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12月的江西磨盤山根據地，丁山區委書記余明興被帶到一片開闊的樹林中。幾名紅軍戰士舉起了槍，余明興大聲喊道：「你們不能殺我，否則你們會後悔的！」
然而，他的呼喊並未得到回應，他看到的只是一張張冷漠的面孔。余明興感到絕望，他振臂高呼：「共產黨萬歲！」
「紅軍萬歲！」然而，槍聲隨之響起，余明興倒在了戰友的槍口下。看到余明興倒下，一名紅軍幹部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喜悅。
他就是江西弋陽東北的磨盤山紅軍遊擊隊負責人楊文翰，他親手除掉了又一個「叛徒」。
1927年12月，方誌敏在家鄉弋陽、橫峰暴動，開創了贛東北革命根據地。這片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贛東根據地在不懈奮鬥中發展壯大，包括江西省、福建、浙江、安徽50多個縣，擁有100余萬人口。
隨著蘇區的擴大，中共贛東北省委改名為中共閩浙贛省委。1933年12月，方誌敏眾望所歸，擔任閩浙贛省委書記兼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閩浙贛革命根據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六大革命根據地之一，誕生了著名的紅十軍和紅十軍團，受到黨中央高度稱贊。
毛主席稱贊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為「方誌敏式的革命根據地」和「模範的閩浙贛省」。1934年，紅十軍團在方誌敏、劉疇西、曾洪易、粟裕的率領下北上抗日。
在譚家橋鎮烏泥關、白亭、石門崗一帶，紅十軍團與國民黨俞濟時、王耀武部激戰。此戰我軍損失慘重，方誌敏等軍團主要領導被俘、犧牲，一萬多人的紅十軍團，只有粟裕等400余人突出重圍。
1935年2月，劉英、粟裕率領幸存的部隊在浙西南建立了遊擊區。而閩浙贛省委書記關英決定將蘇區的留守部隊以及遊擊隊分散成三部份，前往贛南打遊擊。
關英直接領導紅軍獨立團、直屬遊擊大隊，在弋陽磨盤山、貴溪三縣嶺一帶堅持武裝鬥爭。當時，楊文翰在這支隊伍中擔任閩浙贛革命根據地葛源區委書記。
楊文翰是江西橫峰縣人，1927年入黨，是位有著豐富經驗的老黨員。然而，1936年初，關英因感到勢單力薄，對軍事鬥爭缺乏了解，做出了一個錯誤決定，讓省委機關和獨立團跳出包圍圈，前往婺源的鄣公山一帶開辟根據地。
然而，敵軍的數量是他們的十倍，結果部隊遭受重創，唐在剛軍區司令員陣亡，鄒琦軍區參謀長被俘後被害。關英與部隊失散，只身突出重圍。
此時，紅軍獨立團已經元氣大傷，名存實亡，只剩下零星幾支紅軍遊擊隊各自為戰。關英率領主力突圍時，楊文翰留下來，帶領遊擊隊繼續在原地堅持遊擊戰爭。
楊文翰是一位知識分子，擔任宣傳部部長，然而在形勢危急的時候，他挺身而出，把分散的紅軍重新組織起來，建立了贛東北遊擊大隊，並在磨盤山駐紮，堅持鬥爭。
雖然他並非軍事專家，但他的軍事天賦令人驚訝，他成功地扭轉了局勢，讓遊擊大隊在敵人的封鎖和圍攻中存活下來，並不斷發展壯大。
贛東北遊擊大隊的成功，主要歸功於楊文翰的謹慎決策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他堅持三個開戰原則：只有在絕對準確的情報下才會動手，只有在擁有優勢兵力時才會動手，只打伏擊戰，不打攻堅戰。
贛東北遊擊大隊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卻能迅速壯大，發展成為一支擁有五百多名戰士和四百多條槍的遊擊大隊，這是一個奇跡，充分顯示了楊文翰經得起考驗的戰鬥精神和對黨的無比忠誠。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改編，成為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
北方的紅軍集結在一片區域，即使不在一起，也能透過各種方式保持聯系。整編起來非常方便，但是有一些紅軍同誌存在疑慮，經過宣傳和教育後，他們的疑慮得到了消除。
然而，南方的紅軍在主力紅軍長征後，和黨中央失去了聯系。他們被圍困在大山裏，與外界隔絕，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
因此，南方紅軍遊擊隊接受改編的過程充滿了挑戰和困難，甚至觸目驚心。由於訊息閉塞，他們無法跟上形勢的發展，所以在上級傳達黨的指示精神時，遭到了很大的阻力。
南方各遊擊隊的負責人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會和國民黨合作，也不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何與國民黨合作。從1927年開始，國共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長達十年，雙方有著深深的仇恨。
長期以來，國民黨一直妖魔化紅軍，聲稱要「剿滅紅軍」，甚至對紅軍家屬也下毒手。我們一直認為國民黨是反動派，我們的目標是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我們進行了長期的殘酷鬥爭，難道就這樣算了？
面對國共合作，我們對方誌敏等無數同誌的犧牲深感痛心。國民黨欠下的累累血債，讓我們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南方面隊的改編進展困難重重，許多負責聯絡的同誌甚至遭遇生命危險。
陳毅的事例就是其中的一個。1937年10月下旬，他到中共湘贛臨時省委駐地甘子山遊擊隊根據地傳達上級指示時，竟然被遊擊隊員綁架。
湘贛邊遊擊隊政委譚余保甚至下令對陳毅進行審訊，指控他背離初心，貪圖享受，背叛革命。公審大會上，大家義憤填膺，一致決定判處陳毅死刑。
在危急時刻，陳毅堅持不懈地勸說譚余保，最終使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決定釋放陳毅。與之類似，湘鄂贛軍區紅16師政委明安樓和省蘇維埃部長林海清前往贛北會見當地遊擊隊領導人劉為泗，但被誤認為是「叛徒」，遭到劉為泗的槍殺。
本文的主人公楊文翰顯然比這些人更加固執。他不僅槍殺了自己同誌，而且這種行為不止一次發生。1937年9月，中共南方局接到了關於南方紅軍需要接受改編的通知，他們派遣了皖贛特委的縣委書記李春望同誌前往磨盤山通知楊文翰。
然而，楊文翰完全不相信李春望，他憤怒地指責他是黨的敗類，並立即槍殺了他。
中共南方局的負責人對這一事件感到震驚，但考慮到他們訊息閉塞，思想一時轉不過彎，就沒有對他進行過多的追究。
兩個月後，即1937年11月，南方局又派遣了一位名叫鄒的區委書記來勸說楊文翰下山，但同樣遭到了槍殺。1937年12月，上級黨組織再次派人前去勸說，這次前往的是文章開頭提到的丁山區委書記余明興。
然而，楊文翰依舊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對方是黨的叛徒，是「反革命兩面派」。盡管余明興試圖解釋，但楊文翰仍然堅持將其視為反革命分子，並命令槍決。
余明興在被槍決前高呼：「共產黨萬歲」，這已經足以證明他的忠誠。如果他是叛徒，知道自己難以幸免，還會發出這樣的口號嗎？
然而，楊文翰仍然執迷不悟，堅信自己做得沒錯。這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因為他曾經在國民黨那裏吃過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他對被騙感到害怕。
1937年2月，國民黨曾派人上山，勸說楊文翰接受改編，共同對抗日本侵略者。楊文翰考慮到國難當頭，同意了這個提議，並派出小股部隊下山探查情況。
然而，國民黨軍卻在途中伏擊了這支部隊，幾十位同誌不幸遇難。得知訊息後，楊文翰怒斥國民黨反動派的不講信義和歹毒，他告誡部下要時刻保持警惕，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
不久之後，南方的紅軍大都接受了改編，而楊文翰的贛東北遊擊大隊依然在艱苦抗戰。
國民黨當局對贛東北遊擊大隊繼續進行武裝鬥爭表示強烈不滿，並多次與中國共產黨交涉，指責這支遊擊隊「不顧大局，不理解改弦更張，堅持用武器保衛國家，反而利用機會制造混亂，影響後方」。
國民黨政府認為贛東北遊擊大隊的這種行為破壞了國共合作，而他們卻忽視了自己的行為，曾經以合作的名義誘殺對方，然後又指責對方不知大義，以抗日的名義制造混亂，暴露了國民黨政府的卑鄙嘴臉。
事實上，黨中央也對這種情況感到非常焦慮，希望楊文翰領導的隊伍能夠盡快接受改編。在當前的情況下，接受改編可以顯著提高隊伍的安全性，而不接受改編則將面臨安全威脅，甚至可能被國民黨反動派消滅。
1938年4月，關英，這位曾擔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的原皖浙贛省委書記，帶著新四軍高層的介紹信，第四次踏上了前往磨盤山的路。
此次行動，關英肩負著啃下這塊硬骨頭的重任。由於前三次行動均有所損失，上級對於此次行動十分謹慎，經過慎重考慮後才派關英前去。
在南方紅軍遊擊隊中，楊文翰雖然地位重要，但大多數負責人都是關英的部下。
黨組織認為關英出馬風險不大，但楊文翰被三年遊擊戰磨礪得性格偏激，加之被國民黨反動派欺騙，對人不再信任。
關英接受傳達命令任務後，在路上遇上了認識他的國民縣長。縣長請關英吃飯，還送他一匹馬和精靈。關英還在縣黨部群眾大會上發言，宣傳抗日統一戰線，稱目前國共一家，理應精誠團結。
這幕被遊擊隊內線看見，楊文翰懷疑關英叛變，打算騙他上山審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