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貴族對喇嘛教的推崇和利用 ——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傳播（2）
楊紹猷
如果說對成吉思汗同喇嘛教的關系還不能作出結論的話，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成吉思汗對待宗教的態度和政策對爾後喇嘛教在蒙古貴族中的傳播有關系。他的政策可以歸納為：<1>利用宗教為自己的政治、軍事服務。<2>容許各種宗教存在，也允許本民族和其它民族自由信教。
成吉思汗本人信仰薩滿教（舊作珊蠻教），並在他統一蒙古各部的過程中，成功地利用了薩滿教，這不僅使他得到了薩滿的有力支持，也容易為篤信薩滿教的蒙古各部接受。他也竭力收羅一些有名望的各種教徒為自己工作，如道教徒丘處機、佛教徒耶律楚材以及伊斯蘭教、基督教的星者等。
成吉思汗並沒有因征伐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或佛教的民族而消滅他們的宗教，「哲別入城，宣布信教自由」。據多桑記載：「成吉思汗命其後裔切勿偏重何種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這對他征服和統治其它民族是有利的，起碼可以減少阻力。
成吉思汗的後人繼承了他的做法，所以當他們發現佛教更能適合他們的政治需要時，便皈依了佛教，「顧佛教長老之自畏吾兒、土番傳布其教於成吉思汗諸宗王營帳者，業已取珊蠻教而代之，緣其知識頗優於珊蠻教也。」
闊端的「秦、鞏」之征，可以說是成吉思汗的事業和政策的繼續，並在蒙藏關系史上和蒙古喇嘛教史上是一個重要事件。1235年，皇子闊端奉窩闊台之命，出征秦、鞏，招降二十余州，進入四川西部。1239年，闊端駐軍於青海地區，設軍帳於涼州城附近。1240年闊端派多達那（【蒙古源流】作道爾達達爾罕）帶兵深入西藏中部，在拉薩東北熱振寺殺戮僧俗數百人，又火燒傑拉康寺。1241年12月窩闊台病殂，蒙古各線戰事因之中頓，多達那也撤出西藏。
據【蒙古源流】（漢譯本）記載，窩闊台「歲次戊子（1228年），四十二歲即汗位（【元史】作己醜，即1229年即汗位），欲往請薩斯嘉查克巴嘉木燦，因事耽延。」薩斯嘉查克巴嘉木燦即薩迦第三祖紮巴堅贊（1147-1216年），窩闊台即位時，他已入寂，這和成吉思汗致書已入寂的袞噶寧波一樣，並不符實。但據【黃金史】、【黃冊】都說到，窩闊台患足疾，遣使招請薩迦班智達。由此說明正是窩闊台打算和西藏喇嘛發生關系，闊端是執行其父之命，也說明1240年進兵西藏是在蒙古貴族計劃之中的。
闊端根據多達那所了解到的情況，決定招請薩迦第四祖薩迦班智達（1182-1251年，本名袞噶堅贊，義為慶喜幢，或稱薩迦班禪，簡稱薩班）。1244年（甲辰）闊端派出多達那到西藏招請薩班。同年，薩班63歲，偕同兩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從薩迦動身，1246年（丙午）到達闊端的駐地涼州。當時闊端正去參加推舉長兄貴由為大汗的庫利爾台大會。1247年（丁未）闊端回到涼州與薩班會見。此後，薩班成為闊端的侍僧，在蒙古人中，弘揚佛教。1251年（憲宗蒙哥即位）薩班在涼州東方的幻化寺入寂，年70歲。
闊端和薩班的會見，顯然是出於蒙古貴族政治上的需要，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薩班（約於1247年）從涼州發出的【致蕃人書】中清楚看到：第一，蒙古貴族闊端等人知道喇嘛教在藏族中的地位和影響，於是加以利用，並首先從較有影響的薩迦派入手。闊端對薩班說：「我視汝如頭，其余來附者如足。汝奉我特召而來，其余則皆畏懾來服耳。」
又說：「今我以世人之法為治，汝以佛法護持，……。」第二，西藏承認蒙古貴族對西藏的統治，蒙古貴族也承認薩迦在西藏的地位，並虔信佛法，敬重三寶，支持佛教。闊端對薩班說：「汝其化導土蕃諸眾，聽我政令，我能使之安樂。」
又說：「汝安心布法，我將隨汝所欲。」薩班還從闊端那裏得到旨令：「凡薩迦之金符官，應虛心諮詢諸地方官吏，……各地方諸官吏亦不得自作主張。不請命於薩迦之金符官而妄自行事，即是目無法紀，犯此者難邀寬宥。」第三，西藏地方接受蒙古大汗規定的地方行政制度，包括設官授職，交納貢賦等。闊端說：「已命薩迦之金符官與銀符官任我之達魯花赤。」又說「今即須造冊開列官吏之名，各地俗眾人數，及所應納貢之數目。」
據史料記載，不僅薩迦派和蒙古貴族發生了關系，其它一些教派也曾和蒙古貴族發生過關系，如蔡巴派和忽必烈有過來往。噶瑪派的噶瑪拔希曾在1255年會見了忽必烈，忽必烈想把他留在身邊，但被拒絕。於是噶瑪拔希繼續旅行，於1256年到戴蒙哥的王廷，並在那裏布教，因此在忽必烈繼位後，噶瑪拔希受到冷落，甚至坐過監獄，遭到流放。還有達嚨派也和阿裏不哥發生過關系，帕木竹巴派也和伊兒汗國的旭烈兀發生過關系。
由闊端和薩班建立的蒙藏新關系，即蒙古貴族和喇嘛教在政治上的結合，到了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時期，又進了一步。
八思巴在其伯父薩班死後，仍留在闊端幕下。1251年（憲宗元年），蒙哥登上汗位，派和裏〓進兵西藏。1253年（憲宗三年）忽必烈派人到闊端營地索取薩迦喇嘛，「初世祖居潛邸，聞西國有綽理哲瓦道德，願見之。遂往西涼遣使，請於廓丹大王。王謂使者曰：師已入滅，有侄〓思巴，此雲聖壽，年方十六，深通佛法，請以應命。」綽理哲瓦就是薩班，使者將八思巴召至忽必烈處，成為忽必烈的侍僧。
1260年（中統元年），忽必烈即汗位，尊八思巴為國師。忽必烈本人不僅皈依了佛教，而且將佛教奉之為國教，設立宣政院，管理西藏和全國佛教事務。
1269年（至元六年）元世祖頒布八思巴創造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並封他為「大寶法王」，領天下釋教。忽必烈又在西藏清查戶口，設立行省，八思巴卒後，忽必烈賜號為「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元世祖對喇嘛教的推崇，影響了有元一代的政治，佛教被元朝歷代皇帝尊為國教，享受種種特權，他們來往於各地（包括蒙古），佩驛符，「索民供應」。喇嘛教擁有廣大的寺院和僧徒，如上都開平，忽必烈每年8月28日都到這裏做佛事，居留三個月之久，於是上都的寺院「其大如一小城。每寺之中有僧二千余人」。這就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勢力。帝師之制，為元朝歷代皇帝沿襲。【元史·釋老傳】載，有十二人相嗣為帝師，加上元順帝的兩個帝師，就達十四人之多。元廷是佛教的政治支柱，佛教又成為蒙古貴族的政治工具，「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列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後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敕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
元朝歷代皇帝為了宣揚佛教，競相在全國修建八思巴的塔、殿和寺廟，如至元十九年十二月，「造帝師八合思巴舍利塔」，延祐五年十月「壬辰，建帝師八思巴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延祐七年十一月「丁酉，詔各郡建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還有在至治、泰定年間也下詔各郡縣，為之建廟塑像。
在蒙古地區，廟宇也很多，如上都開平，大的寺院有龍光華嚴寺、大乾元寺、開元寺、八思巴帝師寺等，「其大如一小城」。又如哈剌和林，早在1256年「有各國之偶像祠宇十二所」，這裏的偶像也包括佛教在內。
元朝皇帝們還大量轉譯出版佛教經典，如元世祖「敕鏤板印造帝師八合思八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為了便於喇嘛教在蒙古族中傳播，他們還將佛教經典譯成蒙語，「海山在位時代，……命喇嘛搠思吉斡節兒轉譯大部份佛經為蒙古語。」
由於蒙古貴族的專寵和縱容，上層佛僧專橫跋扈，「怙勢姿睢，日新月盛，氣焰熏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勝言。」勸人行善的佛僧們竟也挖墳掘寶，勒索錢財，收納美姬，奸汙婦女，草菅人命，而元帝竟赦免不問，這些暴行早已引起蒙漢藏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末，喇嘛教也和元朝一樣，陷入危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