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變之前，鹹豐正陷入淒風苦雨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謂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剛剛依靠僧格林沁消除太平軍北伐的威脅，江南江北大營就被人家攻破了，加上湖北、江西也毫無進展，眼看著整個南方戰場千瘡百孔，進入了新一輪的混戰。
大清財政危機
曠日持久的戰爭極大地消耗了帝國的元氣。從太平天國定都南京開始，大清國就已面臨空前的財政危機，國庫用到了空，當年戶部的存銀不足三十萬兩，不要說向前線輸送糧餉，就連京旗的俸餉都發不出來了。
鹹豐遇到了和他曾念叨的那位崇禎皇帝一樣的難題。據說李自成即將兵入北京時，明朝戶部存銀也只剩四十萬兩，僅比鹹豐這裏多十萬兩，根本難以應付戰爭需要。
崇禎被逼得沒法，只好動員皇親國戚和大臣們捐款，但明末的那些貨色正如【金瓶梅】中描寫的西門慶，很多皆為不知理想正義為何物，只知瘋狂撈錢玩女人的庸碌貪腐之輩，國破如此，猶目光短淺到不肯拔出一毛以救天下。
見下面不動彈，崇禎便派司禮監太監去通知國丈周奎，希望他老人家能起點帶頭作用。周奎擁有大量田產房宅，還有私家的歌伎班子，錢是肯定有的。不料奉旨太監苦勸半天，周奎竟然是一個子兒都不肯掏出來，而且還一個勁兒地哭訴，說什麽我哪有錢捐啊，家裏已經窮到只好買發黴的米了。
再勸，周奎仍是不為所動，沒有就是沒有。危難時刻，太監比國丈都具又遠見，此君憤怒地說：「老皇親如此吝嗇，朝廷該何去何從呢？看來大事必不可為。可是替您老想想，即便坐擁萬貫家產，一旦大廈崩塌，還能保得住這一切嗎？」
周奎的女兒周皇後倒是深明大義，但她長居皇宮，一者對父親的實際經濟狀況已然生疏，二者即便知道，也並不能拿老頭子怎樣。左右為難之中，她只好瞞著崇禎，把自己的五千兩積蓄交給周奎，讓他拿去捐款。
周奎下作到連女兒的私房錢都要坑，給他五千兩，只認捐了三千兩，其余兩千兩都給他一個人吞沒了。崇禎一輪勸下來，只募到二十萬兩，都不夠打一場仗的。
北京城陷後，李自成可不像崇禎這麽客氣，他采取刑訊逼供的辦法，從百官手裏一下子搜羅到了多達幾千萬兩的銀子，著實撿了一個大漏子。
周奎可以跟女婿耍無賴，卻沒法跟李自成捉迷藏。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給他上夾棍，周奎哪受得了這個，被逼交出白銀七十萬兩，後起義軍又從他家裏抄出五十多萬兩，合計共百萬兩，此後他便被李自成的另一位大將李巖趕出府第，變得無家可歸。老鐵公雞這下算是爽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歷史一直在不斷重復。當北伐軍接近北京時，鹹豐同樣拿不出這筆軍費。王公大臣們趕快開會集議，按照家產分配捐額，以為皇帝分憂。
輪到戶部尚書孫瑞珍時，大家分攤他捐銀三萬兩，孫尚書臉色都變了，說我跟你們說老實話，我的全部家產合起來，不過七萬兩。三萬兩，差不多是家產的一半了，如果都捐出去，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風了。
清末的人比明末的人要臉。孫瑞珍說得也大抵不差，他長期在京城為官，官是做得很大，但對照曾國藩在京城當侍郎時的境況，他所能撈到的油水實在沒別人想象得那麽足，與崇禎的丈人更是不能相比。可孫瑞珍越是哭窮，眾人越是不依，對立雙方從口角甚至發展到舉拳相向。孫瑞珍被迫脫口而出：「我真不騙你們，若是有半句虛言，便是烏龜王八蛋！」
孫尚書也是堂堂進士出身，儒學之臣，烏龜王八蛋這樣的話都能說出來，是真被逼到無路可走了。
幸好還有個僧格林沁，沒有讓大臣們的募捐打了水漂。孫瑞珍老臉喪盡，見財政這項工作又如此棘手，於是很快就告老還鄉，回家歇著去了。
讓王公大臣們獻愛心畢竟是被逼出來的主意，並非長久之計。明末的時候，崇禎除了動員官員集資外，就是不斷地增加賦稅，以補充軍費所需。百姓不堪其苦，遂按照諧音，把崇禎叫作「重征」。崇禎的措施，鹹豐什麽都可以跟著學，唯獨這一點他卻學不得，因為不加賦稅，乃是清代的祖制。
在歷代皇朝中，清代皇帝是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就勤政而言，這一群體堪為第一。從開國到末代，只要還能讓他處理政事的，無不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除了節假日或患病等特殊情況，幾乎沒有哪一天會輟朝，其敬業程度，可以把明代的「怠政皇帝」「糊塗皇帝」「白癡皇帝」「木匠皇帝」甩幾條街。
就是體恤民生方面，清代也數一數二。清代開國以來，賦稅本來就不高，遇到災年必須減免，甚至每逢節慶大典，皇帝還要把拖欠的賦稅一筆勾銷，算是取悅於老天爺和老百姓。
到康熙和雍正時期，這一做法達到了頂峰。賦稅是田賦和人丁稅的合稱，康熙過六十歲生日時，公布了一項前無古人的旨意，規定今後人丁稅按康熙五十年，也就是1711年的總量算，當年有多少人就按多少人收稅，對今後再出生的人，永不加征。比如，一戶農民家有三口人，後來變成了五口人、七口人乃至更多，但也只按三口人征稅。
雍正比他父親更為激進。執政初期即推行「攤丁入畝」，也就是把人丁稅總額全部攤入田賦中一並征收，實際上完全取消了人丁稅。在田賦方面，同樣宣布「永不加增」，現在稅率多少，將來還是多少。
古代中國是一個重農抑商的農業國家，在厘金出現之前，幾乎沒有商業稅，就是有也很少，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賦稅，人丁稅消失後，就單靠一個田賦。
朝廷每年收到的田賦總是那麽多，所以國庫收入也是固定的，大約為四千萬兩。如果豐年或者太平無事，做皇帝的再節儉精明一點，錢是夠用的，有時還能略有盈余，所謂的「康乾盛世」便是如此，但最高時，戶部存銀也不過七八千萬兩。
這是好的情況，倘若不巧碰到水災、旱災、戰爭這些不可抗力輪著來，就得抓狂了，以至於把老本倒貼進去都不夠。道光和鹹豐的運氣不好，什麽糟心事兒都讓他們給趕上了，道光之所以要那麽刻薄自己，也實在是情非得已。
鹹豐更倒黴，按照清代慣例，新君即位後都要免掉當年未交的賦稅，剛上台的鹹豐自然也不能破例。這麽一免，一大筆可觀收入就沒了，可是緊接著卻是用錢高峰的到來。
退一萬步說，即便可以增加田賦，在造反者已經不絕於途的情況下，亦無異於飲鴆止渴——老百姓本來就生活艱難，你再「重征」，若是短時期內沒法把各路造反的人馬鎮壓下去，火就可能越燃越旺。明末就是這樣，崇禎也實際上是被他自己的「重征」給壓死了。
錢沒法增，便只能減。爆發財政危機的那一年，從文官武將到一般士卒的俸祿餉銀都被先後減了兩成，以後又陸陸續續地扣減，但清代的俸祿餉銀本來就不高，再怎麽扣也得有個限度，你總不能讓大家都赤條條地給朝廷打工吧？
一個錢字，困住了所有人。當曾國藩和胡林翼等人為此抓耳撓腮的時候，他們的皇帝也正四處尋覓著孔方兄的蹤影。
不是沒錢嗎？那就造錢。鹹豐年間的大錢，除了一枚可以當十枚用外，有的還能當百當千。大錢說到底還是金屬，多少得消耗點成本，最劃算的是戶部印制的銀票，上面只要印著面值多少就可以了，印一萬兩就值一萬兩，印一百萬兩就值一百萬兩，印一千萬兩就值一千萬兩。鹹豐開了竅，幹脆發餉銀也用銀票，京兵們收到的兵餉往往都是一半實銀，一半銀票。
這樣的銀票誰要？誰都不肯要！
鹹豐開的不是山西票號，沒有與銀票相匹配的真金白銀，大量印制銀票的行為無異於是在搶錢，民間理所當然地視之如同廢紙一般。官員們領到銀票，不過自認晦氣，也就相當於俸祿又被扣減了，而前線不行，都眼巴巴地等米下鍋呢，你送來一堆廢紙，除了拿來燒火，還能派什麽別的用處？
鹹豐能想的都想了，實在沒轍了，便只好令各省協餉或者自籌。
還好，所謂窮極思變，群眾的智慧總是無窮的。早在曾國藩於江西開辦厘局前，江北大營就已抽厘助餉，接著江南大營設厘局，湖南湖北也概
莫能外，到了後來，幾乎沒有一家不靠著抽商業稅賴以活命了。
這一攤剛剛可以甩手，鹹豐又碰到了另一攤，這次的麻煩不是屋外，而是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