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民黨失去大陸的緣由
民國歷史上有許多耐人尋味者，蔣介石以較少的部隊打敗北京政府完成北伐統一大業，戰後中共軍隊再以較少的部隊打敗武器較精良、人數較多的國民黨軍隊。
如何解釋這些問題？或許有學者會以歷史的必然論來解釋歷史開發中的一些現象，然而是否有一個必然的軌跡可循，其中的因素為何？或有以人民的選擇作為答案。但是，如果不是以後觀之見去觀察歷史，去評論人的選擇，或許說是被選擇，對於如此巨大的改變，總要有一些反思。這些反思可能面臨一些困境，最大者是解釋的紛歧，內憂外患是常被提到的原因。
蔣介石自己也認為是國民黨內部的問題，有些則從國際的觀點認為美國要負責，或有人認為是日本侵略的結果，更有從淪陷的種子的長遠角度去解釋；最大問題是立場與切入點，同情國民黨者與同情共產黨者，對內戰的責任、大陸政權的轉移因素的答案顯然就不同。
孔尚任【桃花扇·哭主】中有一段話：「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剩，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這恨怎平」。再比對蔣介石在日記中的兩段反省：「高級幹部無能無方尚有何望」；「高級將領凡軍長以上者，幾乎多是貪汙怕匪。」 [1]這對於解讀當年國民黨政權的失敗，頗有意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蔣介石的聲望達到頂點，國內各地大肆慶祝，從城市到鄉村，從戰時的首都重慶到中共解放區的延安，人們興高采烈歡欣鼓舞慶祝勝利。慶祝的活動有由黨政機關推動者，亦有民眾自發慶祝者，陪都重慶地區報紙以號外的訊息吸引民眾的關註，一份報紙甚至賣到300元，鞭炮價格漲了好幾倍，市民爭相走告，許多民眾在街上狂叫。上海的餐館掛出「慶祝勝利，八折廉價」的招牌，大賣「勝利套餐」、「勝利餅乾」、「勝利饅頭」等。許多行業紛紛以勝利做廣告，招攬顧客，其中以餐飲的廣告最多，上海的麗園餐館打出「勝利速食」，揚子舞廳以「慶祝勝利、世界和平、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茶資一律半價」，金安百貨公司以「慶祝勝利降價四折」。[2]
9月9日，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正式舉行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何應欽代表中國接受日本岡村寧次的降書。蔣介石將勝利歸於國民黨的努力。蔣在國內的權力與威望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達到頂點。
國際方面，自開羅會議以後，中國成為世界四強，蔣與羅斯福、丘吉爾、史達林並列為全世界最重要領導者，戰後蔣負責中國戰區包括越南北部的受降工作，美國以美軍及美援支持進行接收工作，日本的投降亦以國民政府為物件。
蔣雖然不滿意美國的安排並沒有事先與其洽商，但大抵而言，美國希望中國建立一個以國民黨為中心的聯合政府，因此積極協助國府進行接收與遣俘的工作。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後，蘇聯希望繼續與國民政府談判東北經濟合作問題，希望國共能合作，章百家認為中共同意參加重慶談判是因為史達林的壓力。[3]蔣觀察到蘇聯的對華企圖，認為如果國府依賴美國，蘇聯將會不擇手段破壞中國的建設，甚至制造中國的分裂。如果用武力壓制中共，則蘇聯必支持中共。因此，他在戰後之初，曾經主張對內、對外用政治與外交方法求得諒解與解決。
整體而言，蔣如能善用日本投降後的局勢，應大有可為。然何以短短四年中，他不但被逼下野，而且也失去大陸統治權，從「偉大的領袖」到「人民的公敵」， [4]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積極想尋找的答案。
我們先從領導者的特質來做觀察。
作為領導者，蔣介石有許多正面的特質：其一，為人勤儉、不貪汙，雖有人將蔣歸為四大家族之首，其中含有許多負面的指責，但是，蔣對財務問題的處理，基本是出於維持其政權，而不只是為其個人的考慮，只是蔣個人的不貪汙不能像曾國藩所說的「風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之所向」，他不能嚴格國民黨的紀律，國民黨不少官員仍然被認為是貪腐成風。其二，堅持民族主義，雖然有人批判蔣不抗日，但蔣還是能堅持民族主義，對日本侵略深惡痛絕，有抗日的決心，只是因準備不足和內外紛亂而暫時容忍妥協。蔣深知國際局勢的重要，在日記中不止一次強調：「中國外交政策惟求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成。」但他也常抱怨美國幹預中國內政，對美國的做法也有抵制。其三，有堅毅的性格，大部份的時間在籌謀國事，雖經歷不同的挫敗而都能堅持。蔣有信仰，面對各種變局，心情孤寂中能保持平靜。他自幼在孤兒寡母的環境中成長，受到許多不平等的對待，在政治上也經歷過三次被逼下野的窘境，然雖遇挫折，卻能從自省中再出發。其四，大量閱讀各種書籍，汲取精神營養。蔣的閱讀從傳統經典到實用哲學，東西兼具，古今兼備，甚至為研究黑格爾哲學的精神而失眠，對於中共整風檔亦極感興趣，善於運用這些書籍教化黨政軍要員，以達到「立言」的目標。
當然，蔣介石的性格中也有不少負面因素。蔣看重上層領導，不善於利用群眾，甚至厭惡群眾，有意強調自己超脫於群眾，保有統治者的權威，因此不能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發動群眾支持其統治。從社會的觀點言，蔣是一位保守派，雖有反省的習慣，卻又不能即時改進，一犯再犯，常立誌，又無法達成其誌願。對於施政，蔣及國民黨雖有檢討，但往往流於形式，蔣日記中一再出現關於同樣錯誤的檢討文字。而且，蔣重視用嫡系與鄉黨，其重用的軍政要員幾乎都與黃埔軍校有關，另外其要員中浙江籍者甚多，許多侍從人員也是浙江籍，這與蔣重視的忠誠有關。
當然，僅從上述的個性因素，似乎很難看出蔣介石成敗的關鍵性原因。陳立夫認為：「抗戰勝利後，我們每一步棋都走錯了，檢討起來能怪誰？每樁大事都是總裁或最高國防委員會最後決定的。現在回憶這些痛苦的經過，太難說了，誰該負責？當然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總裁一個人。」 [5] 蔣有機會成為戰後中國走向世界的領導者，最後卻失去機會。蔣對失去大陸亦頗為自責，亟思反省，從1949年6月蔣在台北出席東南區軍事會議，講「本黨革命的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系」起，至1952年10月，向國民黨七大做政治報告止，三年多的時間，他在相關場合的演講中，直接或間接檢討1949年失敗原因，至少有30篇，約占同時期演講總數的27%。 [6] 其檢討大多與演講的場合及物件有關，如在政工會議上，強調組織訓練和宣傳比不上中共，在陸海空軍通訊參謀人員訓練班上，強調通訊人員沒有良好的技術，不明白自己的責任，是「剿共」戰事失敗重大的原因。其中有些切中時弊，有些則過於空洞。
總略而論，國共爭奪的轉折點在戰後，此處僅羅列戰後導致蔣失敗的若幹重要原因如下。
過於依賴美國
美國是戰後的強國，在遣返日俘依賴美國的輪船、運兵至接收地點、處理戰敗國家的問題等方面，國民政府須仰仗美國的支持，這些是可以理解的，但太依賴美援，則值得檢討。宋美齡對蔣介石對美的低聲下氣亦頗不以為然，蔣卻無奈地表示：「妻言：對人下氣吞聲，低頭笑臉之苦痛，誰知吾人今日之處境，拯救如此大國豈能如想象之易者。若吾人不負十字架則如何達成革命保種救人救世之任務乎。」 [7]表明其依賴美國有現實的需要。為何蔣在戰後需要美國的強力支持，一是美國為二戰後世界的主導國；二是戰後中國百廢待舉，經濟困窘，特別需要美國經濟的協助；三是戰後中國復員工作亟須仰仗美國。
然美國政府對於援華問題，內部因派別分歧而無明朗決策，此種分歧在政治上為民主黨與共和黨之爭，在軍事上為歐洲派（馬歇爾G.C.Marshall、艾森豪D.D.Eisenhower）與遠東派（麥克亞瑟Douglas MacArthur、魏德邁A. C.Wedemeyer）之爭。蔣了解美國內部的意見紛歧，但他判斷美國不會改變對華援助的政策。
美國的對華態度，一方面要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的遠東秩序，希望中國不再發生內戰，支持建立一個以國民黨為首的聯合政府；另一方面要避免蘇聯主導中國政局。美援是美國幹預外國事務的後盾，但在美國內部對於如何處理對華關系也有許多矛盾，魏德邁在1945年11月10日由美返華向蔣報告說，杜魯門總統雖然支持他，但參謀首長聯席會則不完全贊成，並強調美國軍隊不會介入中國的鬩墻之爭。
國民黨在內戰中失利，許多人將之歸咎於美國，然而蔣介石的重要幕僚董顯光則認為是全盤的問題，不是個別單獨的因素所致。但是，魏德邁在參加美國外交委員會聽證會時，直接提到美國應為失去中國負最大的責任。
如同余英時對費正清的評論：「費正清有關中美關系的各種言論，隱藏著二個絕對不變的一貫原則，第一是美國的利益，第二是現實主義」。 [8] 其實這正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考慮，這種矛盾表現在實際行動上，則是一方面發表聲明支持國民政府，另一方面逐步縮減及撤離美國在華的駐軍。由於美國的政策，使國民黨軍隊的武器補給大受影響，對於其信心的打擊則更大。美國從過度參與對華事務到逐步放棄對蔣支助，梁敬錞以「壓」、「拖」、「棄」、「斷」四個階段來形容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釋出對華白皮書，將對付共產黨戰略上的失敗，歸咎於蔣政權的基本弱點。此舉無異表示美國放棄對蔣政權的援助，這對於國共勢力的消長自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蔣介石處理中共問題，曾經希望依靠美國的調停。如果真由美國完全做主，中國內部可能會形成聯合政府，但蔣對美國的妥協都是有條件的，蔣不願意組織聯合政府，只得虛應行事，如此一來，反而失去獨立處理國內外事務的先機，是其失敗的最大原因之一。青年黨人張潤蒼（夢九）於1950年6月6日致函蔣介石，認為抗戰勝利以來，中國朝野過於重視美國外交，而忽視日本問題，實為失敗的原因。 [9]
國共內戰之初，因為接受美國的調停，影響到國民黨軍隊士氣，而蔣介石則礙於國際情勢，不得不暫取委曲求全的態度，戰略方面因此受到美國的影響。而後來國共戰局愈演愈烈之際，東北的戰事關系整個戰局，倘無東北之敗，自無華北的局部和平，徐州會戰也不致全面敗北，或無其後大陸的易手。不過，東北的戰略是因為蔣介石的堅持，還是美國顧問團的意見，人們有不同的看法。美國方面多認為是蔣介石策略的失誤，史學家道克·巴尼指出：蔣不理會最好的軍事勸告，並派遣若幹國民黨最現代化的部隊和裝備至東北，當時共產黨部隊則在那裏控制了大部份鄉村地帶，而且東北與大陸其他地區連線的補給和交通線脆弱不堪。 [10]換言之，蔣介石派軍隊到東北卻受其拖累。而蔣卻認為是受美國的影響，東北失利後，蔣指出：
軍事失敗的近因，乃是由於我們戰略的錯誤，我們政府誤信馬歇爾的調處，將最精良的國軍開到東北，以致內地空虛，各戰場上都感到兵力單薄，戰略上一經犯了錯誤，那在戰術上是無法補救的，何況我們一般將領對於戰術又毫無修養，對於剿匪戰術上又未能深切的研究，如此當然失敗的更快。[11]
其實美國對東北的戰略也非一致，最先魏德邁將軍建議蔣，先鞏固長城以南至長江以北的地區，防守華北的交通線，並提出「撤退東北國軍」的建議。當時在南京的美軍軍事顧問團負責人巴大維（David Barr）亦勸告蔣由東北撤退。馬歇爾為防止蘇聯勢力主導東北，則主張一定要守東北。最後以馬歇爾的意見為主，國民黨軍主力開往東北，然就整個戰局而言，如此做法卻有檢討的空間。蔣囿於配合美國的戰略，失去主動布防的機會。不僅東北如此，在國民黨軍大撤退的過程中，美國的影響大於蔣個人的考量。以青島的撤退為例，本來早在1949年2月，國民黨軍就準備從青島撤退，但美國不贊同，蔣只好妥協，暫不撤退，直到6月才撤退，這也影響到後來上海的撤退行動。過於依賴美國，為其對華政策所累，是蔣最後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處理中共問題失當
蔣介石自「清黨」以後，一直以「剿共」為手段，即使在抗戰期間的聯共，亦是礙於局勢的妥協，並不是真正欲與中共合作抗日。抗戰後期蔣對美國要求其遷就中共，容納中共改組聯合政府主張，深不以為然。即使在美蘇的壓力下與中共接觸，蔣也認為應該變通，並下令各部隊對中共要特別警覺。
蔣介石堅持不接受、不承認中共的態度，戰後更是如此，國民黨在戰後初期以各種方式刻意彰顯其擁有獨尊的法統，並以此將中共貶為國家法統下的地方勢力，以剝奪中共聲稱享有的受降接收權利，[12] 忽略了中共已經擁有百萬正規軍隊及18個解放區的強大實力。因此即使蔣在美蘇的壓力下，不得不邀請毛澤東等來重慶舉行會談，但其談判的原則是「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 [13] 即使簽訂【雙十協定】，蔣也並不滿意，甚至嚴厲批判中共的要求，批評中共無「信義」。 [14]
其後蔣介石雖應全國輿論的要求繼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然國共內戰卻愈演愈烈。雖然在美國協調下有三次停戰協定，但停戰都是為了發動下一次的戰爭。國共不能合作，雙方各有其出發點，但蔣身為執政的領袖，如果認為合作無可避免，則應有最後妥協的合作方案；如認為政府不能容許中共的發展，一開始就要做完全戰爭的打算，而在美國的壓力下妥協，對與中共的戰爭反而不利。蔣最好的選擇，是絕對的戰爭與絕對的和平中選擇其一，而不是在戰後初期的不戰不和。「行政院長」閻錫山於1950年2月6日在聯合擴大總理紀念周做政治報告時，認為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是政略不及中共。蔣雖研讀一些中共內部的文章，早年也讀過共產主義的相關著作，其實他對中共的了解是膚淺的，對戰後中共的實力是漠視的。1945年10月13日，蔣介石下達「剿共」密令，要求各軍努力「進剿」，以完成任務。直到國共內戰後期蔣仍以為可以打敗中共軍隊，1948年元旦文告中還說可以在一到兩年內完成消滅中共的任務。如果這是策略上為激勵人或可解釋，但如果內心自我感覺良好，則是自欺欺人，這使得蔣在對中共的政略與戰略上都與現實有極大的差距。
蔣介石個人的領導風格
梁漱溟說：「我說內戰的主要責任在國民黨，國民黨高位者應當負責，自認失敗，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 [15]黃宇人認為，蔣以個人第一，權力第二，兒子第三，國家第四，其二十年之工作，完全為保持自己的權力。[16]吳國楨直指蔣介石獨裁，並認為即使蔣下野到溪口，雖然沒有名義，實際上仍然是總統。原來的副總統李宗仁曾和廣西另一將軍白崇禧一起逼蔣下台，他是代總統，但蔣仍是國民黨總裁，作為國民黨黨員的李宗仁，依舊要接受蔣的命令，李的內閣也是由蔣任命。至於軍事，李可以向他的部隊下命令，但絕不能命令其他部隊，即使命令，這些部隊的指揮官也會向蔣請示進一步的指令。[17]對於蔣介石的責任，蔣經國曾經為其辯解，認為領袖的政策並沒有錯誤。一個領導者的失敗，有許多內外復雜的因素，但蔣的許多政治決策確實遭到批判。
有關蔣的性格，學者的看法不一。有的認為，蔣介石外表堅毅，性情剛烈，很怕內心空虛，所以身邊總需要好女伴。有的認為，正因為從小缺乏對人的基本信賴，養成蔣成年以後幽暗、多疑、敏感的性格和雪恥情結。9歲喪父以後，沒有父權的壓抑和阻礙，造成了他敢想敢做、不屈不撓的個性。 [18]
然而其性格的養成除家庭、學校教育、同儕之外，環境亦有重要影響，蔣並非無朋友，除小時的玩伴與同學外，留日期間與陳其美、黃郛、戴季陶、張群等交好，但自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之後，軍事方面長時期居於領導地位，與軍事將領之間處於長官與部屬或校長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公誼多於私情。蔣表現出敬重知識分子，也常邀請一些知識分子為其授課，如經濟學等，北伐統一後，有時邀集一些知識分子如胡適、徐復觀等商討問題，他們與蔣還是「君臣」的關系，不是諍友。
蔣介石的主見甚強，要求部屬絕對效忠、服從，自視甚高，具使命感，不信任部屬，有堅持與妥協並存的矛盾性格等。由於受過日本的軍事教育，他要求軍人絕對服從命令，當戰事發生時下令軍隊死守，而當將領不服從導致軍事失敗時，則要求以最高的軍紀進行處理，韓復榘被處死即是其例。由於自視甚高，其戰略不容懷疑，國共內戰時期，蔣對羅澤闿、杜聿明等退守沈陽的戰略深不以為然。衛立煌就指責蔣介石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誰也不能統一指揮。劉斐也認為蔣過於自我中心。
蔣在位時指導戰局，一方面是對自己的自信，另一方面是對其他將領的不信任。蔣下野後依然幹預戰局，自1月21日引退回奉化至4月24日離開，3個月內，幾乎每天都有黨政要員造訪，少則停留一天，多則停留10天，有時最多一天接見9人，以蔣的親信部屬如湯恩伯、吳忠信、張群、陳立夫、王叔銘等較多，其他派系如張治中或西南軍系等甚少到此請益。對此司徒雷登（J.L.Stuart）談道：
在同一時候，住在故鄉的蔣總統有秘書、警衛、長途電話及其他裝置來處理職務，晉見的人絡繹不絕。田園詩似的詞句描寫他如何徜徉山水之間，存取鄉間和善父老，逗著幼孫遊戲，並享受古代式的田園退隱生活。事實上，他正做著軍事及一切其他方面的策略。[19]
蔣介石幹預政軍事務，甚至直接指揮將領作戰。中國古語雲：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蔣未必完全掌握一線作戰的情形，然而卻每一戰場都要督導指揮，前線將領只得改變原有的戰略，不能應變也不敢應變是失敗的主因。負責「剿共」的兩任參謀總長陳誠與顧祝同，只是執行蔣的決策而已。
蔣性格的另一問題是堅持中的妥協。蔣經常堅持自己的意見，如哪些地方要戰哪些地方要守，到最後關頭卻又妥協。如東北戰局漸不利時，蔣有意將主力撤往關內，但馬歇爾不同意，只好妥協，使國民黨軍主力被消滅。抗戰期間有幾個城市到底要不要死守，蔣前後不一致。日本進攻南京時，蔣要求唐生智至少死守三個月，後來見情勢不利，同意唐撤守。雖然同情蔣者認為局勢不同必然要調整，但堅持中的妥協有時對戰局而言是致命傷。
黨政派系紛爭嚴重
國民黨的黨國大佬居正在1950年元旦舉行「開國紀念暨元旦團拜」時說道：「我們過去的一切政治、軍事、經濟的失敗，固由腐化錯誤而成，然最大的失敗，我們應該承認是黨的失敗所致。」 [20]
這方面最明顯的是李宗仁副總統的當選（原規劃為孫科）、立法院院長童冠賢的當選（原規劃為李培基），甚至任命行政院院長都要考慮黨內派系的意見與平衡。
國民黨內派系之爭早在民國初期就存在。國民黨內成員復雜，有著不同的政治主張和利益沖突。[21]
1938年由蔣所主導的三青團，成為國民黨的主要擁護者，卻也形成日後的黨團鬥爭。抗戰後期以蔣介石為中心的國民黨內部秩序逐漸呈現某種脫逸控制的傾向，戰後更為嚴重，陳立夫在國民黨遺失大陸之後成為箭靶，然黨團之爭非陳一個人或是CC系的問題，其中有路線、利益、團體之競逐在內。即使進行整並的革新運動，表面的問題似乎解決，但私底下的派系依然嚴重。這從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就可看出端倪，選舉結果於青年黨、民社黨等第三勢力而言不盡理想，蔣為了達到平衡各黨派的目的，只得要求國民黨當選的代表退讓，這使原本缺乏核心精神、只有個人利益的國民黨當選者頗為不滿，甚至有擡棺抗議者，可知當時事態之嚴重，中央已不能掌控黨員。
此外，在「行憲」後行政院的改組過程中，考慮的人事安排不是適才適所，而是派系的平衡與蔣的意見，如此自無有魄力有擔當的任事者，長期把持黨務的CC系自然成為眾矢之的。國民黨失去大陸與黨內鬥爭有極大的關系。
軍事的失敗
國共自抗戰結束後沖突不斷，1947年馬歇爾調停失敗之後，沖突更加白熱化。1月8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馬歇爾調停任務結束返美，發表【對中國局勢之聲明】，對於國共雙方均感不滿，對蔣的指責尤甚。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宣布結束三人小組與軍事調處執行部，這兩個組織正式解散，在此之前是邊打邊談，從此之後是只打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