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於193年1月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
遵義會議召開前，教條主義在全黨占據統治地位，尤其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 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中國革命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遵義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再次進入核心領導層。當時，作為黨中央領導成員之一的王稼祥在這一過程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多年後，毛主席曾多次感嘆：
「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此後，王稼祥徹底脫離了以王明為首的「左」傾中央，並開始堅定追隨並支持毛澤東同誌。
初到中央蘇區，虛心學習軍事
1930年3月，在蘇聯留學的王稼祥回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 這時，他是王明路線的積極支持者。
1930年12月28日至次年1月3日，蔣介石集結兵力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圍剿」，在毛澤東和朱德的指揮下，紅一方面軍接連打下勝仗，殲敵1.3萬多人，繳獲大批物資。 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令人振奮，戰士們信心滿滿。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占了領導地位。 六屆四中全會後，王稼祥主動要求赴中央蘇區工作。
就這樣，王稼祥踏上了剛剛打通的從上海到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輾轉多日後，王稼祥一行人於4月抵達中央蘇區。
這時，由於第一次「圍剿」的失敗，讓蔣介石十分憤怒。為了將共產黨的革命火種徹底消滅，蔣介石又下令調集了18個師另3個旅共約2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起了第二次「圍剿」。蔣介石集團在吸取了第一次失敗的教訓，不止在兵力上增加了一倍，在作戰方式上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兵分四路，穩紮穩打，向中央革命根據地步步推進。
王稼祥一行人便是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抵達中央蘇區的。
為了打破蔣介石集團的「圍剿」，蘇區中央局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然而，這次會議上意見分歧較大，對於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未能達成一致。
4月17日，會議繼續進行。王稼祥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不過，由於他剛剛抵達蘇區，對當地形勢一知半解，加之他本人也並沒有作戰經驗。因此， 王稼祥將這次會議當做了自己學習的機會。
會上， 關於「將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和「分兵退敵」的主張，毛澤東堅決反對。 他指出： 依靠根據地有利地形，誘敵深入，可以擊破敵軍的「圍剿」。 起初， 只有朱德、譚震林等少數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由於這是個關乎生存的戰略問題，毛澤東提議擴大會議範圍。於是，在各軍長、政委、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出席的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的發言得到了許多高級幹部的支持。毛澤東在會上指出：
「第二次‘圍剿’的敵軍雖多，但均非蔣介石的嫡系，且各軍閥之間矛盾重重，指揮不統一，地形不熟悉，供給困難，官兵恐懼同紅軍打仗；紅軍剛打了勝仗，士氣旺盛，官兵一致，地形熟悉；根據地群眾仇恨敵人，擁護紅軍，能積極配合紅軍。因此，紅軍打破國民黨軍隊的這次‘圍剿’的條件比第一次反‘圍剿’時還要好，勝利的可能性更大。」
會議作出了在根據地內打破敵軍「圍剿」的決定後，毛澤東緊接著又提出了具體作戰方針，經過進一步討論，會議采納了他的建議。
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上受益匪淺， 這些高級幹部們長期堅持鬥爭，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尤其是毛澤東，不僅能夠作出是否應戰的決定，就連具體作戰方針，戰後發展等有相當透徹的見解，而且他在敘述過程中很有說服力。
幾天後，王稼祥專門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向他討教軍事問題。 兩人簡單寒暄過後，便開始了交流，從他們各自的經歷到馬列主義、從反「圍剿」作戰到根據地的發展壯大……
在跟毛澤東的交流中，王稼祥越發佩服這個比自己大十幾歲的紅軍領袖。他又問了毛澤東一個十分好奇的問題： 「這次會議制定作戰方針，討論先打強敵還是先打弱敵的時候，有人提出要先打強敵，而你主張打弱敵。從戰略上講，不是應該先打強敵嗎？一旦打敗了強敵，弱敵不就望風披靡了嗎？」
毛澤東笑著解釋道：
「戰略上也有先打弱敵的道理，這也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有這樣的話：‘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不過，我在討論時不用這些，而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去說服大家。」
此後，王稼祥多次向毛澤東討教軍事問題，並對他的決定給予支持。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作戰方針在第二次反「圍剿」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反「圍剿」剛剛結束不久，國民黨軍隊便發起了第三次反「圍剿」。為積極備戰，王稼祥發表了【努力準備第三次革命戰爭】的文章。可以看出， 短短三個月，王稼祥已經從對軍事一知半解到開始懂得軍事，甚至能夠參與作出戰略決策了。
第三次反「圍剿」在毛澤東和朱德的正確指揮和全軍上下團結一心的努力作戰下，取得了勝利。
王稼祥在反「圍剿」戰爭中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曾說：
「王稼祥參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圍剿’戰爭。當時，我們感覺到若是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同誌贊助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
當時，不少人對王稼祥的初印象便是一個剛從莫斯科回國的知識分子幹部，雖然有較高的理論水平，但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後來， 在相處中，大家發現王稼祥有遠見卓識，他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跟當時的革命條件是相符合的，也跟毛澤東的主張相符合。
遵義會議，王稼祥一語驚四座
在跟毛主席相處的日子裏，王稼祥漸漸認識到了真正的毛澤東，他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革命家，而且已經開創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此後，他的軍事和政治觀點也越來越傾向於毛澤東。
1932年10月初，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江西寧都舉行， 會上，毛主席被調離前線，同時被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 會上，王稼祥發表了一番震驚四座的講話，他說：
「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漸認識到了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東西……我認為毛澤東同誌仍然應該留在前線，繼續指揮紅軍作戰。即將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正需要毛澤東這樣的指揮者和領導人。總之，我的意見是：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王稼祥的話令與會者十分震驚，就連毛澤東聽後也有些反應不過來。會前，毛澤東雖然已經感受到了王稼祥思想的變化，但他能夠堅決反對「左」傾錯誤路線，幫自己說話，還是令毛澤東感到震驚。 從這一點上看，也說明王稼祥已經放棄了「左」傾錯誤路線。
為了向與會人員證明自己的觀點，王稼祥再次說道：
「大家也都知道，我跟毛澤東同誌並不是故交，認識的時間也不長。不過，我跟王明、博古等同誌倒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還是同鄉。我不贊成王明等同誌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澤東同誌的主張，相信不會被人認為是在搞什麽‘小團體’或是‘宗派主義’了吧。」
然而， 王稼祥的支持並沒有改變「左」傾路線領導人在黨內掌握中央大權，毛澤東還是離開了領導崗位。 此後，紅軍在作戰和建設過程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 王稼祥公開對「左」的教條主義表達了不滿， 甚至氣憤地指責李德： 「像他這樣指揮紅軍，哪能不打敗仗。」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進行長征。 經過毛澤東的努力，他跟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得以結伴而行。一路上，三人最終在軍事、政治思想上達成一致。 毛澤東在回憶起這段經歷時，曾說： 「王稼祥同誌從長征一開始，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
同年12月，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公開批評中央軍事路線，博古等人跟大多數同誌之間的分歧越發突出。12月18日，黎平會議上，三人的軍事主張占據上風，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得到采納。
不過，黎平會議後，王稼祥深刻意識到： 「如果繼續讓李德和博古掌握軍事大權，錯誤的指揮就不可避免，必須更換軍事領導。」
於是，他主動對毛澤東提到： 「到了遵義要開會，把他們‘轟’下來。」
毛澤東說： 「好，我贊成。」
1935年1月7日，紅軍在突破烏江天險後，占領了貴州北部重鎮遵義。紅軍在這次行動中突然改變行軍方向，成功甩掉了前後夾擊的敵軍，在遵義獲得了十多天的休整時間。遵義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的。
這次會議是黨攸關生死的一次會議，為了開好這次會議，王稼祥、張聞天、毛澤東事先準備好了發言提綱。
會議在博古的主持下召開，會上，他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作了總結，並承認了一些無關緊要的錯誤，堅持認為失敗跟錯誤的軍事領導沒有關系。 博古作報告時，毛澤東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本折疊起來的毛邊紙，一邊聽著博古的報告，一邊在紙上寫著什麽，不一會兒功夫，已經寫了好幾頁。
博古做完報告後，會場一片安靜，沒有什麽掌聲，或許是大家對他的報告不感興趣，也或許是開會時沒有鼓掌的習慣。博古有些尷尬地說道： 「下面請主持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同誌作軍事報告。」
坐在座位上的博古，默默收拾了桌子上的報告提綱，十分留神地註意著大家的面部表情，想要借此看出他們的態度。 越想看清大家的態度，他就越緊張，一雙眼睛透露著焦慮的情緒，有些誠惶誠恐的樣子。
周恩來發言結束後，會場沈默了許久。博古說道： 「大家對這兩個報告有什麽看法？請大家講一講。」
在座的同誌們互相擡頭看了看，似乎在思考些什麽。這時，毛澤東第一個表態，他直言不諱地說道： 「我不同意博古同誌的報告。」 緊隨著又響起了許多不同意的聲音 。洛甫、在躺椅裏的王稼祥……
毛澤東、王稼祥、洛甫、朱德、聶榮臻等人先後發言，大家對錯誤的軍事領導進行了批評，並紛紛表態支持毛澤東。
盡管眾人都已經表態，但誰都沒有提到最高權力和未來由誰擔任黨和紅軍最高領導人的問題。 雖然大家已經在心裏一致預設毛澤東是最合適的人選。最終，王稼祥提出了這一敏感的問題。
王稼祥說： 「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於其他原因，客觀因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
緊接著， 王稼祥提出應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並由毛澤東這樣有實際經驗的人指揮紅軍。 王稼祥在這一緊要關頭堅定選擇投毛澤東一票，這一票的分量十分重要。因為 他是從王明、博古的「左」傾陣營中走出來的第一人，而且還如此堅定不移地支持毛澤東，這實際上是宣告了王明「左」傾路線的破產和失敗。
遵義會議成立了 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也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王稼祥主動請求分配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因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毛病，王稼祥的身體一直不好，1969年，他跟妻子朱仲麗又到了河南信陽。1970年，王稼祥因高燒不退被送回北京治療。
1972年，在醫生的照料下，王稼祥的身體漸漸恢復，他迫切想要繼續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做貢獻。
思考再三，王稼祥決定給周總理寫一封信。信中，王稼祥寫道： 「我想做一點點工作。雖然我長期有病，聽力又不好，但我的腦力每天還能勞動幾個小時，閱讀能力也有一些。我特函請總理在萬忙之中，考慮我的情況，能否分配我一點外事調查研究的工作。」
周總理仔細看後，在信上批示道： 「我同意王稼祥同誌進行外事調研工作的請求。如果主席同意，請批示，以便能向中央報告。」
很快，這封信又送到了毛主席的桌上。毛主席看後，想起了跟王稼祥同誌曾經相處的點點滴滴。 1973年，王稼祥再次當選為中共委員。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病逝世，他還沒有到自己想要去的外事調研崗位上工作便倒了下來。 1月30日，王稼祥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鄧小平致悼詞：
「王稼祥同誌幾十年來，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積極工作，認真負責，為人民服務，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