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義四台遺址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台蒙古營村南，地屬蒙古高原南部邊緣地帶，面積約15萬平方米。2004年發現，2020-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對遺址開展主動性考古發掘和研究，2023年被納入「考古中國」計畫。
主要發現
目前主要發現了10400-6400年間的文化遺存，遺跡主要為50余座房址（圖1），出土陶、石、骨、貝類遺物1500余件。依據地層、測年、遺存特征將其分為四期：第一期遺存，距今10400-9000年，發現包含舊新過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遺存；第二期遺存，距今7700-7400年，發現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鏟等新石器中期遺存，與一期遺存及周邊考古學文化相比較，呈現出新的文化因素，且農業因素突出；第三期，距今7300-7100年，發現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遺跡、遺物，是內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遺存；第四期，距今6800-6400年，發現以大口尖圜底罐為代表的一些遺存，顯示出與更遠北方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其中，尤其以第一期遺存最為重要，第二期遺存旱作農業因素突出。
圖1 遺址發掘區局部
第一期遺存，距今10400-9000年左右。
發現10余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積7-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長方形，穴壁極不規則。地面皆四周高、中間凹。竈多為偏向房址一側的地面灰燼堆積。柱洞大多圍繞穴壁分布。未發現門道。（圖2、3）
圖2 F10
圖3 F1
還發現雙間排房，西北—東南向，北室與南室透過中部的過道聯通成排，過道底部殘留踩踏面（圖4）。房址內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動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等（圖5、6）；細石器多為錐形細石核、楔形細石核、細石葉，以及楔形石核和預制石核毛坯，工藝成熟，原料多為燧石、瑪瑙等（圖7、8）；磨制石器骨器主要為研磨器、磨盤、棒杵（圖9）；陶器多為殘片，火候低、多夾砂或石英，陶色灰黑或灰褐色，紋飾有戳印的圓圈紋、折線紋、劃紋、網格紋，器形有平底罐、尖底罐、板狀器等。其中，2020F8內出筒形罐陶片為兩段式紋飾，上部飾六圈半圓弧狀戳印紋，下部飾刻劃的菱形網格紋（圖10）。另有較多的骨針、骨錐、骨簪、動物骨骼等。浮選發現蓼屬、藜屬、禾本科、橡子等炭化顆粒及微體遺存。
圖4 F12
圖5 刮削器
圖6 餅形器
圖7 錐狀石核
圖8 石葉
圖9 磨杵與盤
圖10 筒形罐
第二期文化遺存，距今7700-7400年左右。
發現17座半地穴房址，成排分布，面積8-12平方米，平面多為圓角方形和圓角長方形，竈多位於房址中部，柱洞圍繞穴壁分布，個別房址發現東南向短斜坡門道、壁龕和多個竈。五座房址地面發現數量不等人骨。房址地面上多留有陶器、石器、骨器及少量動物骨骼等遺物（圖11）。打制石器主要是石球，有的局部磨光；磨制類石器有磨盤、磨棒、磨杵、有肩石鏟、穿孔餅形器等(圖12、13）。陶器主要是素面夾砂小平底筒形罐、大口筒形罐（圖14、15）。骨角貝玉器除了常見的骨針、骨錐、角錐外，還有單刃和雙刃嵌石葉骨刀、有孔發聲器等（圖16、17），還有一些穿孔貝飾、瑪瑙珠等飾品以及玉玦（圖18、19）。浮選樣品中發現了數量較多的橡子皮殼，並且發現有炭化的粟與黍（圖20）和微體遺存。
圖11 F4
圖12 出土磨盤、磨盤組合
圖13 出土石鏟和肩胛骨
圖14 小平底筒形罐
圖15 大口素面筒形罐
圖16 骨柄石刃刀
圖17 發聲骨器
圖18 項飾
圖19 玉玦
圖20 炭化粟、黍等遺存
第一期文化遺存，美國Beta放射性實驗室對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動物骨骼進行了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25個萬年左右和和15個9000多年的系列測年數據，河北師範大學對典型陶器進行光釋光測年獲得4個萬年左右的數據。浮選的植物目前主要發現蒿屬和藜、禾本、菊科等。花粉組合指示這一時期是稀疏森林—草原植被景觀，氣候溫涼偏幹，食草類動物在周圍活動頻繁。動物骨骼初步鑒定種類有蚌、螺、蛙、魚、雉、鳥、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貓科、黃鼬、獾、梅花鹿、馬鹿、麅子、麂、野馬、野牛、野豬等，犬可能存在家養。第二期文化遺存中浮選出炭化的粟、黍顆粒，還發現馴化的粟、黍澱粉粒。
初步認識
1.構建舊—新石器過渡時期完整證據鏈。 上萬年房址的發現，標誌著人類從流動性生活方式向定居形態轉變，人類生業方式發生重大變革；而且，從房址結構，出土陶器、石器等特征來看，都呈現出了連續發展的過程。房址中發現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錐狀石核、細石葉，完整地展現了一個由楔形石核到錐狀石核一個發展過程，上承距今1.6萬-0.8萬年發現較多的楔形石核、較少錐形石核的於家溝遺址，下啟發現較多錐形石核的黑土坡遺址，成為兩個遺址之間細石器轉變的關鍵一環，而且細石器工業繼承發展自泥河灣盆地一萬余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發展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證據，實作舊—新石器時代無縫連結。
2.建立起燕遼文化區文化譜系。 遺址第一期文化遺存地層關系清晰、測年數據連續，陶器的燒制、石器的壓剝、打制都非常成型，細石器、板狀器、戳印紋的陶片組合，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文化面貌，為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四台文化。陶器戳印的紋飾有的像「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與西遼河流域興隆窪文化，太行山東麓的易水流域的北福地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紋」「窩點紋」等紋飾的源頭之一，這些發現將燕山南北地區、長城沿線、遼西地區聯系起來，可稱之為「燕遼文化區」，為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3.有效推動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研究。 第二期文化遺存中發現炭化的粟與黍顆粒，它是繼東胡林、興隆溝、興隆遺址之後，再次發現粟黍等植物遺存，而且，四台遺址發現大量的石磨盤、磨棒等研磨加工工具和石鏟類翻土類工具，並有石斧等砍伐器具出土，並結合澱粉粒、植矽體等微體遺存等綜合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7400年前後，四台先民栽培農業已經占有一定地位，四台遺址第二期文化遺存為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增添了新的實證，為中國北方地區旱作農業起源研究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4.為生業與環境關系提供範例。 地球在經歷「新仙女木事件」之後，進入了一段溫長的回暖期，根據四台遺址的初步研究結果，遺址在距今11000-8000年左右的全新世早期，植物資源較為匱乏，降雨較少，屬於較為溫涼偏幹的階段，孢粉分析結果顯示此時遺址周邊蒿屬、藜屬的植物所占的比例特別大，同時也分布著少許木本植物，這一時期的人類主要靠采集來的食物維持自己的生存需要。植物考古表明，距今10000前後四台先民主要利用小麥族、橡子、塊根塊莖類、蒿屬、藜屬植物資源。
距今8000-7000年，當時蒙古高原迎來了全新世大暖期，氣候屬於比較暖濕的階段，遺址周邊發育櫟屬等喬木花粉最高，顯示地貌主要為溫暖濕潤的森林—草原所占據，暖濕環境使得粟、黍及其野生近緣種能夠茁壯生長，而竹亞科、蘆葦的發現及湖泊沈積物、孢粉分析，表明遺址周圍有豐富的水域環境，這些都有利於粟類植物的生長，為四台先民馴化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條件，加之前一階段先民對粟類植物的長期采集、利用，已經掌握了關於粟類植物生長所需條件以及生長特點的知識，由此四台人逐步減少對植物采集，進而有意識地開始了對粟類植物大規模的利用及馴化。此時四台先民依然采集小麥族、橡子、塊根塊莖類植物，但馴化粟類植物已經是先民比較重要的食物來源，農業經濟不斷在擠壓采集經濟的占比，但仍然沒有超過采集經濟的比重。
動物考古表明，距今10000年前後，遺址周邊古環境為適宜野生動物生存的稀疏—山地草原環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也表明四台先民的生業模式以狩獵經濟為主，肉食來源主要為野生鹿類、野豬、野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類動物，魚類、鳥類和淡水貝類等也是其補充性肉食資源，到了距今7700-7400年前後，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極少。
這些都表明四台先民采用的是廣譜性生計策略，距今10000年前後以狩獵采集經濟為主，距今7700-7400年依然是狩獵采集經濟，但旱作農業經濟比重大幅上升。這些充分表明環境與人類活動和文明變遷有著密切關系。
5.延伸歷史軸線。 泥河灣盆地建立起了176萬年到1萬年人類歷史文化發展演化序列，尚義四台遺址發現10400-64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遺存，大大地延伸了歷史軸線。遺址萬年前的房址，結構形制統一、明確，且數量多，開中國北方地區定居之先河，將北方地區定居史的軸線延伸至萬年前。而定居是農業的前提，遺址第二期文化時期，粟黍栽培農業占有一定比例，且呈現出隨著時間推移野生性狀粟類澱粉粒在減少，馴化性狀澱粉粒在上升的態勢，進而表明在冀蒙交界地區存在粟類植物起源與馴化的完整過程，從而將北方旱作農業史很可能延伸到萬年前。萬年左右陶器的燒制、石器的壓剝、打制都體現出高超的手工業技術水平。最終這些為中華文明起源奠定了深厚根基。
學術價值與意義
綜上所述，尚義四台遺址10000年前後房址的發現，體現出了穩定的定居方式，是北方地區目前發現最早的定居村落。其文化面貌反映出來的區域特征，突破了以往中國北方區域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將燕山南北、長城沿線和遼西地區聯系起來，形成成一個大的文化區——燕遼文化區（或稱之為北方文化區），填補了燕遼考古文化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是探索中國北方走向農耕定居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格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旱作農業起源的關鍵性發現之一，是中國北方地區萬年文化史的實證，對於探索中華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課題具有重要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