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期是中國最動蕩的歲月，最後的封建王朝被推翻，中國又陷入了軍閥混戰的紛爭中，民生雕敝，苦不堪言。
為了拯救千瘡百孔的國家，無數中國百姓奮起反抗。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湧現出無數女中豪傑，她們為實作驅除外敵、振興中華之宏偉目標，拋頭顱灑熱血，颯爽英姿不輸男兒，楊慶蘭就是其中一位。
1910年，楊慶蘭出生在河南信陽，生逢亂世的她，目睹了這世道的黑暗無情，明白了命如草芥的悲哀，稍大一點，楊慶蘭也接觸到了進步的新思想，一心想參加革命、救亡圖存。
她家裏人把她這些不安分的想法歸結於孩子還小不懂事，為了讓她快點懂事，安分守己地過日子，在她15歲那年，父母為她安排了一樁婚事，對方是原生的殷實人家，小夥子老實本分，父母覺得女兒嫁過去就是掉進了福窩。
可楊慶蘭卻不這麽想，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怎麽可能幸福呢？她跟家裏抗議這樁婚事，可回答都是「別胡鬧，女大當婚」，「結婚從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聽話，乖乖嫁人」。
楊慶蘭對家人的頑固守舊很憤慨，也很無奈，幹脆把心一橫，去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期到來之前離家出走了，她逃婚了。
年少的楊慶蘭靠著僅有的一點盤纏，只身一人從信陽跑到了武漢。
為什麽選擇是去武漢呢？楊慶蘭其實離家前就有所打算，她聽聞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要在武漢開班招生，招收女學生，只要透過考核就可以入學，滿懷向往的楊慶蘭就去了武漢，報考該校的女生隊。
身體素質和文化水平都較好的楊慶蘭，很順利地透過了考試，正式成為了該校女生隊的隊員。
她剪掉了長發，穿上了軍裝，每天嚴格按照教官的要求進行體能訓練，楊慶蘭在女子中算是體格強健、身體素質較好的，但面對嚴苛且大負荷的訓練課程，還是很吃力，但她從不抱怨，也不退縮，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忤逆父母，逃婚離家就是要從戎報國，強健體魄是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再苦再累她都是默默地咬牙堅持。
求學期間，楊慶蘭不僅掌握了作戰的技能，也找到了人生的信仰，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期間，武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就是國共兩黨合作創立，教員中有不少是共產黨人。
在校學習期間，楊慶蘭耳濡目染，對共產主義產生了深刻的向往，她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革命運動，且表現出色，經組織批準，16歲的楊慶蘭正式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楊慶蘭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學業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國共合作就破裂了。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後發動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上海和武漢都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黃埔軍校中共產黨人身份的師生處境變得很危險。
為了對抗反動派的屠殺，挽救革命，中共方面由周恩來領導，準備發動南昌起義，楊慶蘭所在的黨支部領導告訴她們要做好準備，隨時整裝待發。
1927年7月底的時候，楊慶蘭等師生接到上級通知，要他們沿長江而下，加入到南昌起義的隊伍。
可他們才走到半路，就得到了南昌起義的隊伍已經分批南下的訊息，他們只好坐船追趕。
這時候楊慶蘭所在的學員隊伍中，出現了政見分歧，以楊慶蘭等態度積極者為一夥，急切要南下追趕大部隊，繼續革命，還有一撮人對眼前不樂觀的革命形勢灰了心，不知道什麽時候能追上大部隊，追上了能不能勝利也未可知，主張就地解散，各自回家。
兩種聲音僵持不下，以致於他們的船走走停停，行程緩慢，楊慶蘭雖然年少，但投身革命的決心非常堅定，她是鐵了心要跟著共產黨革命到底，直到革命勝利或是生命終結。
看著同伴的動搖、行軍之緩慢，楊慶蘭非常焦急，於是她和幾個有著相同誌向的同伴站了出來，與那些主張就地解散的消極派堅決鬥爭。
她們的決絕、她們的鬥誌最終戰勝了消極派，沒人再敢站出來阻撓隊員們追趕大部隊，她們的船才得以全速前進，最終在江西撫州追上了南下的大部隊。
鬥誌昂揚的楊慶蘭等女學員就這樣加入了南昌起義的隊伍，成了中共第一批女紅軍戰士。
跟上大部隊後，楊慶蘭被分到了賀龍的第20軍第3師，負責宣傳工作。
後因前方戰事吃緊，傷員過多，楊慶蘭就被調去戰地醫院，主要負責從戰場上救護傷員，將他們送回後方醫治，平時也要照顧傷員。
戰場上子彈無眼，護送傷員的路也不好走，楊慶蘭的工作是既危險又辛苦。
那時的楊慶蘭才17歲，不過個子幾乎是女戰士裏最高的，加之長期從事軍事訓練，身材也比一般女子魁梧壯實，幹起活來幹凈利索。
小小年紀的楊慶蘭身上有股子沖勁，在戰場上搶救傷員，她從不懼怕橫飛的子彈。
很多時候，敵人火力太猛，根本沒法上擔架救人，楊慶蘭都是背起受傷的戰友，一路飛奔。子彈在耳邊嗖嗖飛，她都充耳不聞，有那麽幾次，敵人的子彈就從她頭上飛過，把她帽子都打落了，她顧不上害怕，連帽子都來不及撿，就又去背傷員了。
戰事膠著的時候，傷員太多，楊慶蘭每天要背著傷員往返戰場和醫院之間幾十趟，鞋磨爛了，腳磨出血泡都渾然不覺。晚上疼得難以入眠，第二天依舊拼命去搶救傷員。
可她卻從不喊累從不叫苦，她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現獲得了領導和同事的一致肯定，還因此被稱為南昌起義部隊中的「四大女金剛」之一。
1927年8月末，楊慶蘭所在的部隊作為起義軍的先鋒軍進入了江西，剛到會昌就遭到了國民黨錢大鈞部的瘋狂阻擊，我軍戰士英勇應敵。
時為20軍第3師一營長的陳賡，帶領一營的戰士們正面迎敵，一鼓作氣拿下了敵人三個山包。
因為打得太猛了，側翼的部隊沒跟上來，後方的大部隊也沒到，孤軍深入的一營士兵雖然個個驍勇善戰，但面對敵人四個團兵力的圍困還是難以招架，慢慢陷入了劣勢。
在彈藥即將消耗殆盡的時候，陳賡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下令後撤。
營長陳賡直面敵人的槍炮，走在了隊伍的最後方，用血肉之軀掩護同誌們離開。
那時他的左腿上已經被打了好幾槍，血流不止，動彈不得，擔心會有貪財的敵人來翻口袋，陳賡特意脫掉了軍裝，穿著背心大褲衩在地上一躺，因為中槍血流不止，在地上躺著躺著就昏迷了。
如果不是楊慶蘭及時發現他還活著，恐怕陳賡真是兇多吉少了，那天下午，楊慶蘭等人照常在戰場上積極搶治傷員，我軍傷員陸續被送回後方醫治後，打掃戰場的工作也進入了尾聲，救護人員都相繼回去了。
楊慶蘭準備離開的時候，無意間瞥了一眼不遠處的田溝，裏面好像躺著個人，楊慶蘭趕忙跑過去檢視。
是有個人沒錯，那人只穿著背心短褲，傷得很重，滿身血跡，楊慶蘭趕忙拿袖子擦了擦他的臉。
看清楚了模樣，她心下一驚，這人她認得，是第3師6團的1營長陳賡，看著陳賡身上好幾處槍傷，膝蓋骨和腳腕都被打折了，血還在流，小溝裏的水都被染紅了，她似乎都能感覺出陳賡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了，楊慶蘭是片刻都不敢耽誤，背起了陳賡就往山下奔去。
楊慶蘭雖然身體素質不錯，但畢竟是女孩子，已經工作了一天，再背著陳賡這個壯漢下山也真是吃不消，陳賡的情況又很危急，楊慶蘭更是一刻都不敢休息。
腿肚子酸脹她咬牙堅持，腳趾磨出血她不在乎，終於把陳賡送回了戰地醫院，楊慶蘭長呼了一口氣，癱倒在了地上，才發現自己的衣服已經濕透了。
因為楊慶蘭送醫及時，陳賡撿回了一條命，對此，陳賡非常感激，後來他們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重逢了，陳賡還鄭重地向楊慶蘭表達了謝意，稱贊她「一個女孩子真不容易！多了不起啊！」
此後每每有人提及楊慶蘭，陳賡都會豎起大拇指，說這個姑娘了不得。
起義部隊行軍至廣東大埔縣三河壩時，做出了戰略調整，「主力部隊進軍潮州汕頭，打通海上通道；朱德的部隊留在三河壩斷後，掩護主力部隊東進。」
當時，楊慶蘭所屬的第20軍第3師已經劃歸到朱德的麾下，朱德率領留守的戰士們頑強阻擊敵人，雙方激戰了三天三夜，雖然敵軍人數是我軍的數倍，也未能攻破我軍在三河壩的防線，威脅到主力部隊轉移。
三天之後，朱德率領部隊撤出了三河壩，去追趕主力隊伍。可剛走到茂芝的時候，就收到了主力軍作戰失敗的訊息。
顯而易見，朱德手下的這些兵繼續進軍潮汕的話，也有覆滅的危險。
為了保住這些革命的火種，朱德決定放棄潮汕，「隱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
當時國民黨有五個師的兵力集結在茂芝附近，意圖將起義的將士們一網打盡。
朱德的部隊要在他們的眼皮底下隱蔽轉移絕非易事，他們大多是白天隱藏，晚上行軍，走的也都是在群山峻嶺之間的險路，可以說是困難重重、險象環生，戰士們都走得很吃力，女兵們更是力不從心。
考慮到女兵們的安全，也為了部隊的順利轉移，朱德勸楊慶蘭等女兵暫時離隊，去武漢聯系中央軍委，轉移到北方做地下工作。
楊慶蘭等女兵都是在戰場上摸爬滾打過來的，朱老總的良苦用心她們都理解，所以都服從暫時離隊的安排。
考慮到時局不穩，匪患猖獗，女兵們單獨趕路，恐有危險，朱德特意命她們將長發剪掉，全都剪成寸頭，還命人給她們每人準備了一套男式的便裝，讓她們女扮男裝，以保安全。
楊慶蘭等人就這樣離開了起義的隊伍，走了整整一個月，才回到武漢。她們在第一時間與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系，獲取新的任務。
楊慶蘭則被安排到從事情報工作，不久之後隨組織前往上海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楊慶蘭接到了一項艱難又光榮的任務，做周恩來與鄧穎超夫婦的內交通。
所謂的內交通，主要工作有兩項，一是保護周總理夫婦的安全，包括在家裏和外出時的安保警衛工作；二是必要時需單獨外出，完成組織下達的任務。
楊慶蘭是黃埔軍校出身，接受過嚴苛系統的訓練，黨性好，完全能勝任安保警衛工作，她一個女人，跟在總理身邊又不紮眼，可以說這份工作很適合她。
只是搞情報工作，不僅需要喬裝打扮，還得心思細膩，頭腦靈活，應對各種突發情況。這對軍教出身、喜歡直來直去的楊慶蘭是個挑戰。
為了完成組織交代的任務，楊慶蘭開始跟著周恩來、鄧穎超學習特工的必備技能，最基礎的是化妝易裝，因為搞情報工作，她們需要不斷變換身份。
起初楊慶蘭與鄧穎超一起執行任務時，她們的人物關系會是姐妹、姑嫂妯娌、主仆等等，鄧穎超會幫她化妝，教她化妝技巧，愛武裝的女兒家學起紅妝也不難。
因為沒有特殊的人物設定，換換妝容就可以了，楊慶蘭很快就適應了這種工作。
只是，和周總理搭檔的時候就有些困難了，因為他們搭檔時除了扮成兄妹、主仆 等，還會扮夫妻，而且角色多是「豪門闊太」，出入的都是上流社會的交際場，打交道的都是人精。
出身寒微，一向艱苦樸素的楊慶蘭，要準確拿捏闊太的氣質，在一群老狐貍面前不露怯還得不露聲色地完成任務，簡直是難如登天。
為此周總理對她進行了很久的心理建設，鄧穎超還教會她打牌、品酒等名媛必備社交技能，連行走的姿態、舉手投足間的神韻，都細致地為她講解糾正。
楊慶蘭雖然有些排斥這些資本主義做派，但為了工作，她都學得很用心，進步之快，鄧穎超都直誇她聰明，一點就透。
楊慶蘭晚年依舊記得她第一次和周總理假扮情侶時的情景，那天周總理一身黑西裝，熨得筆挺，一雙黑皮鞋擦得錚亮，頭上戴著一頂燈草皮帽，英氣逼人。
楊慶蘭換上了一身繡花的旗袍，頭發燙成了最時髦的卷發，畫了精致的妝容，還特意將口紅厚塗，為了看著更雍容華貴。
楊慶蘭一米七的個子，為了讓他們看上去更像夫妻，鄧穎超還特地為她準備了一雙漂亮的平底鞋，楊慶蘭才發現那天周總理的皮鞋換成了厚底的，那一次楊慶蘭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受到了周總理的表揚。
在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悉心教導下，楊慶蘭成為了一名優秀的特工，多次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下達的情報工作。
事業漸入佳境的楊慶蘭，也幸運地邂逅了自己的真命天子—黃玠然，黃玠然是周總理的秘書，兩人因為工作的原因相識，在漫長且艱苦的隱秘戰線工作生涯中相知相戀，後經組織同意，結為革命伴侶。
兩人出於安全考慮，計劃晚上九點的時候，於居所附近的一間小酒館舉辦個小型婚禮，邀請戰友們聚在一起熱鬧一下。
他們的想法是時間在夜晚，且地點小，不容易引起敵特的懷疑，可方案報到周恩來處，周恩來還是說此事不妥。
周恩來的意見是婚宴放在晚上確實能避開國民黨鷹爪的耳目，可那小酒館離住處太近了，往來都是熟人，在那裏辦婚宴容易被記住，一對新人乃至參加婚宴的同誌在以後的工作中很容易被認出來，增加了暴露的風險。
同時周恩來也覺得兩個年輕人結婚是人生大事，也不能沒有儀式就草草走在了一起，便做主將婚宴地點改在了中共地下組織在上海的秘密聯絡點。
沒有鞭炮煙花，沒有隆重的婚宴，楊慶蘭與黃玠然在同誌們的祝福下舉辦了一場極其簡單的婚禮。
但是周恩來作為他們的領導、兼代雙方家長，親自給他們主婚、證婚，還對他們給予最誠摯的祝福，由周總理親自操持的婚禮，可是什麽級別的豪華婚禮都望塵莫及哩！
此後楊慶蘭一直工作在革命第一線。新中國成立後，與丈夫黃玠然定居北京，轉業後到了教育口，兢兢業業為祖國培養新一代接班人。
她與丈夫都是黨的高級幹部，但老兩口從不以功臣自居，生活依舊樸素，他們的家，在北京的一棟老舊的居民樓裏，不大的居室，屋裏還是水泥地面、白灰磚墻。
家具也只有一床一桌、兩個舊書櫃，一對50多年前從上海帶來的沙發。
建國後他們夫婦就住在這裏，直到去世。期間相關部門多次要為他們分配住房，改善居住環境，都被他們拒絕了。
拒絕的理由大致就是他們常說的：「當年豁出命去幹革命，不是為了自己錦衣玉食，而是想要貧苦大眾都能豐衣足食。有一方安身之所就滿足了，好資源就留給更需要的人吧！」
戰爭年代裏，在槍林彈雨中搶治傷員、在白色恐怖下獲取情報；和平歲月中，在崗位上默默耕耘，不忘革命初心，無私奉獻。
楊慶蘭的一生，正是在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乃至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湧現出的無數傑出革命女性的一生，她們燃盡了青春與生命，點亮了新中國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