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是張學良夫婦晚年捐資建立起來的，因張學良年邁，整個過程都是由夫人趙一荻主持的、
本質上，張學良建立這個書齋，就是為了處理自己的後事，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把自己的收藏和一部份手稿、電文、回憶錄都放在裏面，其中還包括對西安事變的回憶資料。
不過，時至今日，在絕大多數文章中，人們只關心張學良在「毅荻書齋」收藏的文物，對他的回憶錄等歷史珍貴資料，卻並不怎麽關註。
後來這部份資料公開後，人們註意到，張學良其實晚年談話，語言間似乎是有些天馬行空，想到什麽說什麽，不成系統，更有誇張者認為，張學良是在「東拉西扯」、「胡說八道」，但也有少部份人談到這一點認為：
「張學良口述方式雖然有失科學，但不失藝術；表述雖然有失語言規範，但不失具體生動；觀點雖然有失系統，甚至像火花一樣，一閃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認真研讀，就能發現有條邏輯鏈條貫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後。」
透過整理，張學良口述中，最值得分析的是他對「國民黨為什麽打不過共產黨」的回答。
一
張學良晚年時，曾提到一件往事，就是張治中探望他時，曾偶然提到過，抗戰勝利後，原定是派他去接受東北的，不料後來蔣系內部派系紛爭，改成了陳誠（1947年）。
為此張治中還感慨了一句：
「如果我去，不會落到那樣。」
就從張學良一個簡單的回憶，就能反映出許多問題。
無論是用人問題，亦或是派系鬥爭問題，其實歸根結底都在戰略問題上。
就從東北本身而言，事實上蔣介石的動作並不慢，當時國共雙方都意識到，東北在戰略價值上的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在對待東北上，選人更是慎之又慎，基本上把能調過去的精銳的力量全都調了過去，而且這其中有很大一個比重都是幹部，光是延安就抽調了兩萬多名的幹部隊伍北上。
在這一點上，蔣介石就完全不同了。
事實上，就連李宗仁後來談到這件事，也曾指出一個問題，蔣介石在東北問題上最該用三個人，但他不敢用。
張學良、馬占山、莫德惠
從這一點上也不難看出，蔣介石對東北其實不大「重視」，或者說在當時情形下，他只迷信他強大的軍事力量，而忽略了政治上的考量。
蔣介石對東北，過去一直不大重視，因為東北過去一直不算是他的地盤，哪怕是後來張學良改旗易幟，東北在他眼裏看來，都只是算一個可有可無的地方。
1933年3月，熱河淪陷後，同年4月7日，蔣介石在江西撫州召開的公開會上演講表示：
「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卻沒有多大關系。無論是政治方面，軍事方面，在東三省與熱河過去都沒有在革命勢力之下統治著，革命主義在東北不能宣傳。照這樣說，這回日本占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
即便是後來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開始後，蔣介石發表公開講話，表達抗戰到底的決心，但這其中也不包括收復東北，而是希圖恢復七七事變之前的態勢。
1939年1月26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報告：
「抗戰到底這句話，有很多人發生疑問，究竟戰到什麽時候才算是到底？這問題很嚴重，要研究這問題，如果沒有明白界限，或者以為戰到中國亡了的時候才是到底……我們這次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變，凡是一種戰爭，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隨便瞎撞，會使國家民族自趨滅亡。我們這次抗戰的目的，當然是要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
甚至包括日本投降前夕，蔣介石同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份條約除了遵循雅爾達協定，承認外蒙獨立外，還要承認一點，即東北是蘇聯人的勢力範圍。
也因為這份條約，旅順港口的海軍基地一直是蘇聯租用，而且是基地的海軍工事裝置在當時是無償租借給蘇聯，中長鐵路是中蘇兩國共有，雙方共管，期限為30年。
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蘇重新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才把中長鐵路（建國後改稱長春鐵路，1952年年底移交給中國），旅順港、大連等的主權收回來。
二
蔣介石對於什麽是自己的、什麽是別人的，分的很清楚。
也正因為如此，蔣介石對自己的嫡系和雜牌，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張學良的東北軍。
要知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東北軍不僅不弱於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甚至還略強於，東北軍甚至還有系統完備的空軍、海軍。
哪怕是後來入關，東北淪陷，東北軍仍然有相當的實力（當時東北軍主力已經入關，占據著華北）。
蔣介石當然很忌憚，挖空心思想瓦解東北軍。
從1933年開始，蔣介石就調東北軍去打內戰，先是圍剿鄂豫皖蘇區的紅軍，然後又到西北去，結果紅軍沒有被消滅，東北軍卻被越打越弱。
紅軍很聰明，知道東北軍身負國仇家恨，因此從這方面做統戰工作。
有個趣事，據說紅軍曾在東北軍到過的地方，城門口用白漆刷上「山海關」三個大字，讓東北軍每次出入，一擡頭就能看見這幾個字，從心理上打擊東北軍，讓他們有種如芒在背的感覺，久而久之，東北軍就不願意再打內戰。
張學良自己也很納悶，怎麽東北軍越來越弱了呢？畢竟之前北伐期間，在河南雙方還打的有來有回（1926年），張學良後來弄清楚原因後，心裏也逐漸發生變化。
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東北軍打光了，蔣介石不給補充。
張學良晚年接受采訪，談到1935年末，東北軍兩個師被紅軍打沒了，除了他自己出錢撫恤外，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竟然是一分錢也不掏。
有個營長曾對張學良抱怨說：
「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
東北軍的家鄉是東北，可東北那時已經淪陷，家都沒了，上哪兒去領撫恤。
這件事對張學良的刺激特別大。
更關鍵的是，東北軍部隊打光了，不允許他們隨意招兵，打完了就打完了，蔣介石甚至還下令取消了東北軍三個師的番號，抗戰時期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其中115師、120師、129師都是原來東北軍被打掉的番號。
「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幹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
「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那麽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裏讓胡宗南招兵……親兒子怎麽都行，幹兒子怎麽都不行，那怎麽能行？」
包括張學良在內，幾乎所有「非中央軍」都明白，蔣介石玩兒了一招「借刀殺人」的計策，所以大家打仗自然不願意在賣力。
「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賴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三
有件事讓張學良印象很深刻。
1935年11月1日，張學良出席國民黨中央四屆六中全會，會後所有代表們集合起來在門口照相，本來蔣介石是要和代表們一起照相的，可他有事沒有來，於是眾人就沒再等他。
結果一個刺客冒出來，對著合照的人群打了幾槍，站在人群中間的汪精衛當場身中數槍，倒在血泊中。
讓張學良不能理解的是，槍聲一響，幾乎所有人都四散奔逃，就連負責警衛的人也都是驚慌失措的樣子，還是張學良同人聯手，才制服了刺客。
姑且不論這件事後果如何，至少張學良對在場所有人都很不滿意，他後來回憶稱：
「槍一響，大家都嚇跑了，連警察、警衛，都跑了……那真是醜態百出。那兇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警察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幹嘛？」
更讓人差異的是，警衛們後來封鎖現場，在廁所找到一個嚇得癱倒在地上的人，這個人自稱是與會代表，但卻說自己的代表證被扔到廁所沖走了，他擔心自己代表的身份被刺客發現。
張學良搖頭表示：
「一個黨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國難當頭的年代，豈有不敗之理？！」
張學良據此此事，認定國民黨缺一個「中心思想」：
「國民黨雖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采取各種方法灌輸，但「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
盡管大家都在高唱信仰，但只是停留在口頭，並不去深入貫徹。
「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黨首蔣介石也一樣。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共產黨與國民黨正好相反，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裏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國民黨軍隊 根本沒有什麽國家的思想。」
張學良改旗易幟後，曾親身赴南京出席各種大小會議，對國民黨當局官員精神面貌有一個直觀的感受。
「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後，大失所望……國民政府內部只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
「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大夥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在那兒做打油詩。」什麽「大委員委小委員，中委，執委，監委，委實無聊」，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
「口號喊的震天響，但實際的事一個也做不出」，這是張學良對蔣介石一個最直觀的認識。
也正因為如此，蔣介石養成了一個只信任自我的習慣，對他所有的親信部下，他控制的都很嚴格，張學良後來評價是「寧用奴才，不用人才」，也就是這個道理。
蔣介石盡管也有些好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很難貫徹下去，因為國民黨當局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沒有信仰，只會謀私利，因此他們面對百姓，就只能如封建統治者一樣盤剝。
張學良稱：國民黨在大陸時，把大陸看成征服地一樣，沒有想到這是自己的國家。
「那時政府真叫不講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麽能把人民當成俘虜看待呢？你是中國軍隊，怎麽能那樣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著老百姓上山當共產黨嗎？」
張學良後來評價蔣介石的失敗時這樣說：
「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怎麽丟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