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湯光旭
歷史上，貴州產鹽鮮少，食鹽依賴川滇粵淮等地輸入。清朝時期，清廷推行鹽政改革，川鹽逐漸成為貴州最主要的食鹽供給來源。民國時期，貴州沿襲清朝以來的鹽政管理辦法。1912年至1935年間，貴州政局紛繁復雜，先後經歷了滇系軍閥唐繼堯，舊興義系軍閥劉顯世，新興義系軍閥王文華、盧燾、袁祖銘，桐梓系軍閥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的統治，動蕩政局的影響，導致川鹽入黔鹽政多變，影響了貴州百姓的日常生活。對此，本文透過系統梳理，從而回顧這一段鹽貴食淡的艱苦歲月。
一、短暫的「無限制自由運銷」
清末以來，大鹽商利用各種手段長時期壟斷食鹽運銷，使得貴州零售商及小商販在長期的壓榨和掠奪中苦不堪言。在辛亥革命之際，發起了「打倒官鹽店」運動，結束了光緒三年（1877）以來的「官運商銷」體制，使貴州四岸的鹽務機構及鹽商被迫停業。
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新生的政府將四川鹽運使改為鹽政部，後又改為鹽務局，推行「無限制之自由運銷」的鹽政改革（由於貴州川鹽銷區受四川影響，故隨川省一同調整）。
首先，據鹽商楊仁體【永岸鹽業運銷狀況】載：「取消了引額限制，將官運撤銷，舉凡清時鹽法，稅率一律廢除，改為‘就場征稅，商運商銷’，不論廠區，不分銷岸，任民自由販運。一稅之後，不問所之，無論何廠之鹽，何岸之地，隨地皆可售賣，時稱‘無限制之自由運銷’。」
其次，四川取消過去協餉（稅收富裕的省份撥款協助貧困省份）黔省的制度，黔省恢復自行征收鹽稅，以充軍費。據【川鹽紀要】載：「凡川鹽入黔，則每包重百六十斤，征銀二兩。」
繁忙的鹽運碼頭
隨著鹽法的調整，川鹽入黔的管理機構也發生了改變。如1912年，貴州軍都督政府上台，其政務部財政司下設貴州鹽務總局，負責黔省鹽務。同年10月，貴州鹽務總局改組為貴州鹽務處，隸屬於貴州行政公署。「貴州鹽務處內設總務、統計兩科，並於永、仁、綦、涪四岸及正安州各設川鹽稽查正局一所，專管稽核鹽務稅票事宜」。對於鹽稅的征收，民國初年政府曾設立貴州國稅廳籌備處負責。袁世凱上台後，貴州國稅廳命令：「十一月一日號，準民政長將本省現充經征鹽稅各官吏姓名匯造清冊函送接管……查業處於十一月一號，正式接手鹽務處事宜。」於是1913年11月1日，川鹽入黔鹽務改由貴州國稅廳籌備處負責辦理，並修改了部份章程。
短短兩年川鹽入黔鹽政已數次更叠，同時還存在相當之弊病。如自由運銷制度推行後，廢除了引岸制（引岸指中國歷代官府對商人引鹽行銷的專賣制度。鹽商獨占運鹽引銷區域的專賣制度稱引岸制），將過去引鹽全部改為票鹽（引鹽：即官鹽，以鹽若幹斤為一引，每引納稅若幹，未納稅的為私鹽；票鹽：商販繳納鹽稅發給憑證運銷食鹽），最終鹽商為謀取厚利，囤積居奇，控制食鹽供應量，導致鹽價升高，形成積鹽、積稅，嚴重妨礙了民食。其次，袁世凱上台後妄圖擴充實力，以鹽稅為抵押，向四國銀行團借款。當時四川在鄰省征收重稅，取消了四川協餉黔省制度，這直接導致貴州開征鹽稅，加重了百姓負擔。據【川鹽紀要】載：「四川雖行一稅制度，而鄰省大多數鹽斤，仍不免負重稅之累。」可見，政府鹽稅衰減，鹽稅征收時淡時旺，雖名義上為自由販運，實際上仍是新興鹽商代替舊鹽商下的官商勾結。鹽價沒有改變，缺鹽的問題仍十分嚴重。因此，著名鹽商楊仁體評價當時的鹽政為：「其法雖簡，其弊亦深。」
二、舊鹽法的回歸與公司運鹽下的川鹽入黔
此後，袁世凱妄圖稱帝，為完成他個人稱帝的理想，大舉外債並以鹽稅做抵押。1915年11月北京政府任命晏安瀾前往四川對當地鹽務進行整頓，據【川鹽紀要】載：「川省鹽務，自反正後，漫無紀律，商民交困，國稅大受影響。」其到任後，同樣指出：「以自由販運，稅收時旺時淡，不能保障平衡，撥償外債不便。」遂頒布【公司大綱】，對川鹽區進行調整。
首先，在鹽法上沿襲清朝「官督商銷」的辦法。其次，在黔省恢復了仁懷、涪陵、綦江、敘永四岸，招商辦理，創立鹽運公司以管理水運的相關事務。
當時，晏運使將四川鹽運公司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制鹽公司；第二類為鹽運公司。鹽運公司共計十八家，而川鹽入黔主要由以下四家鹽運公司負責承辦：綦邊鹽運公司、仁邊鹽運公司、涪邊鹽運公司、永邊鹽運公司。而這四家公司主要配運犍為和富榮兩地所產食鹽。
隨著公司組織結構、資本籌集的日趨完善，新制度逐漸實施。當時四川省還對黔省「川鹽四岸」所征鹽稅稅率及所銷鹽引數進行了重新計劃。
黔省所征收鹽稅數額相當高，這顯然與過去川省協餉貴州的情形完全不同。由於貴州鹽稅多為鹽厘（舊時對鹽征收的厘金，清鹹豐三年開始征收，為鹽的附加稅），造成黔省鹽價過高。據【貴州省誌財政誌】載：「1914年，中央命令貴州省鹽務機構取消鹽稅征收，鹽稅征收改歸中央設立之黔岸檀運局負責，中央則給貴州援助。鹽運公司對於四邊銷岸，仍系責成商人按照舊額認銷。」意圖解決貴州鹽價高的問題。而關於貴州的財政收入，袁世凱呈奉財政部核準，「按年由川省撥付八十萬元以資協助」。即使采取協餉，仍不能滿足黔省財政需求，也未能解決鹽價高的問題。最終，鹽稅攤派到食鹽的銷售上導致鹽價過高，百姓淡食。據【鹽行街與貴州鹽務】載：「鬥米斤鹽（一鬥米老秤二十五斤至三十斤換一斤鹽）的高昂鹽價，乃出現於城鎮農村，即在貴陽省城區內，市場上的食鹽零售價亦高達銀五六角一斤，持續經年。」
顯然，鹽運公司的運銷制度是失敗的，原因有幾點：
1.壓榨性質的鹽業制度，並非服務於百姓。因為鹽稅是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故為軍閥所看重。如當時計劃取消黔省征收鹽稅，但卻遭受反對。據【大總統覆核黔省請停鹽款一案】載：「若將黔稅停止，疏於鹽務收入大受影響……請停征黔鹽稅，就國課言之，甚有窒礙者一也。」由於沒有取消黔省征稅制度，導致鹽厘直接攤派給了百姓，使得百姓鹽貴食淡。因此，食鹽仍為軍閥所服務，而非顧及民食。
2.地方軍閥割據戰爭頻繁，兵匪猖獗。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西南地區以雲南軍閥為首，發起了討袁護國運動，而這場戰爭波及西南三省，對當時川鹽入黔產生了一定影響。1916年2月，護國軍攻陷宜賓的足（蕨）溪及牛喜場等地，據鹽商楊仁體【永岸鹽業運銷簡況】一文載：當時護國軍「將永邊公司所運犍鹽67引全行提賣。其到納溪之犍鹽30引又被北洋軍第七師封船將鹽帶引，沿途變價，僅余1180斤。兩筆合計97引，共4850包，重97萬斤，約合銀五萬余元，無從交涉，概作損失。」「。1916年2月初，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在敘永舉兵發動起義，響應護國討袁：「即在永邊鹽運公司提銀款22000兩（約合銀元30800元），銀元52100元。」此後，蔡鍔將軍到達永寧，也向永邊公司提借了相當數量的鹽款銀。當時鹽款受軍閥無序抽用，對貴州造成的影響極大。
3.交通及貿易不暢。戰爭的原因，川黔兩省鹽商及船夫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據【川鹽紀要】載：「夫役船支，一經邊境，多被扣留軍用……運鹽到岸銷售，勢必匯銀回廠購鹽。但兵燹匪患，相因而至，匯兌不通，商人鹽本，中途被劫時有所聞。」
隨著討袁護國運動的爆發，敘永、瀘州、納溪等地護國軍的集結，遂對各運鹽公司展開了剝削，提取大量鹽款以充軍餉，使得四岸運鹽公司損失巨大，加之匪患四起，資本進一步損耗，已達過半。鹽運公司無力經營，於1916年8月宣告結束。隨後，川鹽入黔又逐漸恢復了自由運銷的舊制，仍由四岸十三家私商負責經營。
三、軍閥混戰下川鹽入黔動蕩鹽政的結束
1917年至1924年，鹽運公司結束後，川鹽入黔主要以「有限制的自由運銷」進行營運。由於各岸鹽商財力及人力的不足，各口岸食鹽難以抵達各銷售點，因此，鹽商們決定采取分段經營的辦法管理川鹽入黔。據吳魯欽【解放前貴州運銷川鹽狀況】載：「仁岸由合江到赤水土城為一段；由土城到鴨溪、金沙為一段；由鴨溪、金沙到安順、貴陽為一段。每段組織二三十家，或三四十家不等。其它三岸，亦同樣分段經營。」這種辦法一定程度削弱了黔省鹽商對食鹽的壟斷經營，由於政府在鹽政管理上仍有疏忽，一旦遇上匪患、災荒、戰亂導致鹽運受阻時，各岸鹽商就會采取套購手段，囤積居奇，操控鹽價，使鹽價波動不斷。如「貴陽鹽業市場，即被大商人操縱，買空賣空，投機倒把。倘鹽運窩缺時，曾高到四十余元一包（每包九十六斤），零售價高到每斤五六角」。1917年護法運動爆發，全國再度爆發大規模軍閥混戰。川省決定開征鹽商營業稅，據載稅率為：「每鹽一包征捐2元，後增為3元。先由省財政廳鹽捐局征收，後為節約開支，歸並厘金局兼征。」1920年，四岸鹽商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各口岸鹽商成立鹽幫事務所，選出正副所長主持鹽務。1923年，鹽幫事務所又改組為鹽幫公所，為保護解款，還設立鹽防軍加以維護。
鬥米斤鹽的生活狀況
1926年桐梓系軍閥周西成入主貴州。上台後為鞏固勢力，夢想建立「周家的獨立王國和萬世之功績」。於是擴寬財路，提高鹽稅，故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1.疏通鹽道。首先，肅清常年騷擾鹽岸的土匪，並溝通商旅，促使內外物資得以交流。同時，他還修建公路，發展交通，為此後汽車運鹽奠定了基礎。
2.改革鹽法，推行包稅制。1927年，周西成召集各岸鹽商對貴州鹽政進行改革，決議推行（招商認岸制），恢復四岸認商制度（光緒時期丁寶楨所推行之鹽法），在貴陽設立貴州鹽務總局，由趙文麟擔任局長。同時，為加強川鹽入黔的監管，又在各口岸設立督銷局，負責各岸運銷核定售價等具體事宜，每包給鹽商利潤五角左右。據【解放前貴州運銷川鹽概況】載：「仁岸十家，每月銷鹽二十二載；綦岸八家，每月銷鹽二十載；永岸六家，每月銷鹽十六載；涪岸因土匪尚未肅清，無商承認，暫時擱置。」另設立鹽務統帶部，統領鹽防軍，並將經費、軍餉全部附加於鹽價中。
3.調整鹽稅，提高財政收入。「包稅」制規定：「計黔省仁綦涪永四岸，年共定稅額每年150萬元，所有四岸銷售鹽斤，由認商負責運銷，其他商人不得運黔銷售，其認商運入鹽斤，仍由各厘局按現行稅率代征稅款，年終結算，如有繳稅不足額時，則由認商照數補足。」
仁岸鹽幫公所所長向炳榮
周西成主黔對川鹽入黔有積極影響。其采取「定稅」制，將過去浮動稅收廢除，有利於減輕鹽商負擔，間接降低鹽商對消費者的剝削，以利民食。
1929年黔省戰端再起，李燊夥同滇軍龍雲部進攻貴州，企圖奪取貴州政權，貴州政局再次陷入混亂。好在動亂持續時間較短。1929年5月，鎮寧雞公坡一戰，周西成中彈身亡。後毛光翔率部隊入主黔政，貴州政局穩定下來。毛入主後，對於川鹽入黔鹽政，采取「蕭規曹隨」辦法，在制度上並無改變。
1932年，王家烈接管黔政，此時黔省政局受地方小軍閥劃地割據的影響，川鹽入黔鹽政上又再次發生叠動。首先，侯之擔、蔣在珍、猶國才等人分別獨占赤水、遵義、安順等地，各自為政，常截留稅款。對此，王家烈拒不承認，要求鹽商照補，果鹽商付稅後，轉嫁於消費者，鹽價提高，殃及百姓。其次，在鹽法上，廢除了周、毛時期的認商制度，頒布【貴州鹽務暫行簡章】，采取「自由運銷」制。規定：「鹽商登記營業期限，由政府以布告定之，經登記確定開始營業。」
此後，紅軍長征進入貴州，蔣介石為圍剿紅軍，命中央軍進入貴州，結束了黔省軍閥交替主政的局面。1935年國民政府開始主政貴州，川鹽入黔進入了國民政府采取「統制」鹽政的新階段（「統制」：指全面抗戰時期的戰時經濟政策。對於食鹽則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幹預及管制生產、流通、銷售、分配，從而滿足軍隊與百姓吃鹽的需要。在一段時間內，切實滿足了前線將士吃鹽及後方百姓用鹽的需求，鹽貴食淡的現象有所緩解）。
政權更叠引起的川鹽入黔的動蕩，大鹽商們壟斷，數次引發了貴州百姓反對川鹽加價的群眾運動，百姓鹽貴食淡的這段歷史，值得深入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