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20日，陜甘寧邊區正是群狼環伺、暗流湧動的處境，邊區高度警覺，保安工作可謂如履薄冰。當時擔任綏德地區保安處長的陳泊，每天都有一項日常工作，那就是查閱保安處抄來的中央領導日程表。
然而，陳泊看到一個新四軍將領的名字後，不由得眉頭一皺，心中警鈴大作，將此人的名字摘抄進了自己的筆記本中。
陳泊素有延安「福爾摩斯」之稱，曾深入國民黨內部屢立奇功，被譽為延安情報界「三大巫師」之一，其心思縝密、能力出眾可見一斑！那麽，令他如此警惕不安的這位新四軍將領又是何許人也？
「虎將」田守堯
此人名叫田守堯，年僅28歲便已身經百戰，立功無數，現任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旅長，可謂年輕有為，前途無限。
田守堯，1915年生人，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新安區一個小村子。（關於田守堯的出生年份，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有1915年、1912年兩種說法，本文采用的是【中國共產黨富縣歷史（第一卷）（1921-1949）】的資料依據。）
和大多數紅軍將領一樣，田守堯家境貧窮，年少時給地主放牛為生，過得窮困潦倒，飽受封建階層的剝削壓迫。直到1929年，共產黨的到來像一股春風，他們致力於讓貧苦百姓們都有房子有土地，14歲的田守堯看在眼裏深感震撼，心中不禁也湧起了一股革命豪情。
於是兩年後，16歲的田守堯主動參加了紅軍，並於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在勞山戰役、榆林橋戰鬥、直羅鎮大捷、平型關大戰、張店阻擊戰、鄭潭口和響水口戰鬥中，田守堯在多次指戰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憑借著出眾的戰鬥意識，立下累累功勛。
可見，此時的田守堯正是一顆冉冉升起的將帥新星，是黨內的一位優秀人才，這也是他獲得來延安學習機會的原因之一。
而且，田守堯並不是第一次來延安。此前，田守堯已經來過兩次延安，稱得上是毛主席的「老熟人」了。
第一次是1936年西征結束後，田守堯奔赴延安紅軍大學學習，一直至同年年底方才結束學業；第二次是1939年10月到1940年6月7日，田守堯一行人離開延安前，還得到了毛主席的親自接見。並叮囑他們「到敵後發動群眾，要講策略，發展統一戰線，團結爭取一切可能團結的愛國力量，共同堅持抗戰」。
而這一次便是1943年3月，當時抗日戰爭如火如荼，為了更好地開展打擊日寇行動，中共中央便向新四軍發來明碼電報，組織小隊奔赴延安學習。這支「赴延幹部隊」共51人，全是團以上幹部。第三師參謀長彭雄與田守堯，則分別擔任正、副隊長。
事情到這裏，並沒有什麽異樣。雖然田守堯來過兩次延安，但1937年夏，陳泊才來到陜甘寧邊區，在保安處從事偵查情報工作。
1942年陳泊因破獲軍統「漢中訓練班」大案，方才在延安名聲大噪。延安人員流動頻繁，陳泊和田守堯所屬部門不同，之前並不認識。再加上中共中央的電報內容屬於機密內容，陳泊作為保安處長可以檢視領導日程表，卻不可能知道領導的工作內容。
抗戰時期的延安
當時的日程表安排是這樣寫的，6目22日上午10時，毛澤東將接見新四軍第三師八旅旅長田守堯。既然是領導人要接見的人員，更要打起十二分的警惕。
所以，當田守堯來到延安後，陳泊單純是因為對陌生人員的慣性警惕。而且就在田守堯到達延安的十幾天前，邊區便發現了兩起武裝特務偷越哨卡事件。有前車之鑒，陳泊當然要更加警惕。
眾所周知，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新時期。當時的中國土地被劃分為三個區域——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陜甘寧邊區便隸屬於解放區。
抗日戰爭時期的陜甘寧邊區政府管轄陜西、甘肅、寧夏三省，延安為首府。1943年年初，陳泊從延安調任到陜甘寧邊區的綏德地區任保安處長，這個綏德就位於陜西省的北部。
陜甘寧邊區地理位置特殊。東邊是黃河和晉綏解放區，邊區政府便透過晉綏解放區與華東、華中一帶聯系；南邊是西安，直通國統區，為兩個區域人民的密切交流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也為日寇奸細以及國民黨軍統特務的潛入帶來了便利。
當時因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當局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對陜甘寧地區的統治地位。明面上雖然承認，但暗地裏卻手段不停。當時國民黨的中統、軍統兩大特務機構，前赴後繼地往延安塞人。其中，比較廣為人知的一位便是電視劇【潛伏】李涯的原型——沈之嶽。
沈之嶽是軍統特務，1938年他以國統區進步青年的身份來到延安臥底。此人性情極為謹慎，陳泊破獲軍統「漢中訓練班」大案時，他也沒有暴露。直到1943年方才暴露身份，而且是他主動暴露——當時軍統成立東南特偵站，沈之嶽毫不掩飾身份，直接出任了站長。
此舉不言而喻，沈之嶽自爆了自己的特務身份。後來史學界也一直懷疑，1941年的皖南事變中我軍損失慘重，其中便有沈之嶽的「功勞」。
延安「福爾摩斯」陳泊
身為保安處長的陳泊，偵查情報經驗豐富，直覺更是敏銳無比，他覺得有問題，便一定要清查到底。於是，在看到「田守堯」這個陌生名字後，陳泊便找到了中央軍委保衛部，拿到了田守堯的報到材料。
這份材料乍一看沒有什麽問題。如前文介紹的一樣，田守堯的出發時間是3月上旬，途經渤海、冀東、平西、晉西北，最終進入邊區。
之前說過，陜甘寧邊區政府透過晉綏解放區與華東、華中一帶聯系。晉綏解放區的主要組成部份就是晉西北、晉西南、大青山地區（綏蒙區）這三個區域。阜寧地區隸屬華東，田守堯從阜寧出發，行至晉西北，再進入延安，這麽看來路線倒也正常。
但路線暫且不論，陳泊此時註意到了一個不對勁的地方：在進入邊區前夕，田守堯曾主動給軍委發電報，稱自己的介紹信遺失了。
陳泊神色陡然凝重，腦內念頭急轉，心裏的主意便有了雛形。此事疑點有二：其一，為何早不發晚不發，偏偏要在晉西北進入邊區時才發電報？
要知道抗戰時期發電報，不是像我們現在用手機發微信這麽輕而易舉。自1931年日軍入侵華夏大地，一個個重鎮要城紛紛淪陷，電信行業深受其害——炮火之下，電信裝置遭到破壞，電信局紛紛停業，原有電信路線已不能維系政府通訊需求。
戰時資源稀缺，「一字千金」的電信行業更是如此。但為了維系前線戰事需求，各大解放區自不會少了電信建設。田守堯選擇來到晉西北兵站再發電報，雖然時間蹊蹺，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其時陜甘寧邊區日寇、國軍虎視眈眈，電報內容大多機密，倘被截獲不僅資訊泄露，本人更有性命危險。田守堯自然明白其中厲害，卻依舊發了這封電報，原因自然就是那封遺失的華中局介紹信。
其二，介紹信是證明身份的憑證，重要性眾所周知，為何卻突然遺失？實在古怪。
抗戰時期的介紹信，相當於古代的路引，現代的護照，證明持有人真實身份、出行目標的「身份證」。當時進入延安有幾種途徑：持有由我軍辦事處開具的介紹信，由中共地下黨黨員幫忙介紹，或持有當地救亡團體的介紹信。
不管怎樣，這個介紹信必不可少。1940年，有位叫沙陵的工人經人介紹想到延安學習，但沒有介紹信，於是只能先在西安呆了一個月。
因為當時的戰爭態勢嚴峻，不少人想去延安就得繞路先到西安。當然到了西安也不能讓你閑著，在西安停留的這段時間，一是用來審查，二是「隔離」，最後還要經歷一場考試，確定你毫無危險性了，才能放往延安。
所以介紹信丟了，那可是件大事！田守堯是來延安學習的，但沒有介紹信，他連延安都進不去，更別提還要與毛主席會面。所以只得發了這封電報，向延安方面說明情況。
想到這，陳泊心頭一驚：此人身份不一般，他即將與毛主席見面！哪怕是再小的疑點也不容忽視，陳泊頓時感到查清此事刻不容緩，於是連忙向黨中央匯報情況，申請暫時取消田守堯與毛主席的會面。
隨後，他又派遣一幹保安處的情報保衛科同誌前往晉西北兵站核實情況。歷經兩天兩夜的辛苦偵查，真相終於水落石出！
「田旅長」的真實面目
原來，早在3月17日，彭雄和田守堯所率領的51人「赴延幹部隊」，在連雲港以東海面撞上日本巡邏艦，幹部隊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依然不放棄生的希望，冒著敵人的猛烈火力拼死爭鬥，帆船上所有船夫卻均不幸犧牲。
眼見如此慘狀，田守堯痛定思痛，於是與妻子陳洛漣帶領幹部隊棄船涉水登岸，以避開日軍火力，且行且打，最終卻在涉水登岸途中被海浪吞噬而死。
田守堯早已經犧牲了！現在身處延安的「田旅長」，只是國民黨軍統得知3·17事件後，特意挑選來冒充田守堯的一個冒牌貨！
勘破「假田守堯」刺殺案7天後，也就是6月29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劉少奇同誌在延安召開了記者招待會，直言有國民黨軍統高級特務蓄意刺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毛澤東。
此事曝光後，國內外一片嘩然，尤其將國民黨當局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國土未收，外敵未除，竟開始同室操戈？猶記當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的起因，便是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復前戒後，此次國民黨軍統的所作所為更是令人心寒。一時間，國民黨當局的公信力受到公眾強烈質疑。
不少人更是認為國民黨當局與日偽勢力有勾結，他們似乎早就知道田守堯會死，所以早早安排了軍統特務李代挑僵，借見面機會刺殺毛主席。更有傳言，說就在3·17事件發生的次日，國民黨便拿到詳細資訊，將海戰的來龍去脈登上了報刊。此間種種，令人細思極恐。
的確，3·17事件和「假田守堯」案都是疑點重重。第一，3·17事件真是偶然事件嗎？第二，為什麽3·17事件後，整整3個月後，延安才知道了田守堯的死訊？
為何假田守堯在沒有介紹信的情況下，依然暢通無阻地進入了延安，住進了招待所，難道整個延安沒有認識他的人？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在戰地記者劉白羽所著的【海上的遭遇】一文中，對3·17事件做了詳細的描述：
「1943年3月，調到延安學習的團以上幹部剛集中到阜寧三師部，下午就得到淮海、蘇北各地的情報：日寇向阜寧合圍。反掃蕩的準備工作開始了……雖然赴延幹部隊一共有51個人，然而卻沒有一個戰鬥員，隨身的武器也不過是駁殼槍和手槍。其中，還有不少女同誌。按照原先的計劃，是過鹽河、淮海、隴海鐵路去延安的路線。彭雄同誌考慮到情況起了變化，便臨時改變了決心，從海上去。」
古人講究做事要「天時、地利、人和」。然而從文中看來，我們的「赴延幹部隊」一樣都沒占上。早在延安方面向新四軍領導機構發送電報時，這封機密資訊就被日偽、國民黨截獲了下來。就好像歡樂鬥地主的時候，我方被迫發了明牌，被敵方看了個一清二楚，開局就是困難模式。
當時2.4萬日偽軍在阜寧一帶進行「拉網式掃蕩」，路上交通關卡重重，小隊迫於無奈，一開始就選了最艱難的一條赴延路線。
海上的遭遇：小沙東海戰
自1938年徐州失陷後，日偽方面故意破壞了北部各地區的抗日根據地與延安之間的秘密交通路線，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軍又持續開辟了5條秘密交通線。
而彭雄決心「從海上去」的這條路線，便是唯一一條海路，也是極不安全的一條路。因日軍海上防禦極其森嚴，交通工具粗陋有限，光是挑選一只適合51人乘坐的大船便已經是大難題。
其次，「赴延幹部隊」共51人，目標相對明顯，容易招惹敵人註意，且戰力孱弱，一旦遇上敵人後果不堪設想。
再者，海上天氣變幻莫測。本來在3月16日晚上，幹部隊一行人就打算乘船前往柘汪口。然而天時不利，船只無法前行，又耽擱了十多個小時。這一耽擱便碰上了日軍的巡邏艦，釀成了後面的慘劇。
然而，當時3·17事件後，彭雄和田守堯夫婦等16名戰士均壯烈犧牲！但八旅政治部主任、時任支部書記張赤民同誌（後改名張池明）和幹部隊其他同誌卻大難不死，成功逃出了敵人的封鎖。
張赤民同誌一行人強忍悲痛，決定先好好安葬16名戰友的遺體，便將他們送到馬鞍山（現在的贛榆縣抗日山）烈士陵園安葬。一直忙活到三月底，張赤民同誌方才率領幹部隊一行人繼續前行，直到9月才抵達延安。
那麽，第二個問題，為什麽直到6月份，延安才知道了田守堯的死訊？是因為張赤民同誌一行人條件過於艱苦，所以沒有機會發電報向中央匯報嗎？
倒也不是，在處理戰亡同誌的後事時，張赤民同誌就已經向新四軍第三師師長黃克誠發報解釋了情況。而此時的黃克誠身處蘇北軍區，與延安相隔千裏。蘇北軍區知道了田守堯一行人罹難的訊息，延安卻不知道。
當時戰火連天，中國各地的通訊並沒有現在這麽便捷。據田守堯妻妹陳克秋回憶，當時她曾向姐姐陳洛漣郵寄信件，得知姐姐犧牲時，都已經是3·17事件幾個月後的事情。
或許黃克誠是打算讓張赤民代為轉述，卻沒想到張赤民還未到達延安，便被國民黨軍統利用了這個資訊差和時間差，直接往延安塞了個「假田守堯」，險些釀成大禍！
不過有人就要問了。前文說過，田守堯到過延安兩次，為什麽這次「假田守堯」到延安卻沒人發現異常，連遺失了介紹信也被輕輕放過？
誰為「假田守堯」放了水
說法之一，是說當時田守堯在蘇北區打了不少勝仗，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延安地區的人民對其十分崇拜信服，於是在這層英雄濾鏡下，並沒有理會「假田守堯」遺失介紹信一事。
這個說法有待商榷。眾所周知，延安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搖籃，其政治意義極為特殊。因此，我軍對所有進出邊區的人員、信件、物品有一套嚴格的檢查制度。
當時邊區專門在各大交通要道設定了行旅檢查站。對通行證、護照、路條的檢查尤為謹慎。如果來人並未攜帶有效檔，我軍是可以將其暫時扣留的。
奇了怪了，那這個田守堯在遺失了介紹信的情況下，是如何進入延安的呢？是憑借他的三寸不爛之舌口燦蓮花，還是那一份也許稱得上翔實的（偽）報到材料呢？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其二，是一些猜想，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資訊差和時空差。此前，不論是日特、中統還是軍統，要麽正面派遣特務前往延安，大多偽裝成進步人士或者青年學生；要麽直接滲透平民百姓，收買行商小販、貧農乞丐。
延安這邊雖然時時警惕，卻也沒能想到會冒出一個「假田守堯」。首先，田守堯雖然來過延安兩次，但年歲漸長容貌變化，不可能和照片一模一樣。再者，「假田守堯」來到延安不過數天，接觸的人事有限，軍統又為其做了充足準備，手握報到材料底氣十足，蒙混過關也是有可能的。
事隨時移，疑雲亦隨風流散，唯有真英雄的名字仍熠熠發光，流芳後世。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田守堯赫然在目。
2019年12月31日，在陳洛漣的家鄉——樂清市政府為其舉辦了「陳洛漣烈士誕辰100周年紀念會」。萬裏河山今又春，豐碑永矗慰英魂。雖然時移事易，但中華兒女永遠不會忘記昔日革命英烈們的豐功偉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