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林語堂的西南聯大之行意外惹爭議
在抗日戰爭中，大家對於物質文明更重要，還是精神文明更重要這一時代命題，有著與今天並不一致的看法。林語堂的聯大之行，就是這一情形最為充分的顯露。
1943年12月中下旬，西南聯大的壁報墻上貼出了林語堂即將來校演講的布告。訊息一出，校內外奔走相告，都期待一睹這位馳名中外的幽默大師的風采。23日上午9點多，聯大圖書館前的民主草坪上，早已擠滿校內外師生和各界人士，大家都是提前等著聆聽林氏演講的。既定的演講時間是10點整，但是林氏遲到了一些。這時，有人便不滿地嘀咕：「林先生的表也許是美國的時刻。」
10:08，林語堂身穿泥褐色絨袍，頭頂青灰色高帽，戴著鑲金邊的眼鏡，瀟灑地出現在師生和各界人士面前。這是他這次來昆存取後的第三次演講了。
演講前，聯大常委梅貽琦對演講嘉賓作了簡要的介紹，說林氏是學校的老教師，曾在清華教過英文，後又在北大任過教。20年前的林先生，是非常壯健的。他曾做過童子軍的隊長，和現在的風度完全不一樣。到美國後，一直以他的筆桿替祖國做了很多事。梅常委補充說：「我說的教師，是教書的教師，不是傳教的教師。」
一開始，林語堂就說：「我很早就聽人說，聯大是一個還可以讀書的地方，同學們在茶館裏念書。前天我曾見過你們的寢室，小小的一張桌子上，不但洗臉，還要讀唐詩。而且，我又見過你們賣書的小貼兒。總括起來，得到兩句話。這就是：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前者驚嘆物質生活的艱苦，後者贊揚精神生活的豐富。（張源潛：【聯大舊事兩則】）
隨後，林語堂話鋒一轉：「我今天所談的，便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他說，由重慶到昆明，途中所見種種，以及在到昆後所住的新村附近，有許多矮小得像DOG’S HOUSE的房屋，所以引發了他的「感想」。他認為，所謂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是分不開的。
林氏談到西方的物質主義的流弊。認為，所謂西方的物質文明，實在是工業革命以後的產物。「我們不要以為西方什麽都好。十八世紀初歐洲的旅館，其狹窄齷齪和我們現有的條件是差不多的。」林氏希望念文科的人，不要用科學方法去衡量他所學習的學科，因為這方面是精神勝於物質。「例如母女之愛、友愛等，不能用純粹的唯物觀點去衡量」，他覺得，太物質了，人們便失去了人性，成為機器。
很顯然，林語堂的演講是以「物質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為其主旨的。可是，他在演講中更多的卻偏重於精神的重要性。為了突出精神文明的重要，而不惜以並不貼切的舉例和觀點展開。這正像一台只有辯方而無攻方的辯論賽，其自論自說的過程本身即充滿了矛盾，因而引起聯大不少同學的不適和反感。當天，就有陶莎、許明、陸高等一群聯大學生憤憤不平地給【雲南日報】寫信，披露了演講內容的其他更多細節，強烈表達了對林氏演講的不滿。
林語堂在演講中認為，人類所以在25年內便有兩次大戰，就全是大家只重物質的結果。他認為，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不能用科學方法，不能註意那些實際的調查統計和自然、社會、經濟的背景。由於他把科學精神看成機械的物質，同學們反問：「這就是‘大師’的‘精神文明’的結果嗎？」
林語堂還表示，「清風明月是物質，至於抽香煙到底是精神還是物質，就有點難說了。」類似這樣奇特的論斷，信中還列舉和反駁了不少。同學們覺得：「我們花了一個鐘頭的寶貴的上課時間，結果卻聽到了這樣一頓教訓。‘物質’上既受損失，‘精神’上又受侮辱。」
從聯大學生寫的信中，我們不難揣摩出林先生當時演講的大概情形。其目的也許是為了鼓勵師生們繼續以昂揚的鬥誌面對惡劣的環境，共創中國教育的奇跡。但是，他過於強調精神的重要性，力圖鼓舞師生們忽略物質的粗陋，從精神中獲取無窮的力量。甚而，還提出做人文學科不應采用科學手段等論斷，這與聯大當時的情形恰好是相左的。當時，在聯大，無論是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統計學等等人文研究，其實都廣泛采取了物質的、科學的研究方法。
24日在昆明【掃蕩報】發表的姓名標示楊曼的文章【聽「幽默大師」講演後】說，他所講的材料「正如我們到本地土館中去吃‘雜碎’，滿滿的一盤，什麽都有，但吃不出真的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我本來就不大弄得清楚，加之聽他一番話，更使我墮入五裏霧中去了，恐怕同學們也一樣的感覺」。
楊曼認為，林先生的文章「不得了」，但是演講水平「不了得」，對其「見面不如聞名」。
其實，在演講當天，【雲南民國日報】等刊登的文章，一多半是持批評語氣的。中文系學生張源潛披露，在24日上午的「西洋通史」課上，蔡維藩教授說看到報上批評林語堂的文章很高興，認為青年人能明是非而辨別之，很了不起。
如今，林語堂先生和當年寫信給【雲南日報】的學生都已作古，唯有「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這句話作為聯大精神的一種高度概括，仍然為人們津津樂道。
一場長達一小時的演講會，能夠閃著光芒地長留在時光裏的，居然只是一句俏皮話一樣的開場白，這是林先生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龍美光）
來源：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