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1974年的春天，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前往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
出行當天， 身患膀胱癌的周恩來不顧自己的病體 ，親自率領四千多人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
站在飛機舷梯上揮手致意的鄧小平微笑著， 但面對周恩來總理消瘦的身影，他的內心始終是難以平靜。
在順利完成了出訪任務回國途中，中國代表團需要在法國巴黎轉機。
抵達巴黎的鄧小平卻突然提出來，要去探訪戈德弗魯瓦街17號的一間小旅館。
鄧小平提到的這家小旅館，位於巴黎13區「義大利廣場」附近，這是一棟非常不起眼的小樓裏
這間只有不到十平米的房間，陳設更是十分簡單，二人在這裏就擁有了深厚的友誼。
生死之交難得相聚
上世紀二十年代，戈德弗魯瓦街17號旅館的十六號房間，這裏曾經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的秘密編輯部。
一九二零年，當時只有16歲的鄧小平來到法國開始勤工儉學。
一段時間後，鄧小平在艱苦生活的磨練和進步思想的熏陶下，終於投身革命事業， 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同時結識了比他大六歲的共青團旅歐支部書記周恩來。
當時周恩來是共青團旅歐支部【赤光】雜誌編輯部的主編，鄧小平則負責刻蠟版和油印的工作，包括聶榮臻、李富春、陳毅都曾在這家雜誌社一起工作過。
根據鄧小平的回憶，在戈德弗魯瓦街17號的生活並不好。
吃得不習慣，住得也很擠，大概有半年的時間裏， 他和周恩來同吃同住，兩人之間漸漸有了一些共同習慣，比如愛看足球，愛吃法國的一種小吃，都熱愛自己的工作和信仰......
就這樣，兩人在困境中激發的默契和友誼，在朝夕相處中與日俱增。
但是他們誰都沒法預料到，這筆寶貴的人生財富，將會對他們今後的人生產生巨大的影響。
上海同孚路（原石門一路）的柏德裏700號，有一棟兩樓兩底的石庫門房子，這裏曾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至1928年的聯絡點。
那時周恩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秘書長，主要負責主持中央工作。
鄧小平則是中共中央的秘書長，主要工作是協助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在1927年那段「恐怖」的日子裏，地下工作的危險性讓所有的革命者常常徘徊在生死的邊緣。
在那段時間裏，就發生了一次非常危險的事情，當時中央特科了解到， 上海巡捕房已經知道了周恩來的地址。
抓捕行動即將展開，特科的同誌立刻將這一訊息告訴了周恩來， 在周恩來的統一協調下，聯絡點中所有的同誌都安全撤離，但鄧小平因為外出執行任務，他剛好沒有接到通知。
當時的鄧小平還不知道危險已經距離他很近了，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他敲響了聯絡點的門。
恰好在巡捕房中參與搜查的巡警，有一位是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聽到了敲門聲後立刻喊道： 「稍等，馬上就來開門。」
站在門外的鄧小平聽到了聲音不對，馬上就意識到情況有變，立即翻墻而出。
在那麽嚴重的動亂之下，一批又一批親密的同誌就犧牲在自己身邊時候， 他們才知道「生死之交」就是在一瞬間有人將會失去生命。
也正是因為對周恩來聲音的敏感辨識，讓鄧小平逃過一劫，這種長期以來形成了默契，成為他們總是能化險為夷的重要法寶。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三天，周恩來親筆在一張照片的背面寫下：「送給小平、卓琳同誌留念。」
落款就是：周恩來、鄧穎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延安。
這是一張周恩來和他妻子鄧穎超的合照，他們夫妻倆共同把這張合影送給了鄧小平胡他的妻子卓琳。
在鄧小平書房裏擺放著一張書桌，書桌的抽屜裏面放著一張他自己填寫的履歷。
履歷下面就是那張周恩來、鄧穎超合影的照片。
在一九九七年鄧小平過世以後， 卓琳覺得這張照片非常的珍貴，她就一直把這張照片放在了自己的臥室中。
在新中國成立前十余年的戰爭歲月裏，周恩來和鄧小平各自肩負著重要的使命，奮鬥在不同的戰線上，相隔遙遠。
這一張照片是難得的幾次相聚中，最簡單，也是最深情的禮物。
直到在這張照片送出後的第九個年頭後，周恩來和鄧小平才有了再次並肩工作的機會。
相遇即分離
再次相遇時，是鄧小平剛從西南局第一書記的任上調到中央擔任政務院副總理。
自一九五四年九月，政務院更名為國務院後， 鄧小平一直作為國務院的副總理協助周恩來工作，兩人的默契合作也持續了十多個年頭。
那時候周恩來與鄧小平兩家都住在中南海，距離不遠，關系也十分密切。
因為當時居住在中南海有很多的孩子， 大家看到周恩來和鄧穎超都叫周伯伯和鄧媽媽。
但鄧小平卻跟他的子女們說： 「你們以後見到鄧媽媽要叫姑媽，因為你們的鄧媽媽就像我的姐姐一樣。」
然而，這段美好的時光並沒有一直持續下去，1966年-1976年那個「特殊」的年代到來，打亂了人們正常的工作和平靜的生活。
一九六九年十月，鄧小平胡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一起，被一架專機送往了江西南昌下放勞動。
沒有人知道鄧小平將要在這裏呆多長時間，也不知道他還有沒有機會再為黨工作。
也就在鄧小平下放江西之前， 周恩來特地給江西當地幹部打去電話，讓他們盡可能地對老友一家和未來的生活做一些細致的安排。
畢竟在北方生活的時間長，到南昌以後氣候有不適應，也沒有暖氣，房費也不要收得太高了，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當地政府對鄧小平他們的生活有了一些適當性的照顧。
就這樣，鄧小平一家三口住進了原南昌陸軍步兵學校的「將軍樓」。
這裏，離他和卓琳勞動的拖拉機修配廠只有不到兩公裏的路程， 雖然他們的生活必須受到監管，更不能隨意外出，但基本的生活還是有保障。
當時鄧小平的住所水壓不夠，夏天沒有水， 在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下，當地政府允許鄧小平一個星期去一次江西的濱江賓館洗個澡。
在那種時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安排，都是最溫暖的呵護，陪伴著鄧小平一家默默地度過了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陳毅元帥在北京與世長辭。
一月十日，就在陳毅元帥追悼會召開前數小時，毛澤東主席突然提出前往參加陳毅元帥的追悼會。
在這一次的公開露面中，毛澤東第一次親口提到了鄧小平
當時正在一旁的周恩來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訊息，積極開展工作，開始為鄧小平回到中央工作積極努力。
一九七三年二月，鄧小平在江西下放三年後，終於毛澤東主席的批示下回到了北京。
而回京後，第一位來看望他們的老友便是周恩來夫人鄧穎超。
鄧小平夫婦就在屋子外車到了以後，一同將鄧穎超扶著慢慢下來。
一塊兒進入到屋子裏面，鄧穎超的就先問鄧小平的孩子們： 「你們都怎麽樣啊」 ，因為她對鄧小平家每一個孩子都非常的熟悉。
所有人坐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樣見到了久別重逢的親人。
剛剛從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中走出來的鄧小平，這才從鄧穎超口中得知周恩來的病情， 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來被診斷患上了膀胱癌。
當時的鄧小平特別的傷心， 因為這麽多年以來，周恩來像兄長一樣地照顧自己，而身體現在卻得了這麽重的病。
卓琳將周伯伯得病的訊息告訴孩子們以後，所有人眼中都含著淚水，但是不敢流下來，怕鄧媽媽看到。
周恩來終於住進了醫院，醫生們其實老早就催著要他早些住院治療，但周恩來說： 「我一定要等小平同誌回來再住院。」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 【關於恢復鄧小平同誌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發至全黨全軍全國。
在周恩來的大力推動下，鄧小平再次進入中央為黨工作的事情終於塵埃落定。
在這件大事得以確定以後，心力交瘁的周恩來終於松了一口氣。
以工作勤奮著稱的周恩來，終於可以暫時放下肩上的擔子，稍作休息。
一個月後，在北京玉泉山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見到了鄧小平、卓琳夫婦，並且一塊吃了一頓晚餐。
那頓晚餐的氣氛，談話的內容，今天的我們已無從得知。
只是鄧小平在多年後回憶此事時他只說了一句： 「我們去看了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
然而「相對無言」，並不影響這對老友之間的默契合作， 在未來的日子裏，他們並肩奮鬥，又給困難中前進的共和國帶來新氣象。
四月十二日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宴會，熱烈歡迎施亞努親王和他的夫人，從柬埔寨解放區到達北京。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1973年4月13日，鄧小平出現在歡迎施亞努親王一行的宴會上，這是鄧小平自1967年離開政治舞台後的首次亮相，引發了世界的關註。
同年12月22日，周恩來親筆起草的通知： 「鄧小平任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軍委領導工作。」
一九七四年初，周恩來與鄧小平密切合作，共同處理外交問題， 四月份鄧小平前往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並代表中國進行發言發言。
四月十九日鄧小平從聯合國歸來，在他踏出機艙門的那一刻， 他見到的還是他離開時的情景，來迎接他的仍舊是老友周恩來，那瘦弱卻堅挺的身影。
這一刻，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一切信任和囑托都在不言中。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鄧小平從聯合國回來沒有多久， 周恩來再次住院接受手術，從此不再會見外賓，而代替他履行這項職責的就是鄧小平。
一九七五年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將於一月十三日召開，這是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第一次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周恩來將在會議中宣讀政府工作報告，但此時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已經無法勝任任何長時間的工作。
主持起草報告的責任，很自然地落在了鄧小平的肩上。
考慮到周恩來的身體狀況，為了不使總理過度疲勞，鄧小平叮囑起草人，講稿必須要短，三到五千字為宜。
第一稿出來字數長了， 鄧小平親自負責找人進行逐條壓縮，最終壓到五千字以內， 篇幅遠遠少於以往歷屆的政治報告。
然而繼續如此，要當眾宣讀數千字的文章， 對於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的周恩來說，依舊感到不輕松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晚八時，人民大會堂大廳裏燈火輝煌，莊嚴肅穆。
步入會場的周恩來消瘦疲憊，在兩千八百六十四名代表的矚目下， 周恩來以人們熟悉的蘇北口音，堅定而清晰的開始了他人生中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
周恩來用明顯虛弱但陽剛的聲音講道：
「現在做政府工作報告，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人民奮發圖強，克服種種艱難險阻，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強國......」
在人大會議結束後的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 周恩來向中央提出了一項重大建議,他建議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由鄧小平全面負責。
剛剛工作僅一年多，鄧小平就被賦予了黨政軍大權，並大張旗鼓地開展整頓。
面對這樣的情形，「那些人」在惱怒恐慌之余，開始不斷尋找並利用一切機會，企圖阻礙鄧小平的正常工作。
三次「打倒」，陪老友
因為「恐怖」勢力還在，他們和鄧小平之間還是會有很激烈的鬥爭。
有時回到家中的鄧小平，看得出來這一段他的情緒是比較沈重的，坐在那裏閉著眼睛開始冥想。
然而就算壓力再大，工作再忙，鄧小平也會抽出空來陪著鄧穎超一起，同周恩來的主治醫生定期開會，研究治療方案。
隨著周恩來的病情越來越嚴重，鄧小平緊急奔赴醫院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有時甚至是在半夜，只要電話一響，他就會立即感到周恩來的病榻前。
一九七五年的九月一天，周恩來的病情再次惡化，這一次急促的腳步聲再次打破了三零五醫院走廊的寧靜。
周恩來急需進行一次大型手術，鄧穎超、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都在醫院守候，這其中還有張春橋。
就在手術平車將要到達手術室門口的時候，周恩來總理突然問道：「小平同誌在麽？」
鄧小平立刻就走過來，俯臥在老友的頭旁邊， 周恩來緊緊捂著鄧小平的手，情緒頓時變得激動起來，聲音也揚的很高說：「這過去一年多的工作裏，事實證明你比我強的多！」
多年以後，當鄧小平再次回憶起那時的情景時，曾對女兒說： 「總理講的是心裏話，也是說給張春橋他們聽的！」
病榻上的周恩來用自己的方式，堅定地表達了自己對鄧小平的絕對支持。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永遠停止了呼吸。
在那場舉國哀痛的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向五千多名與會者宣讀了悼詞。
性格剛毅的鄧小平，在一生中即使徘徊於生死邊緣，也不會掉淚的他，在讀到「我們的總理」時，聲音哽咽了。
還是那熟悉的四川口音 ：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時五十七分，周恩來同誌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為失掉了我們的總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一九八零年的八月，鄧小平的接受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訪中，曾這樣談起過周恩來。
他說：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
鄧小平胡周恩來倆個人， 從二十年代初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兩個人是心心相印。
兩位傳奇人物共同的奮鬥，風風雨雨將近六十年的時間，一塊兒並肩戰鬥在一起，這在政治家、領導人當中是一個傳奇故事。
周恩來去世後，按照他的遺囑，將骨灰灑向了祖國的山川大海。
無獨有偶，鄧小平對自己百年後的歸宿也做了相同的選擇。
周恩來與鄧小平，這兩個為了黨和國家事業奉獻了畢生所有的革命者，最終在大海中得以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