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解讀前先說個段子。古代中國的某地鼠患泛濫，當地人睡覺都會被老鼠的叫聲吵醒。這事越傳越遠，一直傳到了西方。西方人腦子活啊，有個西方人立刻變賣家產，把錢全部買了捕鼠裝置，遠渡重洋趕到某地準備大賺特賺。可萬萬沒想到他居然賠了個血本無歸。
這當然不是因為外國機器捕不了中國老鼠，關鍵之處在於這個西方人沒搞明白在中國做生意的邏輯。就說捕鼠這事，其實裝置好不好、技術高不高一點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官府給不給你開授權證。這個西方人就是因為沒有授權證，拿不到「捕鼠權」，才落得悲慘下場的。
創作這個段子的是西方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雖然段子聽起來諷刺滿滿，但確實講出了中國古代工商業所獨有的特點。我們都知道工商業的興起是因為城市的出現，而根據【左傳】的記載，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有了幾百個城市。再說到城市的規模，可以看看南宋初年金兀術南下時的蘇州——當時因為戰爭死了50萬人，足可見城市的規模之大。有如此先天條件的中國，卻在近代成了一個工商業落後的國家，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工商業發展的基礎是技術革新，所以當技術不再是參與行業的必要條件時，行業水平必然會出現停滯。雖然中國工商業在很早之前就起步了，但卻一直難以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正是因此，中國工商業在近代被西方反超了。而這本【浩蕩兩千年】正是要探究：在曾經那浩蕩的兩千年裏，中國工商業有著怎樣的起落興衰及其原因。
作者吳曉波是位著名的財經作家，如果你經常關註財經節目，那麽對他一定很熟悉。他撰寫過很多暢銷的財經類書籍，【浩蕩兩千年】也是其中之一。
【浩蕩兩千年】與吳曉波之前寫過的【跌宕一百年】和【激蕩三十年】合稱為「企業史三部曲」，講述了中國商業從先秦時代到21世紀的浩瀚過往。雖然【浩蕩兩千年】所述內容的時間起始點要遠遠早於另外兩本書，但在作者的創作順序上卻是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作為一名商業史研究者，吳曉波一直在探尋中國商業獨有特質的形成原因，所以從這種由近及遠的創作順序中，我們可以試著去窺探他創作的意圖。很明顯，他認為答案就藏在時光遙遠的另一頭。
除了創作順序，還有一點很值得我們註意，就是這本書的時間跨度如書名所述，超過了兩千年。而三部曲中的另外兩本，時間跨度加在一起也僅有130年而已，但本書卻是三本書中字數最少的一本。而這，並不是作者在敷衍。正如剛剛所講，他的意圖是在如此浩瀚的時間流中探尋答案，所以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可能並不是最好的方式方法，反套路地予以更宏大的視角，或許更容易抓住問題的本質和答案的脈絡。
接下來，我們就透過兩部份內容來看看吳曉波找到了怎樣的答案。首先，古代中國政府真的不重視商業嗎？其次，中國工商業盛極而衰的時間點在哪，又是如何發生的？
好，這就先來說說：古代中國政府到底重不重視商業。
本書是從東周說起的。那是個諸侯亂鬥的時代，相信你肯定聽說過當時號稱千古一霸的齊桓公。齊國是春秋時代第一個崛起的諸侯國，而它崛起的原因就是率先註意到了工商業的優勢。當時其他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還是農業，而齊國政府卻把海鹽和鐵礦給壟斷了。
以海鹽為例，齊國政府憑借權力獲得了定價權、統一收購權和專賣權。就是說不論誰采到鹽，都得按規定價格賣給政府，再由政府統一在國內外銷售。而按照銷量，政府每年由賣鹽所得的利潤要比從農業稅上獲得的收入多一倍。更重要的是，農業稅是很敏感的稅目，政府若是輕易調高稅收很容易引起民眾的反感。但從壟斷商品的定價上獲得同樣甚至更多的錢，百姓們卻會忽略不計。
齊國的招式顯然很好用，所以才會被之後歷代政府效仿。比如從漢代開始，政府壟斷的計畫又多了釀酒業和物流業。雖然這兩項都不是資源型產業，但對於已經完成中央集權的政府來講，壟斷的難度並不大。等到了唐代，在鹽鐵酒之後，茶的經營也被政府壟斷，成為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
再之後的宋元明清就更不用說了，政府的壟斷之手一直在不停地擴張，從未有過收斂的跡象。所以可見，古代政府其實很清楚工商業的重要性，也從未忽視過。那些認為中國古代政府「不重商」的說法，簡直是無稽之談。
但生意這種事做爛了沒得說，可要是做得好，那一定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復雜。古代政府沒有現代通訊技術，更沒有高效的管理模式。所以當工商市場不斷壯大時，古代政府是怎樣應對的呢？這就是第二部份要說的內容：中國工商業盛極而衰的時間點在哪，又是如何發生的。
在人們印象中，宋朝在歷代政府中是數一數二的弱，這當然是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去看。但如果換到經濟視角，那可就不一樣了——有研究表明，宋朝的GDP就占了當時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這大多是工商業的功勞，以礦業為例，在當時的冶鐵中心——徐州，冶煉從業者就多達五六千人，而在各大礦區的采礦者人數更是以10萬計。
宋朝的工商業之所以能如此繁榮，主要是因為「官商勾結」開始了。「官商勾結」當然是加了引號的，不過事實倒也差不多。
當時政府依然壟斷著暴利行業，但經營模式有了創新，開始搞權力放租了。當時有兩種尋租方法，分別是「鈔引」和「買撲」。「鈔引」是用錢向政府購買特許經營授權；而「買撲」，則是按照給予政府回扣的多少進行招投標，中標者可承包某一地區的某種壟斷行業的經營權。這樣一來，政府就省去了管理市場的損耗，躺著就能賺錢了。
這種事一經推出，就沒法遏制了。到了明代，居然連皇上都開始做生意了。第一個幹這事的是正德皇帝，他在多地開設店鋪，並派太監擔任店長，強買強賣嚴重擾亂市場秩序。而特許經營這類權力的放租，也不再使用招投標的形式。從明朝幾大著名商幫的崛起就看得出來，政商關系已經纏結到難分彼此的地步。我們就以晉商的代表——王、張兩家為例：王家因歷任刑兵兩部尚書的王崇古，而控制了河東鹽場；張家則倚靠曾官至內閣首輔的張四維，拿下了長蘆鹽場。
等再到清代，工商業就徹底淪為權力的附庸了。比如靠兩淮鹽場發跡的徽商群體，在乾隆年間就被皇上「勒索」過927萬兩白銀。單聽這數位，大家可能沒什麽概念，這樣說吧，當時的六品官相當於現在的局級幹部，年薪也不過45兩白銀而已。
只有依靠權力才能大把賺錢，而且賺了錢還可能被政府盤剝，在這種大環境下，恐怕任何商人都不會勞心費力地去嘗試產業升級。所以當工業革命在西方發生，中國就徹底被歐洲諸國反超了。不論是火車、電報，還是大型馬達械，對於19世紀中期的中國人而言都是超乎想象的。而這所帶來的結果，就是國門被擊開了血腥的大洞。
說到這裏，這本書的內容我們已經了解得差不多了，下面我來為大家總結一下。
在秦朝完成大一統之前，古代政府就已經發現工商業蘊藏著巨大財富，所以兩千年來，古代政府一直壟斷著各種涉及基礎民生的行業。正是因為權力對工商業無休止的滲透，讓工商業變得畸形——由依靠技術轉向依靠權力，也逐漸喪失了行業發展的內在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