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年，張學良所領導的東北軍，由於種種原因，不願意成為蔣介石剿滅共產黨的工具，而蔣介石更是親自飛赴西安，強迫東北軍對紅軍動手。
然而，張學良堅決反對，並多次勸諫蔣介石，但都沒有得到回應。最終，被逼無奈的張學良，與同樣被蔣介石逼迫剿共的陜西愛國將領楊虎城共同發動了兵諫，並扣押了蔣介石。
在這場兵諫中，東北軍青年將領孫銘九表現英勇，率先活捉了蔣介石。那麽，孫銘九在活捉蔣介石後，又經歷了什麽呢？
解放後，他又身在何處？
孫銘九是東北軍中青年才俊的代表，他與應德田、苗劍秋合稱為東北軍的「三巨頭」，也是張學良親自培養的親信。
孫銘九，東北出身的他，生長在一個動蕩不安、各路勢力交錯的社會環境中，這使他從小就樹立了誌向，想要出人頭地。
他後來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學成歸國後，曾在中國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後來透過留日同學的介紹，進入東北軍閥行列，成為一名重要的軍事人物。
盡管環境復雜多變，但孫銘九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最終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孫銘九在天津市公安局的頂頭上司，局長是個正直純潔、忠誠勇敢、堅決抗日、踏實肯幹的人。因此，張學良把孫銘九留在身邊擔任隨從參謀。
不久後，他進入新設立的「隨從參謀秘書室」，負責東北軍軍官的人事檔案管理和調查考評。孫銘九與應德田、苗劍秋等東北軍少壯派有許多共同之處。
他們在政治上認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在地方的領袖地位，都曾留學海外，見識過工業化國家的風貌，研究過當時較為先進的政治理論。
他們的腦海中混雜著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
張學良與楊虎城共同抗日 1935年11月，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他帶著東北軍移駐陜西、甘肅，希望能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地，保家救國。
然而，在與紅軍的交戰中，東北軍屢戰屢敗，損失慘重，這讓張學良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產生了懷疑。
於是，他開始與中共方面積極接觸，並聯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陜軍領袖楊虎城，共同抗日。張學良還整頓部隊，更新人事，放手使用青年幹部，這使得孫銘九等人很快嶄露頭角。
1936年7月，張學良效仿蔣介石的「復興社」，秘密建立了核心組織「抗日同誌會」。該組織由70余名東北軍青年軍官和部份中共地下黨員組成，其中孫銘九擔任行動部長。
孫銘九等年輕軍官負責組織秘密抗日活動，聯系中共，以及選拔和培訓年輕的軍官代替老舊軍官。這個組織吸引了一大批陜軍青年軍官的參與，使得「少壯派」的力量在軍中逐漸壯大。
孫銘九也是張學良最信任的成員之一。
張學良為提升基層政工幹部能力，招募大中學生組建「學兵隊」，由孫銘九進行管理和訓練。在張學良、楊虎城決定對蔣介石進行「兵諫」的1936年12月12日，孫銘九主動請戰，親內建兵「逮捕」蔣介石，堅決執行張學良的命令。
因此，孫銘九名噪一時。
孫銘九在1936年12月10日向張學良主動提出，他要帶兵去臨潼抓蔣介石。張學良對孫銘九的請纓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本來就不放心交給別人。
孫銘九是張學良最信任的人，但是蔣介石是國家領袖，擁有大量的嫡系軍隊和特務，因此抓他的行動有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張學良正為如何向孫銘九啟齒而困擾，卻不料孫銘九心領神會地站了出來。張學良也激勵孫銘九，並承諾成功後將給予豐厚的獎賞。
12月12日淩晨，孫銘九率領衛士，逼近了西安附近的臨潼華清池。據說，華清池是唐朝楊貴妃洗浴的地方，也是西安周邊著名的景點，蔣介石此次到西安就下榻在此。
這次行動極其危險，如果蔣介石逃脫，沒有籌碼在手的東北軍可能會面臨蔣介石軍隊的圍攻。因此，孫銘九感到無比緊張，他連看都來不及看華清池的景色，只是催促手下的士兵迅速進攻。
蔣介石住在華清池的一座仿古建築五間廳內，他的隨從和衛兵發現有人在黑暗中進攻，也立即開槍還擊。
在華清池的戰鬥中，蔣介石的貼身衛兵們都使用了精心挑選的武器，配備了輕機槍和20響連發的手槍，火力遠勝於孫銘九帶領的士兵。
激烈的槍聲中，雙方都有人員傷亡，有的士兵中彈後直接跌進了荷花池。兩軍僵持不下，孫銘九心急如焚，決定率領幾名士兵悄悄繞到五間廳的二門，利用匍匐前進的方式避開蔣介石衛兵的槍火，並從一條小道成功進入了五間廳的平台。
占領平台後，孫銘九等人迅速占據了優勢，他們集中火力向五間廳的侍衛們猛烈開火，導致對方傷亡慘重。
蔣介石的衛兵已無力再抵抗，被困於下一間房間。掃清障礙的孫銘九立刻奔向蔣的臥室，但房門已被踢開，床上的被子淩亂，桌子上留下假牙和一條未系好的武裝帶，表明蔣剛起床並迅速離去。
這時，西安大本營的指揮部打來電話，孫銘九匆忙接聽，不知前方發生了何事。
接通電話，他立刻聽到了張學良與楊虎城交談的嗓音，立刻向張學良匯報。張學良詢問蔣介石的所在位置，孫銘九坦誠相告，說還沒找到，但他的床鋪還熱乎著，應該不會跑遠。
聽聞此言，張學良勃然大怒，命令孫銘九如果天亮還未找到，就將他的頭顱提來見他。此時雖然已經與蔣介石兵戎相見，但若讓他逃脫，東北軍將失去談判的資本，後果難以預料。
孫銘九深感事態嚴重，立刻出門尋找蔣介石。這時一名士兵跑來報告，在後面的山墻下發現了一只皮鞋，墻頭上還有翻越的痕跡。
孫銘九立刻指揮士兵前往搜查，只留下少數人在華清池清理戰場，以防萬一，其他人全部上山尋找。
他命懸一線，警告手下：找不到蔣介石，他的人頭不保，現場所有人同樣面臨生命威脅，即使蔣介石藏匿於地縫，也要逼出他。
終於，在黎明前的半山腰，一名士兵被抓住，經逼問，得知蔣介石的族侄正在搜尋蔣孝鎮。就在此時，有士兵大喊發現了蔣介石，只見一個瘦長的身影慢慢從石頭中間走出，原來蔣介石躲在石洞中，聽到聲音，知道無法逃脫，便主動現身。
孫銘九立即走上前去，邀請蔣介石一起見張學良和楊虎城，然而蔣介石卻擺出一副架子，聲稱自己腰部受傷，無法行走一步。
孫銘九告訴他山下有汽車，至於下山這段路，他願意背著蔣介石。蔣介石無法推脫，只好跟隨孫銘九下山。後來，蔣介石在日記中記錄了這個晚上的經歷，稱孫銘九見到他後就下跪叩頭。
但孫銘九聽到這個說法後，立刻大呼冤枉，堅稱自己是一個充滿愛國熱情的年輕人，絕不可能給蔣介石下跪。不論當時孫銘九和蔣介石之間的交流如何，孫銘九成功地將蔣介石活著帶了回去，沒有辜負張學良的期望。
蔣介石被捉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註。南京方面立刻派遣中央軍壓向陜西，試圖迫使東北軍和陜軍釋放蔣介石。
局勢一度十分緊張，雙方僵持不下，仿佛隨時可能爆發沖突。在此關鍵時刻，共產黨挺身而出，成功緩和了緊張局勢。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周恩來親自前往西安，與東北軍和陜軍進行協商，最終達成了釋放蔣介石，和平談判，以及建立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共識。
團結一致，是抗日的關鍵。紅軍與東北軍、陜軍達成了默契，共同進退，成立了「西北軍事委員會」，共抗敵寇。孫銘九因活捉蔣介石而被提拔，成為抗日先鋒總隊總隊長。
然而，東北軍、陜軍和紅軍的聯盟因孫銘九等人的行為而瓦解。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因對蔣介石的信任和與宋家的親密關系，護送蔣介石回南京，但張學良因此被扣押並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周恩來預見到了危險，但未能阻止。
南京不僅扣押了張學良，還要求東北軍、陜軍離開西安，調往其他地方。當這個訊息傳來時，留守西安的東北軍也陷入了混亂。
張學良留下了一批東北軍的老將領，如王以哲和何柱國，他們主張和平解決，並要求南京先確定張學良的職務和名義，然後再討論派駐外地的方案。
然而，孫銘九等年輕的東北軍將領堅決反對和平解決，他們表示只要蔣介石不釋放張學良，他們就將與南京戰鬥到底，並對東北軍高級將領的和平主張表示不滿。
由於雙方意見不合，沖突逐漸升級，最終在1937年2月2日淩晨，孫銘九等人刺殺了王以哲等東北軍的老將領，整個西安城籠罩在了恐怖的氣氛中。
西安事變發生後，東北軍和陜軍均不願再引起爭端。孫銘九等人的激進行動未能獲得軍隊的支持，反而導致了人心不穩。
西安的楊虎城甚至下令通緝他們，以穩定軍心。然而，西北軍的分裂已無法挽回。這時，孫銘九意識到自己闖下了大禍，無法挽回，走投無路的他只能向紅軍求救。
他見到周恩來後，立刻跪下並向周恩來請罪。周恩來扶起他，和藹地告訴他：不要這樣，認識到錯誤就好。然後告訴他營救張學良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東北軍內部團結一致，共產黨也會始終支持東北軍的正當行動。
為了保護孫銘九免受東北軍元老派的報復，周恩來派當時在東北軍的黨代表劉鼎，護送他和相關人員秘密前往陜北紅軍駐地暫避，保證了他們的安全。
孫銘九曾在陜北躲避兩個多月，之後被秘密送往北平，又前往天津隱居。這段經歷讓他心態消極，只想先隱居避過蔣介石的報復。
隨著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共產黨呼籲全民共同抗日，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孫銘九不但沒有參加抗日軍隊，反而做了令人不齒的漢奸。
孫銘九出生在東北，和日寇有著家仇國恨，原本是堅定的抗日分子。從西安逃到天津後，他去了上海，失去了經濟來源，生活十分困難。
然而，他仍抱有成就事業的想法，曾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有一些日本軍界的關系。
孫銘九曾因不滿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一度與我軍站在同一陣線。然而，1943年，他受日本關系牽線搭橋，被汪精衛的曲線救國理論迷惑，竟成為汪偽政府的一員。
他企圖自己組織一支隊伍，但最終淪為了汪偽政權的漢奸，甚至擔任了偽山東省保安副司令。抗日戰爭結束後，他投降國民黨政府，又被派往東北與我軍對抗。
然而，1947年，他逃離東北，輾轉來到香港，最終在上海定居，未曾返回大陸。
孫銘九在西安事變後的經歷，使他在解放後的政治審查中成為重點。他曾經在東北戰場上和我軍敵對，並在汪偽政府擔任高級官員。
盡管有這樣的過去，但經過仔細調查，我們發現他並沒有參與過屠殺抗日軍民，也沒有任何血債。
孫銘九在解放戰爭東北戰場的經歷，據他自己所說，他在抗戰勝利後前往東北尋找中共黨組織，並接受黨的工作。盡管這個說法沒有得到可靠人的證實，解放後也沒有被采信，但孫銘九始終堅持他的說法，並在1981年撰寫了一篇文章。
孫銘九曾被東北解放軍俘虜，關於他在東北的任務，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有人稱他在東北負責發展特務機構，炸毀中共軍火庫，策劃刺殺中共領導人，但這些都缺乏證據支持。
無論他接到何種命令，他都沒有在東北戰場上做出任何有效的行動，未能對中國共產黨我軍構成實質性的威脅。
盡管中國政府經過了嚴格的審查，但他們還是因為孫銘九在西安事變中的貢獻，決定恢復他的自由。此後，上海市政府還聘任他擔任參事，他在上海安定地生活，並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上海市政協委員等職上任職。
從解放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孫銘九在【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關於他所撰寫的「西安事變」捉蔣過程的回憶文章。
此外，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彩色寬銀幕電影【西安事變】也按照他的說法重現了這一歷史行程，使得他「捉蔣第一人」的形象廣泛傳播開來。
對於孫銘九在「臨潼捉蔣」中的具體貢獻，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爭議。雖然有些人認為孫銘九只是參與行動的衛隊第二營營長，但也有人認為他是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衛隊一營成員。
這一問題在1981年全國政協文史辦副主任兼【西安事變史】編輯組組長張魁堂主持的「關於華清池捉蔣和二·二事件真相辯論核實會」上得到了一些當事人確認。
雖然關於誰親手抓住蔣介石依然存在爭議，但這段公案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對此，西安事變的親歷者，楊虎城的長子楊拯也提供了重要的證詞。
西安事變發生時，楊拯民年僅15歲，卻已多次跟隨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城中行動，親歷了許多歷史事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被問及到底是誰在驪山親手抓住蔣介石時，他非常堅定地說：當年是孫銘九立了大功，張學良立即拿出大量銀錢賞給他。
如果人不是孫銘九抓的，那麽張學良為什麽要賞給他而不是賞給別人呢？現在自稱捉住蔣介石的人，當時為什麽一聲不吭，不出來領賞呢？
這是楊拯民的觀點，但無論如何，當時孫銘九在活捉蔣介石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是無庸置疑的。
自從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與孫銘九就失去了重逢的機會，但他一直掛念著那個曾經忠實跟隨他的青年軍官。1990年，當有人問及張學良，如果有機會再次存取大陸，最想見的人是誰時，他毫不猶豫地提到了孫銘九。
1991年8月，沈默了多年的張學良在台北一家飯店接受了日本NHK電視台導演長井曉的專訪，首次向外界披露了當年那段歷史往事。
不久之後，長井曉來到了上海，他專程找到了孫銘九，並為他播放了采訪張學良的錄像，告訴他張學良將軍一直掛念著他。
看著螢幕上幾十年未曾謀面的張學良少帥，孫銘九也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2000年4月8日淩晨，孫銘九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2歲，遺憾的是，至死他都沒能再見張學良一面。關於孫銘九，盡管存有爭議，但他的生平仍然是未解之謎。
至於他自己對過去的評價，我們無從得知。在他死後，他選擇了簡樸的喪事，不鋪張，不哀悼，並決定將自己的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孫銘九以他的大義表達了他想要以純潔、淡然的態度離開的決心，留下的只有後輩們的紛爭。
孫銘九和張學良的生死相隔大約一年半左右，孫銘九於2000年4月離世，而張學良於次年10月去世。在孫銘九離世時，張學良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而他的家人是否告訴他這個訊息，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果張學良得知，他可能會因此感到痛苦不堪，因為孫銘九是他在東北軍時期的重要夥伴，他的離世也是張學良生活的一個重要節點。
另一方面，如果張學良不知道，那麽可能是他的家人出於對他身體健康的考慮，不願意讓他受到過多的刺激。無論如何，這個決定都是出於對張學良的深深的關心和照顧。
曾經的戰友，在一年後，卻在人間與世隔絕，留給親人們無盡的悲痛和哀傷。回想起1936年的西安事變，心中充滿了各種思緒，當時的孫銘九，又怎麽想到自己的人生會走向如此偏軌。
解放後的孫銘九，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照顧，度過了寧靜的晚年，然而，在解放前，孫銘九曾經為抓捕蔣介石做出了貢獻，也曾經遭受過漢奸的欺辱。
在時代的動蕩中，一個人的人生軌跡，無法用言語完全表達出來。然而，從孫銘九的經歷中，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和高尚，同時，也更加明顯地看出當時以蔣介石為首和汪精衛為首的政治勢力的卑鄙和無恥。
【回首孫銘九】：一位抗日英雄的故事，【黨史博覽】1999年6月特別報道；【東北軍「三劍客」結局揭秘】：一段塵封的歷史，【黨史縱橫】2015年10月深度解析。
