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紹興市委遇到了一件讓他們大跌眼鏡的事情。
這一天，紹興市委的工作人員正在整理周總理生平的有關資料，作為周總理的原籍，紹興保留著總理生前的許多資料，總理去世後，因為局勢的動蕩以及各種原因，這些資料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整理。
一直等到周總理去世兩年後，紹興市委才終於騰出手來處理這項工作，然而就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工作人員卻突然發現了一份四十年前的記錄，上面明確的記載了周總理與他兒子的往事。
看到這份記錄，工作人員大吃一驚，因為任誰都知道，總理一生無兒無女，哪裏來的兒子？
抱著一探究竟的態度，紹興市委在多方巡查後，終於找到了記錄上所提到的周總理之子，然而，當工作人員問起這件事情時，對方卻矢口否認，一口咬定紹興市委找錯了人。
直到工作人員再三追問後，這位總理之子才苦笑著承認了身份，講起了這位與自己僅有一面之緣的總理父親。
那麽，此人真的是周總理的兒子嗎？他與總理的一面之緣又是怎麽一回事？
關於周總理與這個兒子的故事，還要從1939年開始講起。
1939年的春天，浙江紹興迎來了一位尊貴的客人。在眾多軍政要員的陪同下，一位風度翩翩、西裝革履的中年人踏進了紹興王家的老宅。
面對著熟悉而又陌生的庭院、還有久別重逢的親人，中年人不由得感慨連連，話也忍不住多了幾分，而這，就是17歲的王戍對這個表伯的第一印象。
對王戍來說，這是表伯第一次踏進他的家門，而對於周總理來說，卻是故地重遊、遊子歸鄉。
這一年，周總理奉黨和中央的命令，來到南方從事革命工作，此時，國共已經開始二度合作，3月，周總理以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來到浙江從事革命工作，作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周總理在工作之余，也順便去看望了家鄉的親人。
在姑父王子余家中，周總理見到了自己的表侄兒，年僅17歲的王戍。此時的王戍正在讀初中，對這個遠道而來，儒雅隨和的表伯，王戍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尤其是一番交流之後，他更是被表伯淵博的學識與不俗的談吐所折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不久之後，周總理就完成了在浙江的任務，即將離開，然而就在臨別之時，小王戍卻嚷嚷開了，原來，他在得知了這個可親可愛的表伯是共產黨員之後，就吵著鬧著要跟著去參加革命工作，到前線打日本人。
看著吵鬧不止的小侄兒，周總理也只得憐愛的說道：「你現在的年齡太小，還是先讀書為好，這次不能帶你一起走。」
聽到表伯這樣說，王戍心裏既失望又難過，眼看著淚水就要止不住的流下來，見到侄兒這樣難過，周總理也有些於心不忍，於是就主動提議道：「王戍，我收你做幹兒子，好不好？」
聽到伯伯這樣說，王戍楞了下一下，反應過後，立刻就擦幹了眼淚，高興的說道：「好！」
說完，王戍就在父親的指引下，恭恭敬敬的給表伯鞠了三躬，鄭重的喊了一聲「幹爹！」
周總理笑容滿面的接受了幹兒子的這一聲稱呼，並高興的為他提了一幅字，寫完之後，又從口袋裏拿出十塊銀元交給兒子，對他說：「記住了，要好好學習，以後可以經常給我寫信！」
捧著幹爹給自己題的字，王戍戀戀不舍的目送著這個爹爹遠去，期待著他們的下一次見面，然而，王戍不會想到，這既是他們此生的第一面，也是今生的最後一面。
在認下了周總理這個幹爹後，王戍時刻都謹記著周爹爹臨走前的教誨，愈發努力的發奮讀書，而另一邊，周總理也沒有忘掉這個兒子。
在離開紹興不久後，周總理又給王戍寄去了一張自己年輕時的軍裝照，還在背後親筆題上了「慕向表侄義兒存念」一行字，並附上了日期，時間是1939年的4月5日。
收到這張照片後，王戍更加的深受鼓舞，心裏也更加的想念幹爹，於是他便準備提筆給遠方的幹爹寫信，可還沒等他想好要寫什麽，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1940年，日軍大兵壓境，浙江多地連連告急，陷入混亂，王家的人為了保護年少的王戍，就把他送到了福建避難，並安排他在銀行裏當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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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的顛沛流離，前途未蔔，王戍也還是沒有忘記幹爹教導他要好好學習的話，在緊張而又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也仍然堅持學習。
在王戍日復一日的學習中，戰士們也在戰場上奮力的拼殺，1945年，在同盟國的節節勝利和中國軍民的萬眾一心之下，中國十四年的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而對於王戍來說，更是如此，因為就在這一年，他透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
考上名校的王戍，第一時間就想將這個好訊息寫信告訴幹爹，但由於多年的戰亂，導致兩人交通斷絕，寄信的渠道也早已斷掉，因此寫信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這樣的境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這一年的10月份，新中國正式成立，周總理也在人民政府中擔任了政務院總理一職。
當王戍從報紙上得知這一訊息時，可以說是既驚訝又喜悅，立刻就提筆寫了一封信，向多年不見的幹爹問好。
當然，在為幹爹高興的同時，王戍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事情，剛剛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的他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毅然加入到了解放軍的南下服務團，跟隨解放軍大部隊到南方工作。
之後，王戍就被分配到了福建下轄的政府工作，很快又作為知識分子被調到了福建高級學校任教。在此期間，王戍曾經給周總理寫過很多信，向他講述自己的各種見聞和所思所想，但奇怪的是，這些信寄出去之後就像石沈大海一樣，了無蹤跡，連一封回信也沒有。
起先，王戍還以為是幹爹的工作太忙，沒時間給自己回信，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就發現了不對勁，自己寄了那麽多封信，總不至於連一封回信，哪怕一個口信也沒有。
面對此種情景，王戍心裏設想了無數種可能，可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就在他為此苦惱不已之時，他的父親王貺甫從北京回來了，不僅如此，他還為兒子帶回來了一個好訊息。
原來，王貺甫前不久剛去了一趟北京開會，見到了周總理，從周總理口中，他得知了王戍寫的信總理不僅都收到了，而且每一份都仔細的通讀過，至於為何不給回信，周總理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那就是怕自己的回信不利於王戍的成長。
聽到父親這樣說，王戍不禁疑惑了起來，長輩給晚輩回信，表達關愛，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怎麽會對成長造成不利影響呢？
實際上，周總理說怕自己回信給王戍造成不利影響，並不是誇大其詞或是敷衍之語，而是吸取過教訓之後的經驗之談。
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當選為了政府院總理，負責全國的政務工作，這個訊息很快隨著報紙廣播傳遍了大江南北，一時之間，周家的一些親戚紛紛找上門來，或是寫信，或是來京，總之，目的只有一個，那要求周總理為他們安排工作。
一開始，周總理還會耐心的勸導他們，一番說教之後，好生將人送回，可隨著登門的人越來越多，提的要求越來越離譜，縱然是性葛文和如周總理，也開始不厭其煩了起來。
有一次，周總理的一位族叔千裏迢迢的來到北京，要求侄兒給他在北京安排個好工作，因為是長輩的緣故，周總理不好發作，只能溫聲細語的勸解道：「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北京不能安排，我們共產黨員不搞舊社會的那一套。」
聽到總理侄兒這樣說，這位族叔不免有些不高興，而周總理為了不讓老人家過於生氣，便自掏腰包的給他買了回程的車票和招待所的餐券，招待他好吃好喝了幾天，才算是將這位族叔送回家去。
當然，除了親自來北京的，還有主動寫信要求的，那段時間，總理的住處每天都能收到從老家寄來的各種信件，和前面一樣，周總理一開始也會一一檢視，有時候還會給予回應，如果有實在不方便的，就會讓妻子鄧穎超代為回信。
但就是這樣的小心謹慎，卻還是讓一些人鉆了空子。
有一次，周總理的一位表妹寫信給他，希望總理表哥能為她找一份好工作，信寄到周總理這裏時，他正忙著開會，無暇顧及此事，於是就讓妻子鄧穎超按自己的意思回信，婉拒了表妹的要求，讓她按照正常就業的流程找工作。
可誰知，這位表妹在收到信後，隔天就拿著信就找到了當地政府，以總理的指示為名發號施令，讓地方政府為她安排工作，當地政府迫於無奈，再加上當時也確實人手緊缺，於是就真的給這位總理表妹安排了一個文教工作。
初次成功讓她嘗到了甜頭，於是，她在之後的工作中便仗著身份，處處顯示出高人一等的模樣，在單位裏耀武揚威，搞得同事關系非常緊張。
領導迫於無奈，只好將其調離，可誰知，不管調了幾個地方，她還是我行我素，絲毫沒有收斂的意思，最後，地方政府實在是忍無可忍，就一紙訴狀告到了周總理那裏。
周總理在得知自己的表妹竟然做出這樣的事情之後，大為震怒，當即就批示當地政府予以開除，並對其進行勞動改造，還登報聲明與她斷絕親戚關系。
事情解決了之後，周總理也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反思，他認為一切都是因為那封信而起，於是便決心再不回任何人的信。
從那之後，凡是從老家親戚那裏寄來的信，周總理都一概不回，即便是像王戍這樣只是單純寫信來慰問的人，周總理也仍舊是堅持原則，不再回信，生怕再被什麽人鉆了空子。
但是，不回信卻不代表周總理對這個兒子不關心，趁著王戍父親王貺甫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周總理專門邀請他到家中來了一趟，向他說明自己的苦衷，讓他向王戍轉告實情，最後還不忘叮囑，任何場合都不要講起與自己的特殊關系，不要炫耀自己。
對於總理父親的囑咐，王戍也是堅守如一，此後余生，都沒有再到北京去，更沒有炫耀自己與周總理的「父子關系」，而是隱姓埋名，像一個普通人一樣過完了一生。
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作為周總理生前唯一認定的幹兒子，王戍悲痛萬分，然而在那個特殊年代，他卻無法到總理的靈前盡一盡孝心，再見幹爹一面。
不過，王戍雖然沒有再見到周總理一面，但他卻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總理生前的囑托和精神，倘若周總理能夠知曉的話，想來也會為這個兒子驕傲的豎起大拇指，贊一句：「王戍，做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