大。在1985年,她陪同父母參加了馬敘倫先生的百年紀念會,2019年,她應全國政協的邀請,參加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大典。

在那天,她作為「致敬方陣」的禮賓人員,參加了群眾遊行觀禮活動。隨著對祖父了解的加深,她對祖父的精神和多黨合作事業有了更深的理解,認為繼承他們的精神和事業是他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她始終牢記祖父的政治囑托:「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